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维新变法思路有一个酝酿、形成、发展到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是他7次上书光绪帝，及其陈述的主张和内容。1888年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和万木草堂的讲学、理论著述，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酝酿时期。是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正值中法战争结束不久，外国侵略者步步进逼，痛感民族危机和清政府腐败的康有为第一次写了5000字的上皇帝书，即“上清帝第一书”，详细地陈述了中国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具体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这是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初步形成。康有为认为，清朝统治机构致命的弱点是…     

鲁迅对梁启超“立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立人”思想(或称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看,鲁迅“立人”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严复和梁启超的影响。鲁迅与严复的关系笔者已另撰文论述,这里,我们仅就鲁迅对梁启超“立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谈一些看法。梁启超是一个思想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辛亥革命前的十几年间,总的说来,他以改良派领袖人物闻名于世。但是从一个较短的历史阶段来看,情况又有所不同,维新变法失败后的三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研究与近代化的学术文化思潮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大量接受新思想。在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间,他发表大量文章,以推进维新以来思想启蒙运动的继续展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对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介绍,以谋求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日后乃引致文化上以传统学术为主体的近代化思潮。其影响所及至今犹存,如９０年代以来的“国学热”远源,实可溯自梁氏开启的复兴与再造中国文化的未竟之业     

从清末官员到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试论张謇的社会改良思想

张謇是清末民初颇具影响的一位历史人物。他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人是同时代的人。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民族危亡,人民涂炭之际。他和其他有识之士一样,为寻找中华民族自救自强之法,上下求索。但是由于家庭、教育和个人的经历不同,他没有象康梁那样走维新变法之路,也没有接受孙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主张,而是从经济领域入手,竭力倡导“实业救国”,主张并实行“棉铁主义”,想以此找到一条救国图强的道路。在政治上幻想通过渐近的、更加温和的方法,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张謇的思想和主张,代表了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反对帝国主义入侵,抨击腐败的官僚集团,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在经济、政治方面与封建统治阶级保持着密切联系,害怕民众革命运动的保守性和软弱性的一面。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改革主张不可能实现。     

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

一般把严复看成是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进入到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梁启超看成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最合适代理人。梁启超通过把进化主义设定为普遍的公理和普遍的价值，建构起了他的合群民族主义和强权主义世界秩序观，建构起了他的社会政治变革观和社会历史进步观。梁启超的思想以多变著称，但他对进化主义原理和价值的信奉，前后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处在民族和国家危机中的梁启超，不仅用进化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困境，而且也用进化主义来促进中国的富强。他把进化主义与强权主义结合在一起，目的是急于使中国用物质力量迅速武装起来，同帝国主义展开生死竞争，但这同时也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正当化，他本身从而也失去了“人道”和“公理”的立场。进化主义使梁启超焦虑，但它也使梁启超具有了期望未来伟大进步的乐观主义态度。这样，中国一时的危机，似乎又成了加强梁启超未来快乐的催化剂。以上的这些看法，是本文对以往关注不够的梁启超的进化主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之后所得出的。由此我们揭示和展现了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复杂性。     

现代中国小说研究的学术增长点——兼评席建彬博士的新著《现代诗性小说的叙事研究》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现代小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这与一个重大历史的开端有着密切关系。晚清以降，国门开启，受维新变革的时代大潮影响，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倡导“小说界革命”，本在宣传其政治革命的思想主张，无意推波助澜了新文学的应运而生，从此也拉开了现代小说的序幕。     

人文中国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     

论邓小平对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主题。近代中国的屈辱历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苦苦探求富国强兵，使中国摆脱困境的道路。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再到孙中山的...     

梁启超思想嬗变探源——以对孔子思想的评价之转变为例

梁启超一直以思想善变、多变而为世人瞩目。对于孔子思想，梁启超历经尊孔保教、拒斥孔教和倡导孔子哲学等不同阶段，最终完成了复魅。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思想的时代浪潮、梁启超本人的中西文化思想以及他善变的性格特质，共同构成了他思想嬗变之源。准确认识和把握梁启超思想发展嬗变的原因，对于深入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对孔子思想的评价之发展演变，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发展，都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也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李鸿章》传为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李鸿章》传是其新史学思想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部传记作品,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故文章以《李鸿章》传为代表,对梁启超逃亡日本前期初步形成的新史学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如下判断:维新救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是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的根源,《李鸿章》传作为一部其新旧史学思想过渡转型时期的著述,从对旧史学的批判、新政治理想的萌发、传论结合新文风的开创、史学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体现着梁启超对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尝试,因此这部传记作品与其他时期的传记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试论戊戌时期维新派的“心力”说

在１９世纪末的中国，“心力”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概念，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家更是频繁使用这一概念。所谓“心力”，是指人所具有的一种精神意志力量。这种力量潜存于人们心中，它一经培育、挖掘，就可以转化为外在的物质力量。在维新派思想家...     

