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尧《古赋辨体》的辨体理论体系

祝尧《古赋辨体》之辨体批评思想丰富,理论体系完整。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辨赋体之源流正变。二、鲜明的文体分类观和赋学发展史。三、以复古为宗旨的辨体目的和以六义为一贯的辨体方法。四、以情辞理味和丽则丽淫为辨体批评的标准原则。五、辨析历代赋作之优劣高下,从而为学者树立旗帜榜样等。祝尧辨体批评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析晚清理学之程朱陆王之辨

程朱陆王之辨是晚清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源于宋明时期的朱陆、朱王之辨,至晚清时期,理学家延续了这一学术思辨活动.其中以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以及罗泽南的<姚江学辨>为主体.从此三者入手,可窥晚清理学学术思想中程朱陆王之辨之概况.     

儒家与夷夏之辨

阐幽发微儒家“夷夏之辨”这一命题，揭示“夷夏之辨”的基本内容和实质，即夷夏之别的主要标志不在种族、地域的分布，而是以周礼为准，以文化高下而划分。     

浅析孟子性善说的三个维度

孟子“性善”之“性”,是人天赋之中可以有自我作主的成分,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使心(以体言)在待人接物时产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根据。孟子的性善说是一个通过性命之辨、人禽之辨、心性之辨而逐步展开的理论。     

论“人禽之辨”在孟子思想中的轴心地位

历来注家认为,性善、尽心、义利、养气、王霸等内容代表了孟子的核心思想。"人禽之辨"是串联性善、尽心、义利、养气、王霸等思想内容的轴心线索,并从"人禽之辨"与孟子的"心性"思想、"人禽之辨"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以及"人禽之辨"与孟子的"圣人观"三方面来展开论述,以确证此具有思想价值上之意义合理性。     

论档案文献外形鉴辨

档案的鉴辨,是开发利用档案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开发利用档案的必要措施.档案文献外形鉴辨是档案鉴辨的主要方法,是对档案中出现的真赝杂乱的现象以历史的观点审查伪误档案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影响,总结前人鉴辨档案文献的成绩和成果.     

辨体的多重内蕴和理论渊源

辨体内蕴丰富,但"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论是其核心内涵.与辨体和破体相似的还有得体与失体、正体与变体、定体与大体等一系列概念范畴,都体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特点,而"变而不失其正"这一文体通变观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选择.辨体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不但与五经、诸子血脉相连,而且与其他艺术理论和学科门类诸如书法、史书、韵书、佛典都有很深的学术渊源,而全面的辨体文献搜集和整理则是以上研究的基础.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及其修辞

文章旨在就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第一册的生产语境与编纂形式对《古史辨》进行重新解读。语境分析部分,由顾颉刚、胡适和钱玄同据书信讨论构成的学者小社群,进而到"古史辨"派与其反对者的论争,随着语境分析的扩大,从而呈现理解《古史辨》的不同维度。此外,笔者认为编纂形式本身亦可视作一种文本,而《古史辨》以书信体为主的编纂形式则极具编纂者的良苦用心,对这种独特的编纂形式的解读或可透露出零星隐秘的信息。     

辨体与变体:朱熹的文体学思想论析

朱熹的文体学思想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儒家的哲学理学思想密切相关。首先,关于辨体尊体论,朱熹提出了"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的辨体经典论断,这是中国古代辨体批评史上的关键链条之一。其次,在古书辨伪之辨体上,朱熹以此辨体批评方法来辨识古书真伪等,既有系统的辨体理论又有具体的辨体批评实践。他把辨体作为方法来辨伪的代表是《伪古文尚书》和《麻衣易说》。第三,朱熹对《诗经》的诠释方法和纲领,即"读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之辨体为先思想,是他"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的进一步引申和强调。最后,在处理辨体和破体这一对立范畴的态度和方法上,朱熹持辩证通达的观点,其核心主张就是"变而不失其正"。作为理学家,儒家思想的"中庸"理念及其论《易》时相关的经权、常变等朴素辩证观,都是他辨体通变观的哲学思想基础。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上)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下)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人论到文论:魏晋“才性之辨”与《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

