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考据学的结构、功能和误区(上)

考据,又称考证。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基本的操作技能或方法,考据即以理性的精神,审视、验证和鉴别历史文献之真伪和历史记载之虚实。 说到考据,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清朝时期的乾嘉学派,尤其是那些对传统考据学知之不多的人,往往把考据的专利归入清代学者的名下。这多少是一种误解。     

试论鲁迅与中国文学遗产

自前年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展开以来,我们在斗争的过程中,不断的发现问题,也就不断的会想到鲁迅先生。我们有的同志在胡适反动的考据学影响之下,单纯的认为考据文字总是或多或少的有它的科学价值,没有什么政治问题;而鲁迅先生早就在“算胀”(见花边文学)一文内,在肯定考据的用处的同时,就把胡适所极力推崇的乾嘉考据学派那种逃避现实、向统治阶级妥     

论胡适对罗尔纲史学研究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一贯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己任的胡适,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启蒙学者。其学术思想、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在他生前身后的数十年中,影响了一批学者,使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取得丰硕的成果。罗尔纲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本文拟就胡适对罗尔纲史学研究的影响,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由此管窥中国学术思想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的情形。一胡适的学术思想受清代考据学影响很深。可以说,胡氏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据学1。出国留学后,胡适又受到西方思想家影响。其中,赫胥黎和杜威对其影响最大。胡适说过:“赫胥黎教我…     

考据学渊源考辨

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的工作范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包括音韵、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诸学;狭义的是专指考订历史事实的然否和书籍记载的真伪和时代。”考据学究竟成立于何时?史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台湾学者李宗侗主张:“唐以前,史学多注意书法而疏于考证,至刘知几《史通》始讨论及此。”顾颉刚指出:自唐疑古者刘知几、啖助至宋欧阳修、程颐、朱熹、程大昌、王应麟等人,随着“每一问题因讨论之多而理由日益充足,考据学就渐渐地成立了起来。”李宗邺认为,明朝李时珍、宋应星等“开考据风气于先”,到清初“考据学才正式成立”。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史学的兴盛与发达,考据学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到成立的过程。拙文拟就这一时期的考史著作、考据方法和内容诸方面略陈管见,质之高明。     

王夫之的考据学

王夫之具有丰富的考据学思想,并采用了一系列颇有借鉴意义的考据方法考订文献,从而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使他得以跻身于明清之际的考据大家之列。考据之学也是他义理之学的基础,其别开生面的义理的取得,即得益于他深厚的考据学功底。     

纠摘谬误 传信求实──吴缜《新唐书纠谬》新探

纠摘谬误传信求实──吴缜《新唐书纠谬》新探余敏辉两宋史学，著述宏富，流派纷呈，考据学异军起。诚如王国维所说：“考据之学，亦至宋而大盛。”（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这二时期，考据蔚然成风，较有影响的史考佳著不断涌现，吴缜所著《新唐书纠谬》...     

王国维、陈寅恪史学考据比较论

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学风，借鉴西方科学的逻辑方法，用严密的考据进行史学研究，是王国维、陈寅恪治史的共同特点。由于治史范围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二人的史学考据又有各自的特色。王氏充分利用清代汉学家的小学成就，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把地下材料和文献资料相互联系，进行严谨考据；陈氏则较注重发扬宋学精神，力求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就各自的论著而言：王氏多归纳，少演绎；陈氏则在归纳之外，常用演绎。王氏多通过考据来论证“史实”；陈氏多通过考据发掘“义理”。王氏论著表现的是“精深”；陈氏则表现的是“通识”。二人史学考据的风格、方法及其所使用的材料也有所不同。     

胡适史学方法论再认识

胡适史学方法论再认识张书学不管承认与否，胡适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转型时期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与一般史学家不同，他的主要贡献和影响，并不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成果上，而是在对“方法的自觉”的提倡和“科学方法”的鼓吹上。从留学美国接受实验主义哲学之日起，...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论

王国维在史学上的贡献是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在史学各个领域内创造的研究业绩;其二是他考据史学的方法论.郭沫若对王国维遗留下的“知识产品”,给了很高的评价:“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王国维治史的方法,概括起来在于他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论,确实具有治学的科学因素.现作初步探索.     

