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空下儒家思想的脱域与重组——美国历史教科书话语的广义互文研究

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儒家思想,集中体现了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从中国社会历史时空层级中“脱域”,“重组”进美国历史教科书文本,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知识生产和价值阐释体系,“话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以广义互文为视角,分析儒家思想如何“脱域”并“重组”进美国《世界历史》教科书,通过章节框架、内容编排及叙述话语三个层次上的互文,设立话语秩序、塑造西方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想象边界;凝聚西方社会的群体共识与价值取向;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知识与价值阐释体系。这样,儒家思想在美国《世界历史》教科书内,已经不是其原本的形象,而是凝聚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的素材。     

司马迁与道家思想的关系

司马迁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深谙道家思想。他在《史记》中娴熟自如地运用道家学说,吸收了道家思想中师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宽容因循的政治主张和谦让退藏的处世法则。同时又摒弃了道家思想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如“小国寡民”的社会思想和“绝圣弃智”的文化思想。他兼通百家之学,其学术思想是对百家学说之精华的融汇,符合战国中期以来思想文化融合的必然发展趋势。     

指南针、印刷术从海路向外西传初探

我国发明的指南针、印刷术是经过什么途径向外西传呢?这是学术界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笔者通过许多有关史料探讨,认为是通过海路向外西传,泉州很可能是指南针、印刷术向外西传的主要港口。一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有关于指南始祖“司马”的记载。葛洪在公元四世纪之《抱朴子》中已将针和“司马”并列(当时司马一般认为系磁杓之置于式之地盘上者)。在九世纪末或十世纪文献中,不仅提到磁针,而且有磁偏差的数值。曾公亮(泉州人)在公元1044年主编《武经总要》时描述过指南鱼。他说:“当车队遇到昏暗天气或是夜晚,方向不辨时,     

儒家思想中的性别差异和角色定位

儒家思想中对性别差异和角色定位的阐述,一方面带有浓厚的男权文化色彩,另一方面又契合了儒家“中庸之道”,与“天下为公”的哲学品味息息相关.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十分重视名分和贵贱等级秩序,它对男女性别差异的阐述与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一方面,它始终侧重的不是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而是社会属性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它又积极提倡两性和谐,试图与儒家文化的“社会本位”和“天下为公”的文化品位保持一致性.     

从《出关》看鲁迅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鲁迅晚年,思想较前期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在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态度上尤为明显.前期的鲁迅,是一个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在进化论的影响和启蒙主义的引导下,他坚定地走着“张个性”、“扬精神”的“立人”之路,艰难地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表现出了思想的深刻和战斗的坚定;晚年的鲁迅,则秉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表示接受与肯定.他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实现了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超越,成为一个跨越时代的伟大思想家.这一点,在其晚年所著历史小说《出关》中有着鲜明、具体的表现.     

儒家思想对传统医德的影响

为了较好地揭示儒家思想对传统医德的影响这一问题,文章以仁为主线,从本体之仁、类性之仁和社会之仁三个层面对仁进行把握,认为儒家思想对传统医德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层面:1.社会之仁是传统医家的价值追求2.类性之仁是传统医德的人性依据3.本体之仁是传统医德的形而上根源。在这三个方面的影响下,古代医家将天道、人道和医道相贯通,医德获得了深刻的内涵和广泛的外延,并与儒家思想具有了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对传统医德产生这些影响,有其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     

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及其当代走向

汉传佛教是当今世界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汉地佛教,之所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普遍选择大乘佛教,盖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济世、强调慈悲普度的精神,较诸小乘佛教注重自利、强调自我解脱更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注重利生济世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和强调心性、注重现实人生的禅宗思想,确实是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之所在.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受中土主流意识形态之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在融会、吸收儒家思想方面之成功,甚至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都堪称典范.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人间佛教”,继承和发扬了禅宗注重现实人生的传统,太虚大师对于佛教的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传统佛教的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     

简论魏晋鼎革之际的司马孚

司马孚既是一个曹魏老臣,也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司马孚一生心向魏室,在每一任上,皆体现出“内弘道义,外阐忠贞”的性格。虽然高平陵之变后,特殊的环境使他陷入矛盾和痛苦中,但他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在司马家族中,他还是称得上“魏之纯臣”的。     

《唐咸亨三年西州都督府下军团符》文书校读札记

《唐咸亨三年西州都督府下军团符》为一件下发给校尉团的符文,符有逐级下行的特点,西州都督府并不能下符给校尉团。州府司马有判理州、府事务的职能,在文书处理中职掌通判,也可行判文书,但并不参与文书处理过程中发付、检请、勾稽等环节。“下军团符”中司马负责签发文书,与州府司马职掌不符,而折冲府司马在文书处理中掌付勾稽和判理府务,可以造立签发文书。文书中钤盖的印章为三列布局的方印,与西州都督府之印的两列布局不同,首字为“左”,而咸亨三年西州仅有前庭府属左卫系统,印文应为“左领军卫前庭府之印”。下军团符实是一件前庭府下发给其辖下机构某校尉团的符文。     

和谐社会呼唤儒家文化的回归

中国社会正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转型过程中有诸多矛盾,需要建构和谐社会。“和谐”有其深厚的儒家思想渊源,儒家思想在建构和谐社会中有着重要的价值,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儒家思想,汲取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有益于当今建构和谐社会的精华成分。     

