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诗经》翻译初探——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经典

理雅各是19世纪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曾三译《诗经》。由于其间译者经历、生活环境及身份的变化,理雅各的《诗经》三译本体现了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他的宗教观念经历了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狭隘偏见,到宽容、自由的比较宗教观的演变,学术思想也从较多地依赖传统和服务政治,而逐渐走向强调独立意识的学术阐释。但西方主流思想总是影响着译者,又通过译者影响着译著。中国经典在理雅各看来仍是低劣的,需要基督教来予以完善。理雅各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更无法突破主流思想意识的藩篱。     

从《论语》英译看经典翻译的双重视域

自明末西方传教士入华以降,西方世界对《论语》及其他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已蔚为可观。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处境中,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随着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新的《论语》译本不断涌现,而重译中国经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反映了西方汉学界重新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学界重新建构自身文化的内在要求。然而,经典的重译必须建立在对已有翻译检视的基础之上。本文首先对《论语》英译的历史作简单的回顾,结合对《论语》英译不同翻译模式的考查,反思翻译之理念及经典翻译中的"中外"及"古今"双重诠释学视域,并进一步思考由此生发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及经典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     

庞德《论语》英译研究

庞德认为中国的儒学思想正是医治西方社会通病的良药,是构建西方和谐社会的理想手段.他希望中国儒学能翻译到西方世界,从而重新建立人与社会的理想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庞德在翻译《论语》时并不强调对原文一对一的忠实,译作以理想化创作为主.从《论语》英译史来看,庞德是一个转折性的人物.自庞德开始,《论语》的英译逐渐淡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步入了文化多元化主义的新历史文化语境.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所绘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从宗教、政治、婚姻等若干方面,描绘出了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在19世纪中后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理雅各向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想观念与新的理解方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充分肯定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的思想价值。然而,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给出的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无论在"忠实地反映"方面,还是在"艺术地再现"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问题主要来自理雅各对《诗经》原著的理解和诠释。中学与西学的差异,构成了理解和诠释的障碍;而文化的认同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着理解和诠释。理雅各的《诗经》英译本带着传教的企图,夹杂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因子,这是我们在评价其思想与学术价值的时候需要仔细分辨的。     

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中心

经文辩读通常是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典的平行比较,人们在其中发现:神圣的显现可能有不同方式,多元的声音也不会融为任何一种独白。但是,亚伯拉罕传统内部的经文辩读或许忽略了另一种丰富的资源,那就是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经典进行的翻译和注疏。通过理雅各这一翻译个案,特别是《圣经》之道与《道德经》之道的联系、《圣经》之虚己与《道德经》之虚用的联系,我们可以理解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潜在价值。     

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性质看汉初《论语》面貌

《竹简论语》不属于三《论》中的任何一《论》,而是三《论》之外的一个杂糅的汉代早期写本。它能够反映汉初《论语》的一些面貌。     

从《论语》看孔子的隐逸思想

孔子是春秋后期一个积极的用世者。但对古代高士和当代贤哲的向往和推重,一生落魄的坎坷的经历,让他对隐逸有一种难舍的情结,并形成一整套有关隐逸的理论。首先,他提出了关于隐逸的原则:一是"邦无道",二是"道不行"。其次,他谈到隐逸存在着不同的层次选择,即"贤者辞世,其次辞地,其次辞色,其次辞言"。再次,他还论及隐居生活的自我人格完善,也就是要保持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这些思想对后世文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词语引用看《论语》对《文心雕龙》的思想影响

《文心雕龙》一书引用《论语》达80多处,其中大部分为一般意义上的字词引用,同时在重视教化,强调仁孝为本,思想内容纯正无邪与表达方式合乎正道,文学与德行相互促进,重视文采,文质相称,"文疑则阙"以及"君子疾名德不章"等思想方面,《文心雕龙》受到了《论语》实质性的影响。     