論梁啓超的史学

自清代初年兴起的考据学,在封建統治階級的大力提倡和文字獄的压力下,至乾嘉时代已經發展到了極盛的境界。当时的許多知識分子,不僅用考据的方法研究經学,而且用同一方法研究史学。这种研究学問的方法,直到十九世紀末叶,仍然在学術界中占着極其重要的地位。梁啟超是在清代傳統的学術風气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少年的时候,他先后跟着祖父和父親讀了不少的中國歷代史籍。十三歲的那一年,他“知有段、王訓詁之学,大好之”。于是,开始了同考据学的接触。十五歲,他离开家鄉新会縣前往廣州,入嘉慶年間前兩廣总督阮元所設立的学海堂肄業,孉曈栐b詞章之学。在这个階段中,他受到了嚴格的考据学的訓練。一八九○年,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領袖康有为开始在廣州聚徒講学。他在教学中,不僅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如何应用与看待考据

考据一称考证,是自汉以来学者所普遍使用的一种整理文献的技能或方法,至清而成为专门之学——考据学。关于考据的兴起、发展以至成为专学等问题,我已在《清代考据学述论》(《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一文中有所论述。现再就考据的基本方法及如何看待这一门学科略陈臆说。 (一)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老一代史学家范文澜在论述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时曾指出:“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就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事实也是如此.追溯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首先提到的正是顾炎武.本文拟对顾炎武的学术倾向、他与乾嘉学派的联系、区别等问题,试作分析和探讨.     

乾嘉时期考据与文学之争的源起考辨

考据与诗文之争是乾嘉时期一个突出的话题,这一论争往往被汉宋之争所掩盖。考据与文学之争最早发生在袁枚与惠栋之间,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文学与考据的优劣问题。袁枚与惠栋的争论发生在考据学发展初期,这场争论强化了后世文学和考据学的学科意识。     

方法·态度·心的文化——徐复观论治中国思想史的解释学架构

徐复观的解释学架构是从考据与义理之辩开始的。在他看来,考据对于研治中国思想史是尽其“史”的工作,义理是尽其“思想”的工作,二者各有所本,但相互渗透。在考据义理、汉宋学术之争中,他揭露训诂学演绎法的时代局限性和非科学性,竭力批驳清人对宋学的污蔑,张扬义理之学。但他并没有由此全盘否定考据整理史料的功用,相反以发展与联系的观点建立了归纳法的新考据学;在他的新考据学中,实际上容纳了义理的方法。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考据与义理方法都是解释的方法,解释就是对史料进行爬梳、整理和诠释,从根本上把材料的精神实质从静态、僵直的本文状态中导引出来,使其成为一流动、积极的精神生命。但是在解释和操作方法的过程中,解释主体是厕身其中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解释者的主观烙印。而如何消解解释者的主观烙印,保证解释的客观性,就成为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徐复观走的是追问主体解释结构的路向。 、 徐复观研治中国思想史,既重方法的运用.亦重态度的契合。在反已溯求中,他认为人格又决定着解释的态度,因此整个解释的根基乃在于人性论的“先见”和心的文化系统中。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

一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在新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表现为两条道路的斗争。解放前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胡适别有用心地引导青年脱离革命,要他们全力钻进故纸堆中去,“整理国故”,胡适非常强调他的所谓考据学。据他看来,把一个古字考证出来,其功不在哥白尼之下。他这些花言巧语,确     

论章学诚、姚鼐对考据学的态度

清代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全盛期 ,天下学者治学无不以此为宗 ,戴震是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但同时 ,也出现了自觉与考据学相对立的学者 ,章学诚和姚鼐是最重要的代表。章、姚走上与考据学相背离的道路 ,既有其自身的因素 ,也表明考据学已渐露弊端。更重要的是 ,章、姚的学术观点并非与考据派水火不相容 ,则初步显示了乾嘉之后清代学术的走向 ,即“汉宋调和”。     

从胡适相关著作看其文学观念及对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胡适具有历史演进的、实用的、开放包容的文学观念.与他文学观念相对应的,是他实验主义与传统考据相结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核心方法论中,包含的是比较法、归纳法、演绎法、修正法等诸多具体的方法.     

胡适对清代“朴学”方法的总结和评价

胡适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精神。朴学在方法上表现为归纳法和演绎法并重,符合西方近代科学的方法。他将清代朴学的方法归纳为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即从已掌握的事实材料出发提出假设,然后用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旁证加以证明。这种不盲目信古的大胆怀疑精神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样解释“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是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在考据学中,尽管他极力以实用主义附会朴学方法,而他于考据学所作之发明,井非来自实用主义,而是来自朴学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