魏晋南北朝时期行旅诗研究

行旅诗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蔚为大观。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类别，行旅诗以其特有的成绩奠定了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上的地位。本文以行旅诗为研究对象，从纵向上来考察其在魏晋南北朝各个阶段发展嬗变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的隐逸与山水旅游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纷扰、玄学的感召使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士大夫遁迹山林、寄情江湖,而在山水旅游方面留下隐逸的文化创造。山水从纯粹的道德伦理象征变为人们畅神娱性的自觉审美对象;山水游览之作大量涌现;自然景观通过士人的登临吟咏而显名于世     

试论魏晋南北朝诗序的文体演进

作为一种文体，序产生于两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序文的数量及类型更为丰富，并在文体特征、表现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与两汉不同的面貌，成为一种具有文学性的独立文体。这一发展变化的关键，是由于别开生面的宴集诗序的出现。诗序出现于汉魏之际，成熟于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诗序篇幅加长，独立成文，内容上不再局限于叙述说明写作缘起等，而往往借题发挥，自抒胸臆。魏晋南北朝文学性浓厚的诗序不仅丰富了序文创作，也直接促进了唐代赠序的产生。     

魏晋南北朝的里

里是从先秦宗族聚居群体发展起来的属于"国"中的一级行政区划,进入秦汉,里演变为一个既代表户籍编制单位、又同时是一级基层组织的特定概念.在魏晋南北朝,里作为一级带有户籍编制意义的基层组织,并不等同于村;里主要出现于城市以及与城市相关的人口密集地域,并因而形成与村的地理差别.     

魏晋南北朝社会控制思想三题

魏晋南北朝复杂的社会现状和众多的社会问题促使时人对如何进行社会控制作深入的思考.对统治阶级的不道行为加以匡正或制裁的主张、开明和具有远见的处理民族关系的理念、从玄、佛、道思想的角度为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控制出谋划策等,均构成这一时期社会控制思想独特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城市的粮食供应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持续动荡和战乱频仍等多方面的原因,大量的国家编户为了生存的需要而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以求得庇护,使得城市的粮食供应遭遇很大困难。粮食安全成为关乎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政权根据当时的实际,纷纷制定自己的粮食政策,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保障粮食安全,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满足京都和地方城市的粮食供应。     

魏晋南北朝妇女的家务劳动

魏晋南北朝妇女的家务劳动,主要有食物烹饪、纺织缝纫和照顾老人等。这些家务劳动,对社会的贡献往往被忽视,在历史记载中也不占重要地位。对这个时期妇女家务劳动的情况作初步探索,有助于揭示妇女家务劳动对人类社会进步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文学批评

妇女的文学批评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了初创时期.首要表征在于从"人物藻鉴"发展为专门的文学批评,并出现了如<与妹刘氏书>等一批论著.特征之二是确立了一种明显具有女性特征的批评范式"以诗论诗,卒章见志":东晋才女谢道韫以其形象化的批评方式深远地影响了时人及后人;早见于<诗经>的"卒章见志"在这一时期有了质的飞跃,两相结合,成为了一种时代风尚.     

魏晋南北朝的离婚问题

离婚是婚姻破裂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离婚现象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因政治原因而离婚，也有因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因丈夫的贪淫好色而离婚，传统的因女性无子、不孝而离婚亦仍然存在。不仅男性有离婚的特权，女性也可以主动离婚。离婚对于男女双方的影响是久远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的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与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     

魏晋赠答诗的兴盛及当时诗人的交流心态

文人相与赠答之诗 ,始于汉末 ,盛于魏晋。现存魏晋各类诗歌 ,在数量上以赠答诗居第一 ,在质量上 ,赠答诗也堪称上乘。当时诗人以赠答诗为心灵交流的重要手段 ,并赋赠答诗以“新诗”、“嘉诗”等专门名称。这些赠答诗人 ,主要出于邺下文人、正始文人、东吴遗少、二十四友、兰亭诸友等文化群体 ,赠答诗与之相应 ,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魏晋赠答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人的交流状态及复杂的交流心态 ,凸现出魏晋诗人珍惜生命、张扬个人价值的基本心态     

从《搜神记》看魏晋时期的个体意识

《搜神记》作为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记载了魏晋及魏晋以前的怪异之事,反映了社会的动乱,体现了魏晋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从《搜神记》文本出发考察其中所展现的魏晋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可以挖掘出儒学衰微,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真正原因。     

论汉魏诗歌在《沧浪诗话》评价体系中的地位

严羽《沧浪诗话》评论“以盛唐为法”,但我们并不能据此简单推定汉魏诗歌在严羽的评价中逊于盛唐。他在高度赞赏汉魏诗歌的艺术成就的同时,积极地寻求,并最终在盛唐诗歌中找到了自己的诗歌理想。汉魏诗歌在严羽的诗歌评价体系中．起着参照作用,即其作为高古真纯的诗歌类型,与盛唐诗歌做对比,并验证后者在内容与艺术结合方面相对更高的合理想度。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书法的审美取向

魏晋书法的率真、简淡、妍美等风格,与<世说新语>所展示当时名士求真、尚简与爱妍的趣尚互为表里.考察<世说新语>,将有助于我们解读魏晋书法.     

《文心雕龙》与魏晋南北朝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诗歌独特的文体体制规范逐步形成，确立了诗歌的审美特征。尤其是《文心雕龙》，无论是在语体、文体还是作家风格、时代风格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诗学理论发展有巨大影响。     

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

作为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经》在主题意境、典故语汇、表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亲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魏时期的亲情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秦已具雏形的思妇诗、闺怨诗、悼亡诗,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各自的类型特点以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汉魏亲情诗学习了《诗经》复沓迭章、比兴等手法和《楚辞》的寄托方式,写景托情,情景交融,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和感情。可以说,经过汉魏时期,亲情诗在表现人伦亲情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较为多样的风格和题材(主题),成为独立的诗歌类型,从而迎来了是中国亲情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略论魏晋风度对《红楼梦》的影响

狂放傲世、饮酒避世是魏晋风度的两个主要表现形式,曹雪芹及其《红楼梦》明显受到它们的影响,这在曹雪芹身上及《红楼梦》书中都有清楚的反映。     

从身心到艺术：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

魏晋名士艺术境界的形成路径清晰而富于哲理,他们通过心身外在表现的审美追求以获得艺术对象审美外观的人格化,通过“远”之本体追问与“远”之身体探寻来实现人生和艺术的玄远境界,使得“心”臻至“无”之境与“美”臻至“无我”之境在人生与艺术层面完美融通。如此,魏晋名士与肉身以及欲望存在的自我渐行渐远,而生命精神却始终作为不可或缺的逻辑线索,延续于人生、艺术之中,成为艺术精神和人格蕴含的内在逻辑线索。     

魏晋南北朝文人歌辞传播与诗歌史意义

魏晋南北朝文人结集风气盛行,歌辞集、存于文人总集别集中的辑录歌辞等歌辞文本传播方式的产生, 使歌辞的文化功能出现分化与转移：文人歌辞音乐意义之外的诗性特质开始受到重视,歌辞离开音乐而独立生存于社会的价值得到认可。文本传播作为传统的音乐传播方式外的新生之物,所带来的文人歌辞从音乐意义向歌辞诗性意义的转移尤其引人注目,于是在诗歌创作内容、生存方式、诗歌创作观念等方面均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从而使中国诗歌发展获得诸多创新变化的历史机遇。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