从《论语》看孔子的诚信思想

关于诚信的地位,孔子提出“信”是“仁”的必然要求,是立身的关键、建立朋友关系的基础和维护朋友关系的准则,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以及政治的基础;在诚信的标准问题上,孔子坚持“义以为上”、“义以为质”;关于诚信的实行,孔子提出“谨而信”、“敏于事而慎于行”,好学以使信合于义等观点,表现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人《论语》看孔子的教学方法

本文在简论孔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从注重言传身教、因材施教、提倡启发式教学、善于培养学生兴趣、认真听取教育对象的意见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教师教的方法;从提倡学而不厌、注重实事求是、主张学思并重、鼓励择善从之、提倡不耻下问等五个角度分析了学生学的方法.     

陈祥道《论语全解》的解经特色

陈祥道《论语全解》是现存最早以义理训解为主、完整解说《论语》的著作,也是宋代荆公新学派《论语》学的集成性作品,是《论语》学转向＂宋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陈祥道以通经明义为宗旨,以文字训诂为手段,融通全经,又博采群书,连类引伸,多有益于义训。他学承王安石,长于＂三礼＂,精通老、庄,以礼制诠释《论语》,又援老、庄之说以论义,排斥旧说,造为新义,特色鲜明。     

从陶渊明诗文中的典故看《论语》对陶渊明的影响

《论语》在东晋时已经基本成为一部儒家经典,陶渊明对《论语》更是十分熟悉,并且在其诗文中屡屡化用。通过对《论语》和陶渊明诗文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论语》质朴、隽永的语言,对陶渊明"语淡情深"的语体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陶渊明积极入仕和自甘归隐的人生向往,是对《论语》中仕与隐思想的一脉承袭,他对自然的爱恋,他所具有的仁者情怀也都受到《论语》和谐理念,仁爱主张等或多或少的影响。     

从《论语》看孔子的“无为”思想

道家从老子起就极力主张自然无为,然而这种思想绝非道家独有。实际上,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也主张自然无为。关于这一点,却很少被人注意到。本文将以《论语》为主,谈谈孔子自然无为的思想。首先,我们应对自然无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自然”,并非指自然界,而是指“本然”,即事物本来的样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中的“自然”即这个意思。“无为”也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指不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断,一切顺应自然,遵循客观规律办事。《淮南子》对“无为”有一个很大篇幅的解释：“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解经特色

大体说来,从其核心而外,层层扩展,宋翔凤《论语说义》主要有三大解经特色:一、以《公羊》之义挖掘、引申《论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二、以"三礼"与音韵解经。三、既博采杂引历代各类子书、古籍以训诂名物,而又尤重以四书五经之经意解说《论语》,思想活跃而多变。     

温情与敬意:从《论语新解》看钱穆的文化态度

《论语新解》是钱穆先生在学术盛年时期著成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虽定位为“通俗本”,前后却花去了钱穆十余年的时间,是探究钱穆治学态度的重要样本。“温情与敬意”是钱穆的文化态度,是其治学中最不能忽视的特点。或许不能纯粹从学理来看其论说的是非,因为这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信仰。与同时代学人相比,这也是他一生的坚持。     

论焦竑《论语》诠释的特色

作为泰州后学,在《论语》诠释过程中,焦竑承继阳明心性学说,既得其学术真谛,又拔新领异,多有创见。他不仅主张心性道合一、心性本空,而且提出了以“知性”“复性”为内涵的“尽心至命之学”,成为心学思潮的领军人物。焦竑不仅引用佛道学者之语,而且引用佛教教义、道家思想,以期通过《论语》的解读,实现三者的融合。适应考据学兴起的潮流,在解读《论语》时,焦竑也十分重视对《论语》中名物典制的考订,其中既有对前人的承袭,也有推陈出新。     

试析《论语》的动词思维——以“问政”为核心

以《论语》中九处关于“问政”的回答为例,介绍《论语》强调“如何做”而不是“是什么”这样一种动词思维的言说方式,并进一步分析动词思维这种言说方式的特点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