"才性之辨"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论题。不同时期人们对才、性以及才性之间关系的探讨与定位各异,才性之辨经历了由以性统才、注重人之德行到"唯才是举"、重视人之才智、彰显人之个性的发展过程。才性之辨的才性观、人物品鉴方法以及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文心雕龙》之理论建构影响深刻。刘勰品鉴文学的"体性"论、鉴赏文学的"六观"法、剖析文风的"八体"说,与才性之辨都存有异曲同工之处。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孙奇逢对宋明理学三大公案的解读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他以合会朱王为纲,形成了对《太极图说》辨、朱陆异同辨、“王门四句教”三大理学论题的新认识。他认为《太极图说》之辨的实质是不同理学家站在不同立场而产生的本体论认识上的不同;对于朱陆之辨,他认为朱陆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学者要道问学和尊德性并重;对于“王门四句教”之辨,他认为“无善无恶”是论心而非论性。孙奇逢对此三大公案的超越性认识,使其理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出明末清初的理学特色。     

个体与社会--论魏晋玄学“群己之辨”

魏晋玄学的三大理论主题即：有无之辨、情理之辨和群己之辨,三者具有紧密的联系。有无之辩落实到人生层面,就是关乎自然与名教的情理之辩,而自然和名教之辩背后所蕴含的即是人的主题。个体重自然,社会尚名教,从名教与自然之辨,必然引申到群己之辨。在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导致自然与名教发生严重的分离,同时,这种分离也明显地体现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道德、个体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如何去调整或者把握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达到彼此的统一,成为玄学的重要理论课题。     

全国理工农医院校社会科学学报文摘

“华夏之辨”与“华夏大防”王文元(北京社会科学院)中国的先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宗法制度需要以礼仪加以规范,礼仪正是华夏之所长。所以,自古华夏民族就因礼仪完备而自豪,也因外族没有礼仪或礼仪薄弱而对其加以鄙视。久而久之,终于导致了所谓“华夏之辨”。“华夏之辨”,华夏不同于他族之谓也。即世界第一民族之辨。华夏之辨对于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作用,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华夏之辨的主流是文化之辨,不用拳棍刀剑“辨”(这一点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形迥异)。儒家用特殊服饰确认与加强自己的地位乃至自己民族的正统地位,并通过…     

略论荀子的词义“说”、“辨”及其对后世训诂学的影响

本文对荀子的词义“说”、“辨”问题进行了探讨。荀子的词义“说”、“辨”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对后世训诂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在研究中国训诂学史的时候，必须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先秦天人之辨评述

天人之辨,正如王霸之辨、名实之辨一样,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争论问题之一,是有关世界观的根本问题。它上承原始社会“补天追日”思想和“天神崇拜”思想,下启秦汉以降“天人感应”、“名教本于自然”思想等等,递相争议,直至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才基本上得以澄清。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     

"洪水猛兽":朱子对宋代名士"阳儒阴佛"思潮的批判及其意义——以《杂学辨》为中心

朱子丙戌所撰《杂学辨》标志着他由溺佛到归本儒学的转变.《杂学辨》非一般意义上辟佛老之作,而是通过严厉批判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四位"贵显名誉"之士以佛老解经之阳儒阴佛思想,来达到辨紫朱、清门户、正人心、崇孟学、立道统的目的.朱子对四者的批判集矢于性命论和工夫论,驳斥了性道不可言、以诚造化、格物默识等异端之说,充分显示了不畏权威、接续孟学、弘扬洛学的弘道立场,反映出通过掌握儒家经典解释权来重振儒学的策略.《杂学辨》不仅关乎朱子思想的前后转变,而且发挥了持守儒家经典本位,维护儒学纯洁性的作用,对理学及儒佛关系的走向皆具不可忽视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