国家主义下的曲折展开: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

国家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的主轴.只有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来析解梁启超的言行,才能理解他的“善变”与言论中有时含混不清甚至自相冲突之处.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言说同样是在国家主义下展开.他之所以主张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当缓行,是想以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抵御外国资本的入侵.在当时“资本主义”遭受国人贬斥,而自己也对之并不认同的情况下,梁启超当然知道“截断众流”后所受到的攻击与曲解,因此也愈显精神可贵.     

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

1899年10月之前,梁启超在指称民族时使用的仍是传统的“种族”一词,但其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含有现代“民族”的涵义。1899年10月他开始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中国最早使用“民族”的思想家之一,并且是最早将“民族”与“帝国主义”“民族”与“思想”联用的中国思想家,他是1901年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文中使用了“民族帝国主义”和“民族思想”的。这两词的使用,尤其是“民族帝国主义”的使用,是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他也是最早使用“中国民族”的中国人,他最早使用“中国民族”是在1901年7、8月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而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1901年9月3日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他使用“中国民族”的涵义前后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又与他对“中华民族”的使用及其涵义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用他的话说,他提出和使用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汉族”,但他是在“国族”的涵义上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即他认为,“中华”是中国的国名或国号,而根据西方的“国族”理论,建立中国的民族亦即中国的国族应该以...     

离异与回归: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两次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中以改良和立宪为职志的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思想出现明显的离异倾向。他不断发表政论性文章，宣传“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主张，郭沫若称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①。然而，1903年下半年初，梁启超的立场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主张反清革命和民主共和回归到主张改良和君主立宪。探讨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两次重大转变，有助于加深对梁启超及其所处时代一些问题的认识。1898年9月，慈超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展现在梁启超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天地，不论从客观环境、人际交往，还是从思想材料…     

试论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内在一贯性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在政治界、理论界声誉卓著的风云人物,其思想以多变著称。正如他自己所说:“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在前后相矛盾。”这种矛盾贯穿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并伴随他的一生,以至在近代众多人的心目中和其后众多学者的论著中,对梁启超的评价似乎有一种深深的遗憾,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善变的、无常的、甚至是恶劣的。因其矛盾善变。他往往遭到敌手的诋毁和同志者的惋惜。 梁启超的文化思想就是由前后相悖的言行、互不相容的观点交织而成的。从中可以看出,新与旧、传统与西方是在如何争夺他,这个终生…     

康有为富国养民思想探析

康有为富国养民思想探析齐春晓康有为是中国１９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人物，他的许多改革主张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倡导变法维新的过程中，康有为不仅提出了一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还提出了一套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主张，他在...     

《新中国未来记》的历史观念及其政治伦理

求“新”是梁启超政治伦理的根本动因。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以对“未来”“新中国”的政治想象,开启了迈向“世界历史”的现世进步观念和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由于“法律下的自由”、“无戒律的自由”与民族主义的多重纠葛,梁启超最终无法预想通向未来的道路,但他仍然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基本身位。     

梁启超的“史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析论

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用戏剧性的手法揉合了世界历史、地理、当时的新学理、新事物、世界局势、中国处境、梁氏的救国志业、大同理想，是一首元气淋漓，具有“史诗”特色的作品，很足以代表晚清文学的恢宏气度。该诗是其“诗界革命”、“新意境”、“新语句”理论的具体实践。诗中充满革新图强，反对列强侵略的思想，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又对未来中国充满希望，展示了极其辽阔的视野和壮观的气势，体现了他改良家的广阔胸怀，给人以大气磅礴的感觉     

党人报、文人报、商人报：上海《时报》的蜕变及其原因初探

上海《时报》是旧上海三大民营报纸之一，初为康有为梁启超在国内的舆论喉舌，但终因宣传不力而与康梁决裂。后经历了两次重大蜕变：为文人所办的报纸，业务方面锐意革新，但政治上表现平庸；最后成了被称为“黄报”的商业大众化报纸，但连年亏损。上海《时报》可谓“党人报不党”“文人报不论政”“商人报不盈利”，这背后既有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又展现了一个多种形态的中国近现代报业构成。     

梁启超的日本观

梁启超的日本观辽宁大学历史系焦润明梁启超是对日本问题讲得较多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之一。他的日本观形成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师日”风潮之时，反映着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的基本看法，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梁启超研究日本主要是服务于他的启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