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

由于中国古人对＂文＂的备极顶礼,坚持道是＂文以载道＂之道,人是＂人文主义＂之人,这使＂文＂的概念几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集中指称。而一种深入到词源学的考查揭示了,中国古人所谓的＂文＂有相互关联的三重含义,其一,＂象形＂为文：文作为审美形式;其二,＂交错＂为文：文作为＂互文＂;其三,＂依类＂为文：文作为族类生命的象征。这三重含义不仅发端于中国古代的文字形式这一文的＂原型＂里,也进而体现在包括文学艺术、社会礼仪以及人的思维方式在内的一切中国古代文化形式之中。故这种揭示既是对＂文＂的概念本身的澄清,同时又为我们真正破译中国文化之谜提供了一条根本的途径。     

论中国古代"杂文"的文体特征

杂文名称内涵复杂,这不但表现在杂文之"杂"上,而且杂文之"文"也义域广泛.杂文从文类泛称到文体专称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使得其命名方式和分类特征都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矛盾和困惑.作为文体专称意义上的杂文是在宋明总集的编纂过程中定型的,基础是以唐宋八大家为主的古文杂文创作,而编选体例和文类设置上则与<文选>和<文心雕龙>有很深的渊源.中唐以降,古文中杂文在内容功能、语言风格、表现方式以及题目篇幅上都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     

论"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间的关系

日本的＂万叶假名＂与中国的汉字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日语。而韩国的＂吏读法＂类似于＂万叶假名＂,韩国的＂吏读文＂也是利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韩国语。韩国从公元前后开始学习汉语,用汉字记录了本民族的语言,韩国人采用了＂口诀式＂、＂书记体＂、＂吏读文＂等多种方式。日本人也效仿这种方式创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字。可见在日本的＂万叶假名＂的形成过程中,＂吏读文＂给予它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吏读文＂就很难想象＂万叶假名＂,同样没有汉字也很难想像＂吏读文＂和＂万叶假名＂。     

文本是言语

"文本"是解释学的重要范畴,解释学就是研究对文本的理解的。解释学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文本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语言可以相对地区分为"语言"和言语。言语是活的语言,是使用着的语言,有说话者(作者),有听众(读者),有语境,有所指(文本的意义),有个体性的特点,一旦言说,言说不可改变;而"语言"是对言语的语文学抽象,指人们在言语时能使用的语词的发音或字形、词义(能指)、语法、体裁等,它不是使用着的语言,是"死的语言",没有言说者,没有听众(读者),没有语境,没有所指,没有个体性而有区域性、民族性,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文本作为语言的存在是言语,包含着"语言"而不能仅仅看作是"语言"的存在。确认文本是言语这一事实,对于解决"人的历史活动是不是文本?"、"什么是文本的意义?"、"文本有没有原意?"、"文本的原意能否被读者把握?"、"理解有没有正确性问题?"、"理解正确性的标准是什么?"、"理解和认识有什么区别?"、"解释学和认识论有什么区别?"等解释学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解释学应当尊重文本是言说这一事实,一切与这一事实相符合的解释学理论是正确的,而一切背离这一事实的解释学理论是错误的。     

论“文”“质”概念的形成及演进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对独特的基础的审美范畴。＂文＂与＂质＂的最初形态是各自独立的,＂文＂、＂质＂对举始于孔子。我们只有深入地了解＂文＂与＂质＂概念的形成过程,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它们各自的多重含义,才能客观地认识它们在对举时的双重意义,同时也可避免对于文质概念理解的局限。     

《文心雕龙·神思》中的互文和互文性分析

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经典文本,《文心雕龙·神思》叠合了多种相关文本的差异性。借助西方互文性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分层次、较系统的考察分析,可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也有助于对《神思》作进一步的研究。汉语修辞学中的"互文"手法,在《神思》中也有所运用,对它作同步考察分析,有助于厘清中西"互文"的关系。     

意义的自由度与同一性——董仲舒哲学中的经典和诠释问题

董仲舒确立了五经文本作为"素王之文"的经典地位,使其获得了形而上的天命依据并成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论证资源.通过对五经文本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区分,董仲舒的经典诠释在面向新的社会现实的同时,又兼顾了先秦以来儒学传承的历史延续性.通过对五经文本书写方式的探讨,董仲舒思考了五经释义和现世王权之间的制衡问题.     

成长·性爱·死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的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翻译成“文本间性”“文本互涉关系”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互文性”诞生于1960年代,“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①。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都与来自本文化的或者他文化的其他文本进行着对话,“一切时空中异时异处的文本相互之间都有联系”②。《夏天的禁忌》与《挪威的森林》这两个“具体的文本”之间即存在着明显的“互文关系”．其“互文性”具体体现在成长、性爱和死亡等方面。     

明清小说评点文本中的意象化书写及其互文指向

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特有的批评形式与立论方法,意象批评在明清小说评点文本中的承继与衍化是对传统书画诗文意象化书写的文体拓展与文本深化,其在评点文本中引发的叙事模式的改变对小说评点文本的叙事结构、情节处理、文法特征乃至语言技巧都带来了深远影响。评点文本中的意象化书写多取材于传统画论的审美特征又在小说理论与传统画论之间架构了互文的桥梁,它将明清叙事性作品的互文性导向凸显,其对小说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成熟所产生的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     

