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的体会

根据切身感受,《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的编纂工作须从明清文学的实际出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组建高素质的编纂班子,采取求真务实、稳步推进的方针,在10年磨砺中,以质量第一为信念,既出成果,也锻炼出一支严谨求是的学术队伍。     

编纂《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回顾

本文是对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小结,共论述了四个问题一是简述《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编纂过程,二是对《宋辽金元文学分典}质量的基本估计,三是保证《宋辽金元文学分典》进度的措施,四是《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后续工作设想。     

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华大典·农业典》

<正>《中华大典》是参照现代图书分类法进行编纂的巨型类书,所采集的文献资料,上自先秦,下迄清代,包罗宏富,所涉典籍约3万种,凡7亿多字。共分为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法律、语言文字、农业等22个典。其中《农业典》下设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蚕桑、农田水利、农书等12个分典,总字数近6000万。《农业典》由农业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多地有关专家学者参与编纂。该典于2006年7月正式启动,2008年被确立为《中华大典》数字化编纂试点,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工作,为此河南大学出版社建设了具有文献收集、数字加工、图文对照、全文检索等功能的编纂平台。     

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学主张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它注意到了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指出了不同体裁文章的特点,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肯定了文学的价值,从而推动了魏晋以后文学的发展。     

简评《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

《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共五巨册,１２００万字,规模宏伟,内容丰富,洋洋大观。中国是文明古国,留传的古籍浩如烟海,但还没有像这样大的类书。编者们花了多年工夫,像蜜蜂采蜜一样,把有用的第一手材料采集、筛选、分类、汇编,工程浩大,其规模远远超过《古今图书集成》。成绩之大,值得庆贺。这是《中华大典》最早出版的《分典》,好像打仗,是第一仗,毛主席说慎重初战,初战必须打胜。现在第一仗获得了胜利,以后怎么打,就更有把握,为今后工作鼓舞了士气,树立了榜样。我看《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有三个特点：（一）丰富性…     

《中华民俗大典》编写提纲

《中华民俗大典》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重大项目之一,不仅抢救民间民俗文化,同时抢救老学者们20世纪的田野调查学术成果,是对中华民俗文化一次空前的大整理。     

《中国文学编年史》抽样分析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学编年著作。该书的总体特点可以由随机抽取的两个时间点——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和嘉庆元年丙辰(1796)——窥知一二。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的文学史论认识

《文心雕龙.时序》的“质文代变”和“文变染乎世情”是刘勰在共时性框架下的对于历代文学的总结,“崇替在选”揭示了政治教化、社会风尚和统治者好恶对于文学的影响,反映出刘勰的文学史的线索观是完全的他律论模式,并以经典作为主要的文学史的价值评判标准。     

关于《中华大典》编纂工作的几点思考

目前正在编纂的《中华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是一部囊括全部中国古代典籍资料的特大新型类书,工程浩大,体制复杂,任务非常艰巨。国家《大典》工委会对这部大书的基本体例作了规定,并且时有修正。但由于各学科、各部的情况都不一样,在具体编纂过程中,仍有不少令人棘手和困惑的问题,理解和认识也各有不同,如何编好这部大书,这就有必要进行一些探讨。对于编纂工作中一些应重视、明确的学术问题,尤其要引起参编者的高度注意。     

《汉书》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汉书>文学研究从古至今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古代<汉书>研究历史,多为零星的评述与感悟,以简要概括与评点的方式为主,而缺乏系统研究,但总体评价较高.现代以来,特别在当代,较之<史记>文学研究的全面繁荣,<汉书>文学研究不但相对冷落得多,而且更缺乏一种整体性的宏观架构和综合研究,对<汉书>的文学评价至今仍基本在低调徘徊.扭转<汉书>文学研究状况的根本前提,是必须承认<汉书>在文学史上也应有其独立的地位.     