儒家思想和谐观与大学生思想教育

儒家思想认为孝是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的根本,并希望上层建筑重视,上行下效,直至实现最高理想——整个社会都能做到“仁”。本文认为,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儒家思想和谐观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义利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义利关系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邓小平都继承了传统义利观的合理因素,但在超越传统义利观的同时,他们的义利观又各有特色。一、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演变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历代哲人所关注的人生焦点。从春秋战国直至近现代,义利之辨纷争不息,源远流长。粗略考察,义利之辨在我国社会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这是义利之辨的奠基时期。对“利”的问题,先秦思想家有三种不同主张:扬朱主张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①;墨子主张廉爱(即为…     

论章太炎的儒家道德观

伦理道德是反映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的重要方面,在儒家思想中尤其占有重要地位。如,孔子讲“践仁”,便是实现道德之仁,孟子的“道性善”、陆象山的“尊德性”、王阳明的“致良知”,其所“道”、所“尊”、所“致”者,即道德之性、道德之知。宋儒所推崇的《大学》所谓“大学之道”,以“明明德”为起点,以“止于至善”为终点,其所“明”所“止”的过程,就是道德从启发到圆满的过程。儒学讲“内圣”讲“修己”,都是强调道德理性的价值。不可否认,儒家道德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稳定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伴随…     

现代儒商及其仁义之道

“现代儒商”的管理精神,可以从传统儒学和古代儒商的文化资源中挖掘,但必须加以现代化的诠释,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管理者的实际需要.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仁义之道”.对此,以往人们只是从安身立命、待人处世的伦理层面去理解.其实,我们从现代管理的角度去诠释,就会发现,“仁义之道”不仅是伦理之道,而且也是管理之道;它不仅有助于一般人士安身立命,而且有助于工商界人士驰骋商场.笔者认为,“仁义之道”作为一种管理之道,一种管理精神,包含着“仁之道”——“正己安人” 的管理思想、“义之道”——“义以生利” 的经营理念、“义(宜)之道”———“执经达权”的领导方法.     

儒家为政之德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为政之德内容。首先是确立为政之德的价值观,包括其价值目标、价值原则等。其次是确立为政之德的主要规范,包括正己、廉洁、公平、俭约、恤民等。儒家为政之德建设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为政主体的“正心”与“治身”,修养为政之德;二是通过对官员选拔和考核,促使为政之德能有效地付诸为政实践。     

中心与边缘：近代儒家伦理精神嬗变轨迹及其超越

近代中国道德意识的转化是在外力作用下的被动反应。在新与旧、中与西的紧张和纠结中，儒家思想传统历经沉浮。主要体现在几个阶段：晚清士大夫群体建制化儒教努力的失败带来传统政教关系的破裂，儒家思想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失去“中心”思想地位。接着，在取法于西的“道德革命”中，儒家伦理思想遭遇到从具体规范到形而上学领域的全面否定。然而，在由“天下”到“国家”的转变中，儒家思想却又从失去制度支撑的“边缘”、“游魂”发展为重新纽结民族精神认同之基石。在“中心”与“边缘”的嬗变轨迹中，道德哲学体系经历了从“理学”到“伦理学”再到“新儒学”的发展。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历程中，重审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精神之嬗变过程，发掘儒家思想传统的精神价值，是理解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历史基础，也能为实现民族伦理复兴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     

魏源尊民、便民之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文化精华之根基。任何一位务实的思想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向民本思想靠拢。事实上,孔子、孟子都是民本思想的奠基人。孔子对“苛政猛于虎”的抨击,孟子王道理想和井田制之设想,其实已具备民本思想之雏形。中国封建制社会中有更多的自耕农及佃农,构成了封建生产力之主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这一点连古人都看得很清楚,所谓“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     

略论儒家修身观的德育价值

在古代儒家思想中,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其主要内容是道德立身,培养善性;忧患意识,经世胸怀;注重气节,勇于献身等.儒家修身观在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德育效果上对当前高校的德育有重要价值.     

韩愈《送权秀才序》为权南仲作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送权秀才序》,权秀才之名历来注家未能注出。今按权秀才应是权德舆从兄权南仲。昌黎序云:“相国陇西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吴县男为军司马,门下之士权生实从之来。(中略)愈常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余人,或与之游,或得其文,若权生者百无一二焉。如是而将进于明有司,重之以吴县之知,其果有成哉!”陇西公为董晋,其平汴州在贞元十二年(796);御史大夫吴县男为陆长源,《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二年八月,“丙子,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宣武行军司马”。由此可知,权秀才是在贞元十二年八月陆长源离汝州刺史任时随其赴汴州的,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四部丛刊本《权载之文集》卷三七《送从兄南仲登科后归汝州旧居序》云:“今兄能溯其末流,泳于深源,志之所之,不迁于物。以为洙泗弟子,起予者商;而又嘉回之屡空,鄙赐之屡中,故带经     

孔子仁学思想中的情感张力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论仁,实乃指称人之全德也.然其仁之内涵的具体展开、仁和礼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以及作为“为仁之方”的“忠恕之道”的实际推行,无不彰显着深刻的情感张力.对情感的洞察和重视不仅使孔子的仁学思想焕发出亲切活泼的精神并使其中各主要范畴之间的关联得以血肉丰满,而且,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实践特征也充分地展现出来.相应地,孔子的仁学乃至整个儒家思想便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