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制度建设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制度建设应该涵盖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执行三个方面,三者缺一不可。产权是正式制度建设的核心。在对正规经济活动提供有效法律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通过不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遵守正规法律制度的成本,将大量非正规经济活动纳入正式制度保护的范围;道德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要敢于向旧习惯说不,向潜规则叫板;要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与法治宽容相结合。由于路径依赖、利益集团以及政府自身转型等因素的存在,决定了制度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新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它全力解决经济科学中一个重要且令人困惑的主题 :增长的根本原因。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 ,这一融合的显著特点是 ,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 (如外生技术变化 ) ,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 (如内生技术变化 )作用的产物 ,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 ,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地跨国差异 ,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     

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在汲取前人经济增长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建立了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为核心的内生变量,并且这些内生变量对政府政策是敏感的,因而合适的政府政策在长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我国要保持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就应进一步完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增加人力资本、R&D等方面的投资.     

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理论基础、挑战和应对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为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率、公平性、可持续性和安全性而作出的全局性中长期战略部署。数字经济因其高技术性、高渗透性、高融合性、高增长性、高安全性等鲜明特性,成为赋能新发展格局的首要推动力。深入研究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新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等,有利于系统梳理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当前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仍存在关键数字技术受制于人、中高级数字人才匮乏等不足,对应的政策工具包括推动数据立法强化基础研发、加快创新型数字人才培育、推动经济结构数字化转型、持续扩大国际化合作等。     

新增长理论与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采用内生决定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理论启示我们，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村教育，扩大技术和知识在农村的传播，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与科教兴国战略

新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内生化，将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技术或人力资本优势”的国际贸易新原则，为我国所推进的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丰富的政策思路。     

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原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同时将制度和技术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制度变迁、技术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使得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更具现实的解释力.此外,本文的研究表明,人口总量、时间偏好率、制度实施成本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     

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发展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陷入危机,而新政治经济学自产生以来一直关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并非"发展经济学"的新阶段,也并非发展经济学的复兴.新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作为研究的主题,在探讨有些国家发展快、有些国家发展慢的原因,或者讨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根源时,考虑了政治过程、制度、法律等的影响.发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制度与经济发展、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经济自由与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的多视角考察等.     

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辨析

本文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辨析 ,证明马克思是一位经济增长理论家 ,他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将静态分析动态化、短期分析长期化 ,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马克思主义者费里德曼以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为根据 ,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增长数学模型。西方经济学家在落后了大半个世纪之后 ,才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受到启示 ,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模型和多马模型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索洛模型和斯旺模型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前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实现稳定增长 ,后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实现稳定增长。此后 ,新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和实现机制作了分析。我们的任务是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 ,用数学方法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经济增长模型对我们完成这一任务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意义。     

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体系设计

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历史和现实说明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 ,不仅取决于其质量的高低和数量的多少 ,还取决于相应制度的激励和影响。加强对技术创新的制度研究 ,对改变我国当前技术落后、技术创新短缺和技术专利库存的局面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持续增长

相对于新古典理论的"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包括制度和技术在内的"创新"引起的经济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制度经济学派承认,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同样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既可以选择单独一种创新,也可以两种创新同时使用。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我国需要通过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好的保障。     

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100个主要城市2003年的数据,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新古典增长核算方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探讨了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城市产出增长的79.8%,是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产权和司法制度是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主要因素,技术进步对城市全要素生产力也有显著影响,制度和技术进步可以解释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近70%,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源泉。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揭示,现代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城市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上,而良好的制度有利于降低城市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本文实证结果和理论分析表明,要实现我国城市经济快速、持续增长,作为有效制度的供给者的城市政府必须进一步转变自身的职能。     

中国经济新增长源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研究

经济新增长源是揭示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经济体制的变革和产权制度的创新而形成的新的经济增长动因，它可说明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所在。通过对中国经济新增长及其形成环境、中国经济新增长源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差异的实证分析，来预测中国区域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应采取的对策，为中国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方略。     

经济精神及其经济学意义

经济活动是人的物质生产与交流的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获利和计算是经济活动的本质所在,对人的关注和道德的考量必须以其精神的力量贯穿于经济活动之中。除此之外,任何单纯技术上的道德处理,只能是乏力的、苍白的。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因素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引起原有比较优势和增长红利的衰减,还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新常态背景下自然资源、人口、技术以及资本等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对此,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作出判断。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由于增长速度的换挡,实际经济增长率会下降,但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有较大的空间,短期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依然具有可供开发的经济增长潜力。新常态背景下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经济结构重构、增长动力重塑,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制度、人力资本、技术和结构等方面制约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因此,新常态背景下宏观政策的基调是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结合的基础上,发挥供给政策和长期政策的作用,通过振兴实体经济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

本文在简略回顾传统增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局限性以后，侧重介绍了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以保罗·罗默、罗伯特·卢卡斯、杨小凯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介绍内容包括各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切入点，模型的具体内容以及各模型所存在的优缺点。最后，联系实际，探讨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指导意义。     

新增长理论与演进理论:一个比较分析

以技术进步内生化为目标的新增长理论发展至今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吸引人们的注意了,而遵循演进路线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似乎正方兴未艾。这两者在未来融合的前景如何呢?本文认为,新增长理论在形式上更符合科学的规范,但没有抓住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质,而演进理论则基本上抓住了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质,但缺乏将各种零散的研究统一的起来的基本框架。二者只有在深层次上实现互补,才能迎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一次机遇。     

对引入资源环境因素后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探究——将新增长理论在引入资源环境因素方面的扩展

目前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因此,经济学分支领域——气候变化经济学也逐渐变成热门学科,然而该领域的创始人诺德豪斯及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却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悖,认为环境问题对增长的可能影响至多也是中度的。从长期视野综合分析资源环境恶化、技术进步、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因素对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影响,最终发现日益下降的人均资源和恶化的环境是经济增长的阻力,抵消了部分技术进步的贡献,造成了稳态经济增长率的相对下降,而且其影响的程度取决于生产函数关于技术进步变量的规模报酬情况。因此保护资源环境,促进技术进步,增强生产对技术进步的依赖相应降低其对资源环境投入的依赖等一切措施都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有正向影响的。     

经济和谐:一个制度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

和谐社会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道德等方面的多维建设与发展。本文以制度与制度变迁为切入点,从其对构建经济和谐的理论、实践、现代意义角度出发,分析制度与制度变迁对构建经济和谐的重要意义,并阐明当前我国在构建经济和谐过程中对制度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文化传统: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意识形态要素

中国经济30多年来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是当代经济史上的伟大奇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入到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水平。此种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与生产要素的因果关联,却不能解释这些要素自身的质量及其形成,而且它忽视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要素。实际上,与生产要素直接相关的意识形态传统,才是中国经济增长要素背后的文化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