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围城》中的情与爱

一部《围城》,差不多所有的男女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情爱领域,钱钟书先生用其不朽的笔描绘了关于情与爱的众生相。本文试图围绕着方鸿渐,把《围城》所展示的情与爱分为一夜情和偷情、旧式婚姻及新式恋爱三种样态,并根据作家对待情与爱的态度和传统道德观念,按照庸俗、传统、世俗、理想的情与爱顺序展开论述。笔者认为《围城》真实地揭示人生的困境和感情的困惑,但是,钱先生的情爱观是传统的、矛盾的、悲观的、失望的。     

“只羡鸳鸯不羡仙”——论冒襄、李渔的言情传奇小说

明末,随着人文思潮的高涨和世人思想的日益解放,肯定情欲、赞美真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李贽所谓“食、色,性也”。戏曲《牡丹亭》、白话小说《金瓶梅》、“三言”、“二拍”无不“言情”,文言传奇小说领域,亦出现了大量描写男女情爱的“言情”小说。根据所“言”之“情”的类型,笔者将其分为三类:①才子佳人的知己之情,如戋戋居士的《小青传》、徐瑶的《太恨生传》、黄周星的《补张灵、     

明代小说观的跃迁

小说观是指作家对小说文体创作的认识。明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绚烂期 ,比较分析《三国志演义》到《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作家的小说观 ,可见作家越来越摆脱史实而走向虚构想象 ,越来越摆脱英雄传奇而走向百姓世俗生活。小说是一开放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文体。读者的小说观并非和作家的小说观一致     

"重写"记忆中"情爱的中国"--印尼土生华人文学中的一种流行叙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尼西亚土生华人文学中,有着大量的情爱故事.在故事的叙述中,透露出土生华人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他们将中国的情爱故事--梁祝故事,转化为一种对"神话"的记忆男为爱生,女为爱死的情与爱的神话.这个神话,通过"记忆",深化在印尼土生华人情爱故事中的"一些套子"与"结构"之中.土生华人在"重写"自己的情爱故事时,一方面透露出一些"中国神话"的影子;另一方面,这种"重写",也重在发挥,在发挥中叙述"自己的故事".     

婚恋观念的嬗变及其启示──“三言”“二拍”名篇心解

婚恋观念的嬗变及其启示──“三言”“二拍”名篇心解刘敬圻两性关系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自发的必然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又从来不是纯自然现象，而是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的综合反映。或许历代作家都不约而同的悟出了这个道理，从而使文学作品...     

从《十日谈》和"三言二拍"谈资本主义萌芽期爱情观、妇女观的变革

歌颂真挚爱情,肯定自然情欲,争取妇女人权,赞美妇女才智,这些在<十日谈>和"三言二拍"中共同表现出来的特征,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一种崭新的、进步的爱情观和妇女观.     

"史补"与"情补"——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意识论略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为史补遗、发其英华的"史补"意识和为史补情、为情补史的"情补"意识,是最为突出的两大类型."史补"意识的发生,既源自对小说与史传关系的认知,复来自对小说功能的理解,同时又隐含着提高小说地位的深刻用心."情补"意识则是沿着先秦儒家"道始于情"的人道观和"情本体"论而来的.所谓"为史补情",就是对史传或民间流行的情爱故事,作敷衍增饰,以补史记之不足或遗漏.而冯梦龙<情史>的编纂和以"史"命名的目的,则在于"为情补史",并以此宣扬他的"情教观".这一"情补"的创作意识,一直延续至<红楼梦>.二者所"补",形成了经史等"大帐簿"之外的"小帐簿",丰富了中国的"史文化"和"情文化",并构成正统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     

孔子与《宛丘》--兼论周代巫觋地位的变化与巫女不嫁之俗

在上博简<诗论>中,孔子两次称赞<宛丘>,而古人却多视其淫荡之诗.<宛丘>一诗所写的主人公是一位巫女,一位男子为她迭宕起伏、婀娜多姿的舞蹈所倾倒,与之相爱生情,但迫于客观条件,两人无法结合为婚姻,这一对男女不得不采取冷静态度,谓"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孔子称赞这种做法.孔子之所以"善之",是由其情爱观所决定的.依照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爱观,孔子既赞赏巫女对于爱情的执着,又称赞他们止乎礼义的做法.诗中巫女爱情受挫的重要原因应当在于巫觋的社会地位在周代呈下降趋势和巫女不嫁的社会习俗.     

从纯洁的情到世俗的爱——现代通俗小说的言情主题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言情主题包括三个方面:情爱的空中楼阁,情爱的社会话语,情爱的畸形世俗化.民初的哀情小说所描绘的情爱的空中楼阁,构成了眼泪的世界.情爱的社会话语,既能反映作为社会人的本质和观念,更能折射复杂的社会景观.情爱的畸形世俗化,当情爱的表达违背社会话语的常态时必然是一种畸形,畸形的男女情爱很难按照世俗社会的存在法则正常存在和发展.     

古典文学传统中的儒家释义策略——以《诗经·关雎》为中心

<诗经>文本自身的审美性与其由"经"的地位而产生的政治道德要求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儒家在解释文本--尤其是文学性文本--时的主要任务.在对<关雎>的释读中,通过认定作者和调整诗歌重心这两个策略,文本中原有的以男女情爱为中心的个人体验被置换成了道德训诫.儒家的这种对文本的控制,对文本释义权的控制,实际上决定了对读者进入体验通道的控制,并最终决定了对读者体验取向的控制.这一释义策略最终又影响了作者的创作倾向和批评态度.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