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蒙古莽晦王及其所属“冈留三营”考辩

通过对明代《译语》等汉籍史料和17～18世纪成书的佚名《蒙古黄金史纲》等蒙古文文献记载的考订,认为"莽晦王"并非指成吉思汗之弟合赤温后裔,而是成吉思汗另一弟合撒儿后裔科尔沁部最高首领阿儿脱歹王的长子莽晦王;莽晦王所属"冈留三营"并非指哈赤温后裔所属翁牛特、喀喇车里克、伊苏特鄂托克,而是指合撒儿第十六代世孙,科尔沁部莽晦王所属巴尔虎、塔奔、茂明安等鄂托克;明代汉籍史料所载"尔填"部及其酋"可都留"并非指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后裔所属阿鲁科尔沁部及其领主巴衮诺颜,而是指喀喇沁万户及其领主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16世纪20至30年代,东蒙古左右翼诸部领主不仅瓜分了兀良哈万户,而且打击或兼并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后裔嫡系莽晦王所属强大的科尔沁万户。     

克萨借款考辩——兼论甲午战争时期的地方外债

克萨借款是甲午战争期间一笔较为特殊的外债。它先由地方实力派张之洞请人代借,后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之下,由地方外债变成债务方为户部的中央外债。这一复杂历程,既反映出作为地方实力派的张之洞在财政上的独特地位,也显现出在赫德与汇丰银行的影响下,清政府地方外债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笑盈盈”与“哭泣泣”考辩——关于《王昭君》评价之我见

在生活中,正直善良的人们,或者是受侮辱与被损害的好人,容易唤起人们的同情。这正是艺术家最感兴趣的一个美学课题。可不是吗?许多历史人物常常借助于艺术的力量进入了美的天国;同样,也有不少历史人物被艺术家打入了阿鼻地狱,永远成了涂白鼻子的奸臣,这都是事实。是的,在艺术画廊里,不少形象都是历史的精英,可是,如何公正评价这些有影响的形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昭君是个历史人物,但是她却是一个既真实又带有极大理想色彩的美的典型,现在人们心目中的王昭君与历史上真正王昭君已经大不相同了,这是因为人们对这位善良者寄托着许多美好的祝愿不断地注进了许多理想化的成份。也就是说,这个真的美人也凭籍了艺术的力量,才变得更充实、更完美、更理想的。毫无例外,大戏剧家曹禺的新作《王昭君》,也无可否认地涂抹了更多的理想色彩。当然,作家是秉承时代的需要,从民族团结的崇高目的出发,造就了一个古代的“和平信使”,这是极可贵的,无可非议的。但自曹禺《王昭君》问世以来,评论界交口称誉,并非完全从主题及艺术上来肯定这部历史剧,偏偏要在“真”字上大做文章,甚至奉此剧为唯一符合历史真实的作品,或曰:“洗净了王昭君身上的历史灰尘”,“为王昭君恢复了本来面目,擦去两千年     

建构海外华文文学诗学批评体系——评《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

正海外华文文学在改革开放之初进入中国大陆文学研究视野,虽然理论向度与生存主体同当代文学具有根本区别,由于它分享了中国文学的意义向度和阐释方式,早期相关文学批评亦通常被当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分支看待。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已经延续三十多年,与相对成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比较,海外华文文学面临的若干问题仍没有得到完全有效的     

共谋的颠倒——考辩柄谷行人的“日本文学”与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

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以借助西方后现代思想进行文学批评与理论实践而著称,思想史家沟口雄三闻名于中国明清思想史研究界,由于他将“中国”作为方法而在我国学界声誉鹊起。柄谷与沟口都是极具批判精神的学者,他们拥有强烈的社会现实关切,并深谙历史乃复数之物,因为浸染在现代思想关注“语言”的大环境里,他们的写作实践均试图突破“文史哲”各自为战的局面。1980年,柄谷与沟口同时出版了各自的代表著作《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与《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此一极为巧合的现象为我们理解曾经日本知识分子在权力规训与个体抗争的张力之下,如何回应“漫长战后”提供了与当下萎缩之态可资比较的视角,它同时揭示了20世纪西方思想在日本的投射与在亚洲地域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