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行为二元属性之困惑 ——以澳门终审法院第23/2005号上诉案的争议为视角

澳门法将公立医疗机构看成是公共行政实体,是公共福利机构;将公立医院中的医疗行为定性为公法管理行为,而把私立医疗机构中的医疗行为定性为私法管理行为.因医疗行为属性的二元化,引发了不少司法上的争议.若医疗行为定性采一元化,法律适用可直接由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制度规范,不必通过4月22日第28/91/M号法令转介,这样,赔偿标准更容易达到统一;而且法院、法官、法律适用三者之间的关系都理顺了,司法判决也更为公正.     

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惩戒制度缺失论析

我国科研不端行为惩戒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惩戒制度没有遵循平衡的理念;科研不端行为界定不统一、构成要件欠缺、没有区分道德和法律两个规则体系中相同用语的不同含义;缺少对惩戒组织相互配合协作、相互监督制衡及案件管辖的规定;缺少统一的正当的科研不端行为惩戒程序;惩戒责任的立法没有搞清法律主体之间的不同法律关系;应该建立具有法定效力的科研人员行政申诉制度并对科研不端行为人予以司法救济。未来的科研不端行为惩戒立法应该以国务院制定专门的《科研诚信监督管理条例》为重点,构建行政法律、民事法律、刑事法律为一体,与科研共同体的内部规范相协调的惩戒规则体系。     

论统一市场的法制保障

市场经济体制功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统一的法制，是统一市场得以形成和有效运作的保障。要建立和完善统一的法律制度，必须处理好法律价值目标统一、法律原则统一和法律规范统一等三个方面的关系。在当前，尤其要解决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不协调、立法权限划分不清和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问题与完善路径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打击相应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适用规范性不够等问题。这既是立法规定未尽明确而给构成要件留有过多解释空间所致,也是不完善的司法解释给法律适用带来混乱的结果。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边界与底线的法治要求,解决本罪法律适用问题的路径,主要是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将特定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纳入包含《刑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的法律体系中;运用《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合理衔接行刑关系;准确界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作出既合法又合理的定性裁判。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适用效力探讨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虽然对本法与其他法律的适用效力问题做出了一些规定,但并没有完全解决本法生效后同其他法律的效力序位问题.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的效力关系上,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应该坚持上位法优先原则,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合同法、继承法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不一致时,应该采用新法优先原则,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有关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未将商事法律适用规范纳入当中,海商法、民用航空法及票据法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并不存在适用效力上的冲突问题.     

论国际民事诉讼诉讼时效的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

各国诉讼时效制度在诸多方面存在法律冲突。传统国际私法解决诉讼时效冲突的方法是采用定性制度,将其识别为单纯的实体问题或者程序问题,被识别为实体问题则适用相关法律关系的准据法;被识别为程序问题则适用法院地法。传统解决诉讼时效法律冲突的方法产生了诸多问题,也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本身的特点。因此,应当采用二步定性的方法解决诉讼时效的法律冲突。初步定性为国内公共秩序法,第二步定性为以实体法性质为主。从而,其法律适用应当以适用相关法律关系的准据法为主,特殊情况下适用法院地法。     

民事行为税务定性中的“形式”与“实质”

税收关系是建立在税法事实基础上的行政关系,而税法事实是民法事实经由税法评价后的结果。在民法事实转化为税法事实的过程中,税务机关对民事行为的定性常引发纳税争议,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征纳双方对于民事行为税务定性的标准认识不统一。从实践考察可以发现,民事行为税务定性的标准可分为法律形式、法律实质和经济实质三类。基于税收效率原则、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等理由,法律形式应当作为一般定性标准在税收征收程序中适用;为避免纳税人滥用法律形式侵害国家的财政利益,法律实质应当作为矫正标准在税务检查程序或在纳税人提出主张的情形中适用;经济实质作为裁量性最强的标准,应对接税法价值目标,有明确税法依据的前提下严格适用。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的三重体系

《公共图书馆法》于2018年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图书馆立法从地方性法规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对于《公共图书馆法》的理解和适用,需要结合宏观的规范框架体系、中观的规范要素体系以及微观的规范权利义务体系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法律规范体系来进行。宏观的规范框架体系主要考察《公共图书馆法》的外围法律规范系统,中观的规范要素体系则分析《公共图书馆法》的内在构成要素,微观的规范权利义务体系着重于具体规范内涵的社会权利义务关系。     

民事行为税务定性中的“形式”与“实质”

税收关系是建立在税法事实基础上的行政关系,而税法事实是民法事实经由税法评价后的结果。在民法事实转化为税法事实的过程中,税务机关对民事行为的定性常引发纳税争议,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征纳双方对于民事行为税务定性的标准认识不统一。从实践考察可以发现,民事行为税务定性的标准可分为法律形式、法律实质和经济实质三类。基于税收效率原则、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等理由,法律形式应当作为一般定性标准在税收征收程序中适用;为避免纳税人滥用法律形式侵害国家的财政利益,法律实质应当作为矫正标准在税务检查程序或在纳税人提出主张的情形中适用;经济实质作为裁量性最强的标准,应对接税法价值目标,有明确税法依据的前提下严格适用。     

