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有悠久历史,整体上是一种“伦理救助”模式。儒家以性善论为主流的人性思想和以忧患意识为核心的道德心理,构成了传统社会救助的伦理道德基础。儒家以“仁”、“德”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均平”的差等分配伦理思想,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道家“无为”的政治伦理和“贵生”的生命伦理思想,以及佛教的慈悲精神,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重要补充。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是构建我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     

儒家伦理思想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儒家伦理思想博大精深,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儒家伦理思想在今天的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更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结合时代特征和实际情况,探索和挖掘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内涵,这样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论儒家伦理的自然情感基础

宋明理学家在其道德学说中,经常征引《孟子》中“孺子将入于井”的譬喻。这一譬喻,在解释孟子人性论中所说仁之端的同时,还显示出儒家伦理构架一个根本性的理路：重视“情感的自然”。儒家伦理思想在核心点上特别表现出以人的自然情感为基础,这一点与西方伦理学主流的理性主义传统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以自然情感为基础,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并对推进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儒教”对民众、对清代秘密社会的影响

儒家学说有许多宗教的与非宗教的因素。非宗教因素决定了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入世”特色 ,宗教因素则迎合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神道设教”的口味。儒家的宗教性仪式主要体现在祭天、祭孔与祭祖方面 ,祭孔和祭祖两项深深影响了普通民众与秘密社会。儒家伦理思想在清代秘密社会中有两种表现方式 :一是成为秘密社会教义中的光环 ;二是成为秘密社会内部日常行为准则     

孔子“孝”论的意蕴新探

孝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自然亲情为基础。在中国社会,孝是最基本的社会伦理范畴之一,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孔子对孝予以特别关注,从“奉养”、“孝敬”、“谏诤”、“父慈子孝”、“亲亲”、“仁爱”多层面全新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孝伦理思想体系。正确认识孔子孝论,发掘儒家“孝文化”的科学内涵,对汲取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当今和谐社会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     

论王夫之伦理思想中的自然权利观

王夫之的“自然权利”思想是对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开新,集中表现在:为“合同而不相悖害”的理念;以“仁”的精神对待自然万物;以“礼”的伦理规范维护自然万物的生存权;发挥“人”在维护自然万物生存权上的主体性作用。王夫之生态伦理思想中的自然权利观,丰富和发展了古代中国生态伦理思想,也为初步回答“施韦策诘难”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对增强社会活动主体的道德责任意识从而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亦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初探

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道家关于“天人一体”、“天地与吾齐生,万物与吾为一”的思想;儒家关于“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体”,把保护自然提到道德行为高度的观点等等,都是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朴素表述。深入挖掘中国古代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家文艺伦理思想探析

儒家文艺精神不仅与政治伦理、社会规范和人格修养密切相关,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儒家“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因此,现代社会需要借鉴儒家的文艺伦理思想和实践手段来建立新的伦理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道教和佛教思想为突出代表,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儒家强调“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取物顺时”,“以时禁发”,善待自然,体现了一种雍容大度的生态智慧,是德性的智慧。佛教由对生命的关切及于对生存环境的关切,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生态智慧是解脱的智慧。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天道无为”,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道教的生态智慧是空灵的智慧。     

主客体关系的嬗变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

主客体关系与生态伦理思想直接相关,主客体关系的嬗变必然会带动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古代文化中,主体与客体主要是一种一体关系,人对自然采取敬畏的态度,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类生态伦理思想是潜在的、自发的。近现代文化中,“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取代了古代文化中主客一体直觉体悟式的原始思维方式,人对自然的认识关系取代了人与自然的共在、融合关系,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人类生态伦理思想处于缺失状态。当代生态文化中,主体与客体是有机统一的关系,生态文化把自然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社会—自然”看作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强调“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体现了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度觉醒与自觉。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联和互动

为重新梳理和认识媒介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运用制度演化理论纵观中国百年来新闻发展史,审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分析认为,在中国这一百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每一种政治模式都对应着一种媒介体制;媒介制度的演变往往与学校教育、社会团体的发丛程度以及工商业的兴盛保持一种同步演化的关系;媒介制度系统内外的“制度耦合性”可以解释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层次性与规律性。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探析

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化,社会已成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变量。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各种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总体关联,它侧重于各种社会生态环境及构成要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和教育主体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研究。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要重视政府主导性的充分发挥、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植和学校角色的合理定位。     

论政治民主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基本对策

文章指出政治民主的独特价值决定了政治民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政治民主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过程 ,它往往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状况、政治文化状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和制约。实现政治民主的良性发展 ,不但需要创造必要的经济、文化条件 ,还要稳步推进民主制度及程序、法律制度等的建设     

简论我国政治体制的成因

中国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实行受制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这种独特的社会生态环境影响和＂规定＂着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和逻辑,制约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和策略的制定,并且它本身又是不断地变化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其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相适应和协调,实行坚持与发展、改革与稳定、克服与发扬相统一的方针,以实现其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发展政治学视阈下的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与对策

当前群体性事件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稳定。基于发展政治学的视阈,分析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社会转型是其时代条件;社会发展不均衡是其社会条件;政治文化的偏差是其文化条件;制度供给不足是制度条件。要治理群体性事件则须采取以下措施:转变政府职能,建构服务型政府;提升公民政治素养,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构和完善制度平台,形成利益协商机制。     

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

利普塞特着重从政治社会学视角阐释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合法性论题。他认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紧密相连、相互影响,政府治理的持续有效性对于提升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合法性危机是社会变革的转折点,它产生于旧的社会结构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必须深入时代变革的现实中寻求危机的根源并加以化解;可通过培育政治认同、包容多种政体类型、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等路径提升政治合法性。利普塞特力图基于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审视政治合法性论题和政治制度设计,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偏好,即美国中心主义。     

从功利到公益:当前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困境与突破

新社会阶层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政治参与不仅事关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切身利益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推进。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在意识上和方式上都出现明显的功利性,因此,须在认真分析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存在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从认识上、渠道上、制度上三个层面探索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公益性路径,从而使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沿着公益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有序推进。     

建设中国特色的行政监督机制

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结构转型期，行政监督机制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政治体制对社会的整合程度，关系到社会机制面向现代化的过渡和重构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体系的整体性功能和发展状态的好坏。新的社会发展形势要求政治系统必须适应当前社会变动的格局，根据中国国情构建中国特色行政监督机制。     

论民初政党政治的畸形化

民初商品经济还不发达 ,社会结构分化和分工程度很低 ,没有产生独立的利益集团 ,使政党缺少必备的持久组织和社会基础 ,变成了寡头政党 ;为了仿效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拼凑政党 ,政党党纲不鲜明、党徒为争权利而入党的现象就在所难免 ,同时参政意识极差的国人不懂得规范认同 ,也使政党缺乏宽容敌党之精神 ,政党竞争全凭意气。畸形化的政党政治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从政治学视角看,我国发生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其性质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性的。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引发的利益矛盾加深,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政治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社会政治生活面临一些弊端,一方面削弱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又降低了政治体系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效能。应对群体性事件,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政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