在《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出版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由武汉大学教授吴志达、陈文新等领衔编纂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于2005年9月由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包含明文学部一、明文学部二、清文学部一、清文学部二、清文学部三,共5个分卷,计1 200万字。其编纂始于1994年,集30余位学者之力,整整用了11年时间,才告完成。这是一部系统地汇辑明清文学研究资料的大型类书,对相关研究领域做了全面拓展,标志着明清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它的出版,对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传统史学、传世典籍研究诸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并将以其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特殊功能服务于国家、造福于子孙。2005年10月20日,武汉大学隆重举办《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出版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旨在深入探讨该书的学术价值,寻找与之相关的学科生长点和发展契机,以进一步推进学术事业。本刊特选登主要领导的致辞和部分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概论曹丕《典论·论文》

按王运熙对古代文论的四分法,魏晋南北朝为文学理论批评的成熟繁荣期.表现为研究范围的扩大,涉及到当时出现的所有文体;指导思想比汉代解放,不再强调"依经立论",重视日常生活的抒情写景,即教化、审美并驾齐驱;更重要的是产生了有分量的文学理论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等单篇文章;以及挚虞的<文幸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文学理论专著.其中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论史上第一篇较完整且自成体系的文的专论,确实接触到了一些重要的文学问题,是自<毛诗序>以来最重要的文论作品.     

论曹丕《典论·论文》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曹丕的《典论·论文》提供了许多新内容。"诗赋欲丽"把诗赋文体的审美和娱乐功能推到极致。但作于建安末年的《典论·论文》,其主旨却是要消弭受儒家经学浸淫至深的士人的抵抗情绪,使士人与世无争,惟以著述为追求。     

张德瀛著《文学史》:一部值得关注的早期中国文学史

张德瀛的《文学史》,是广东籍学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是在《钦定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等法规的政治导向下编著而成的教科书,具有鲜明的官方正统教育特点,同时也在最大限度内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文学和文学史的基本看法,反映了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一般认知结构和理论水平,应该放到中国文学史学研究的层面来加以认识和重估。     

《文心雕龙·总术》辨析

学术界通常认为<总术>是创作论的总论,总括了创作论前18篇的内容.其实,总论五篇论述了写文章的总原则,文体论篇阐明了各体文章的写作规范,创作论指出了文章的一般写作方法,所以<总术>总括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与一般的看法不同.     

文学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典论·论文》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学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观，“文气”说的创作论，“文非一体”的文体论，并针对“文人相轻”提出“审已度人”的文艺批评的态度。从而确定了曹丕在文论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典论·论文》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的祭祀对象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祭祀诗是附丽于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宗教文学,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地域性,是我们借以窥测自己民族文明发展的一个窗口.<诗经>与<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是南北文学的代表,两书收集了许多祭祀诗歌.文章拟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不同,来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实话·秘话·谜话"的传播--以伪满洲国时期的《麒麟》杂志为中心

在中国东北伪满洲国时期曾流行过一种通俗文学样式--实话·秘话·谜话.其大致有"案件聚焦"、"八卦名人"、"服务时局"和"博物探险"四种类型.这种文学样式的出现,有政治上妥协于伪满洲国"文艺政策"的原因,也有商业上迎合市民趣味的原因.但是这种妥协和迎合并没有为伪满洲国所谓的"国策"推波助澜,而是走向了与其无关的不合作之路.在妥协和不合作同时运作下,这种文学样式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     

论杜佑的《通典·兵典》

杜佑的《通典·兵典》以《孙子》的说法为经,以历代的相关见解、战例、军事设施、器具等等为纬,来布局谋篇,因而对于军事制度的考证显得十分薄弱,达不到全书中其它制度那种溯源明流、贯通古今的效果,但依然给读者了解和研究古代军事诸多方面提供了方便。杜佑认为军事附属于刑法,美化府兵制,否定募兵制,对安禄山叛乱的必然性作出机械的解释,是其不足之处;但对迷信运用于战争持批判和分析态度,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