物权法与婚姻法的关系及适用中的衔接问题探讨

物权法和婚姻法作为我国统一的民事法律体系下不同时间颁布实施的两部法律,在财产关系方面既有明确分工,也存在相互重叠和交叉调整的情况,进而在两部法律的具体适用中出现如何衔接好的问题。在理论上厘清两部法律之间的关系,便于在实践中甄别不同情况,或分别适用,或共同适用,既不留漏洞,又不出现冲突,以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权威。     

解释论下盗窃罪与抢夺罪界分标准之匡正

对于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分标准,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传统观点以秘密性和公然性作为区别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关键,而有学者提出的平和窃取说则主张以行为是否具有暴力性作为区分之标准.以解释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对盗窃和抢夺两词进行文理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和比较解释,主张应当坚持传统观点,反对平和盗窃说,将秘密窃取作为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认为盗窃罪与抢夺罪的主要区别在于盗窃行为具有秘密性,抢夺行为具有公然性,对于行为人误认为未被财物所有人和保管人发现的情况,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     

法律的语言文字规范(下)

立法语言文字是准确表述立法意图、立法目的和体现立法政策的一种专门载体。立法语言要符合通用语言文字和法律行业语言文字的双重规范。根据《宪法》精神和现有的立法语言的相关规范和国际经验,我们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具体建设法律语言文字的规范:1.立法语言的语言规范,即立法语言的字词、句子、标点符号和格式的使用有相应的规范;2.立法语言的逻辑规范,即立法语言的概念界定、语句表述、逻辑联系词和语词的使用有相应的规范;3.立法语言的法理规范,即立法理念、立法内容、立法技术和立法体系等要有相应的规范,以完善现有的立法语言规范体系,以消除现行法律中立法语言失范现象且预防其重现于新的法律中,从而提高立法质量,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实现法治。本节主要讨论逻辑和法理规范。     

盗窃罪新解

《刑法修正案(八)》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考量,降低了盗窃罪的入罪门槛。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行为等归为盗窃罪,扩张了盗窃罪的犯罪圈。随着盗窃罪的修改,相关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为此,需要对盗窃罪进行重新解读。     

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建构路径

法治建设指标与法治指标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明显的差异,从法治建设指标的合法性、系统性和权威性需求出发,建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必须包括制定法治建设实施纲要、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法治建设指标的考核标准与程序等三项内容。法治建设指标是对法治建设本身进行的一种绩效考核和工作考核指标,其建构主体必须是官方机构,其推进策略应该是总体规划与分项推进相结合,其实施目标是为工作的落实和评估后的改进提供明确的指引。     

侦查阶段律师帮助：法规梳理与司法实践考察

我国确立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十多年来，立法机关积极推进出台了一系列新规范，实务部门抵制过多，导致落实不力。侦查阶段律师帮助的现实是：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分野颇大，立法规范上进步不小，但还需完善；司法实践中执行走样亟待落实；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应有权利于法无据、既有权利难以落实而依然难有作为。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的完善，需要从立法规范和制度实践两方面着力推进。     

信息产品数字化交易的法律规制:美国的双重标准

美国的国内立法及司法否定了信息产品数字化交易受货物买卖法规制,但在构建一个关于数字化信息产品的国际贸易法制的WTO谈判中,美国却坚持对其适用调整货物贸易的GATT。美国之所以采取双重标准,是为本国的信息、版权产业能获得更大的世界市场而寻求最大程度的WTO数字贸易自由化。在电子商务国际法律制度的构建中,要警惕强势国家利用国际条约实现本国贸易利益的全球化,维护自己的国际贸易利益同样也应是中国的基本立场。     

我国应与世界法律文化协调发展

当代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一种潮流与趋势,一个国家要进行现代法治建设应根据本国国情将外来法与本土法结合起来,以本土法为基础对其进行分析、扬弃和改革。目前,我国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应将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我国实现法治的根基,引进、借鉴外国法律制度,不断总结完善我国的经验,特别是西方法的主体意识、权利本位和尊重人权等方面,正是我国法律文化应该充实和改革的方面。同时,在移植外国法律制度时还应注重其理念的研究,否则就不能深刻领会该制度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     

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是实施监管的依据,也是确保食品安全的基石。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存在广度不够、协调性不足等缺陷,食品安全生产标准不统一且相对陈旧。因此,相关部门应遵照国际先进监管理念,借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     

论盗窃罪的对象

盗窃罪的对象原则上限于有体物,刑法有例外规定的场合下也可以是无体物。只有具有金钱或经济价值的财物才是盗窃罪的对象,仅仅具有消极价值的财物,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盗窃罪中的财物必须具有所有和占有的可能性,葬祭对象物中的尸体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但棺里藏置物依照我国社会观念或者一般风俗习惯,不能被视为放弃了所有、占有的物,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此外,虽然法律禁止私人持有违禁品,但该种场合下法律例外地保护占有,故违禁品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从“非遗”视角看彝族毕摩文化的法律保护机制

毕摩文化是彝族民众创造的彝族本体核心文化,它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特征,符合相关认定标准,应当将其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并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