古“文”实义说略

古代的"文"义是具有实体性的系统,并以实体的形式运动和实现其意义。在文义的总体中,世本、人本和文本为三个最基本的意义构成。世本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文义系统,其具体展开、落实、实现为"文化"政治,而以"礼化"政治最具代表性。实体的展开和实现有其一定的顺序和常态,但由于受到不同的因素影响和力的作用,也不乏变数和偶然性。     

书牍文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书牍文亦是唐小说"文备众体"之一"体".它进入唐小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使用完整的书信,另一种是以摘录书信的形式进行小说叙述.书牍文在体制和语体两个层面,影响了唐小说文体的生成:在体制上,书牍文介入唐小说故事的叙述,把小说文体构建成了一个多层面的开放性结构--召唤结构.在语体上,在特定言语环境中使用的书牍文体语言与唐小说中诗歌、骈赋、散文等语言的结合,丰富了唐小说的语言系统,孕育了唐小说的审美生成.     

游走在“文”与“学”之间——书话及其启示

书话是现代中国文学中具有庞大创作群体与丰富创作实绩的重要存在。源自传统读书杂记、藏书题跋、笔记随札的书话,大都游弋于创作与述学、文学与文化之间,葆有颇为有趣的弹性和张力。本文对既是创作又属研究,既具审美性又涵学术性的书话进行系统考察辨析,以期能够进一步推进书话研究乃至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这种游走在"文"(创作)与"学"(研究)之间的书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的"文"、"学"合一著述方式的呼应,更是对"五四"之后文学观念日趋狭隘单一现象的警醒与反拨。     

论水心辞章之学的大众化和异化

当永嘉学派在南宋晚期日益衰微时,叶适及永嘉学派的“永嘉文体”并没有被排斥出科场场域。水心辞章之学在朱学成为显学之后,仍然能够不绝如缕地传承下来,这就是从永嘉学派到永嘉文派的演进发展过程。其中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戴表元、车若水等在这一水心辞章之学的大众化和异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论互文性在唐诗经典生成中的促进作用

互文性是西方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概念，主要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的互涉关系。互文性在唐诗经典生成中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可分为地点互文、对象互文、语句互文、时间互文、技法结构互文、词汇互文几个层面，不同类型的互文性在唐诗经典生成中的促进作用是有差别的，力量较强的是同一地点类互文。     

文学言语行为:文学与现实关系新思考

从言语行为视角看来,文学既不是对现实的单向摹仿,也不是与现实无关的独立王国;文学是一种言语行为。它强调文学文本创造现实世界的能力以及与现实世界的互文性关系。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拆除了在文学与现实、摹仿与被摹仿之间设置的等级制,而关注二者的共生关系。     

传统儒家礼仪教育与民众生活价值的自我实现

传统儒家所论礼,强调其作为提升引导民众生活质量的行为价值原则的意义,而不是固着于条文细则等外在形式.礼仪是称情而立文,它直接关联民众的情感生活,是一种最普遍化的生活形式,它对民众生活具有直接的人文价值教化意义.礼仪教育重在引导民众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自我实现和超越,个人的道德价值是不断在当下情感生活中敞开的通性,它源于孝悌血缘亲情,并有道德的升华,因而具有普遍性意义.     

德里达的解构翻译理论初探

德里达通过“延异”这一富有意味的书写活动和解构策略 ,对一切传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提出挑战。翻译即“延异” ,它不可能有任何种类的确定性和单义性意义。翻译作为一种书写策略 ,它在抹擦去原有文本的基础上提供另一个书写文本 ,解构和重构在书写中分离 ,又在书写中相遇。任何翻译都是一种播撒、增补、嫁接和重写 ,它是一场没有终极的“自由游戏”。德里达的翻译理论有其深刻的启示意义也有其局限性。     

“新青年”时代形成的现代散文观念

1916年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陈独秀以“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划分试图使以“古文”为依托的“文以载道”传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胡适则主张按照西方文学规范来置换中国的文统观念,确立“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地位,建立新的文学格局.事实证明,胡适模式日后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承认.随着写作者或者评价者立场的不同,“文以载道”、“应用之文”与“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观念成为写作与评价现代散文自由取用的标准.     

互文性视角下的《宠儿》新解读

以近年来较流行的文本理论互文性理论为指导,从文本互文和文化互文的视角对美国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进行了解读。在文学研究中,互文性不仅指文本和其他文学文本之间产生的互相影响和互相借鉴,还包括文学文本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等的关联,因此,互文性不仅仅对文学传统有包容性,对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可能。通过这独特视角下的解读,笔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莫里森作品中的人物的特性,作者语言的力量,及她的作品在当代美国文坛和世界文学界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互文性视阈下小说评点文本的画学叙事

在中国传统的艺术形态中,语言和图像构建的互文关系颇为常见,明清小说评点文本中援引的绘画语汇与小说文本之间构成的互文关系则属于一种隐性的互文现象,它将传统的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二元关系衍化为绘画语汇、隐性图像与语言的三维关系,通过隐喻作用构建了颇为独特的“语-图”互文体系,从而拓展了“语-图”互文研究关注的视阈,为当下的“语-图”研究提供了鲜明的个性化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