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况“群”的观念与韩非的“自为”主义

<正> 荀况是战国后期最杰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韩非则“与李斯俱事荀卿(即荀况)”(《史记·韩非列传》),是荀况的学生。但是,韩非的思想却反其师道,走了极端。他们最根本的不同点在于:荀况“群”的观念与韩非的“自为”主义的对立。     

知治统一——韩非认识论特点新探

<正> 韩非是先秦最后一位大哲学家。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偏重于研究其法术势统一的政治学说,对他的哲学思想却论之甚少。事实上,韩非哲学思想之宏富,并不逊于其政治理论,其中关于认识论的论述,更是达到了相当深刻的水平。(一) 对认识主体的考察构成了韩非认识论的起点。韩非首先强调主体的受动性:“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参鞠之,终则有始。虚以静后,末尝用己”(《韩非子·扬权》,以下凡引该书,只注篇名)。这是说,在认识过程中,主体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排除主观成见,如实地反映对象。根据这一观点,韩非批评了“前识”说。所谓前识,即是脱离客观事物及其觇律的臆测:“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忘(妄)意度也”     

韩非思想渊源辨正

<正> 出色的思想家,总是吸取各家学说之长,来丰富自己的思想理论。法家韩非除继承(包括批判)前代法家学说外,对儒家、墨家、道家、名家等思想也有所取舍。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韩非摄取各家学说中他认为合理的成分,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卓然成为法家巨擘。《汉书·艺文志》论诸子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这是精到之论。本文仅就韩非思想渊源,略加辨证。(一)道家。司马迁点明韩非的思想,“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韩非的《解老》、《喻老》(以下引韩非说,仅标篇名)两篇,是阐发老子思想的专论。对     

孟、庄异同论略

一 孟轲与庄周是战国时期儒、道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孟轲游说梁惠王、齐宣王之事,既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又见于《孟子》书中。《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则谓“庄周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所以朱熹说,孟子与庄子同时,“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但是这两位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百家争鸣之际,都未曾在各自的论著中道及对方;史籍所载,亦未有二人相遇互论之事。关于这一点,朱熹的悬测是:“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 孟、庄二子是否曾经相遇,不可确知。先秦史籍传至今日者甚鲜。墨子读     

直致任真 率情而往——试谈《庄子》的审美情感论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指出:《庄子》“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宣颖《南华经解·庄子小言》也说:《庄子》“写景摛情,真有化工之巧”。对照《庄子》全书来反复品味这个“情”字,颇有“一唱三叹”的情致:一是在“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为庄语”(《天下》)的愤激之辞中,渗透着庄子在人生体验中的“一把辛酸泪”的悲愤之情;二是在说理中以“指事类情”的意象体系融注着浪漫激情;三是在哲学观点中附丽着“直致任真,率情而往”的审美情感论。最后的这一个方面,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颇有阐明的必要。     

《唐勒》、《小言赋》和《易传》

<正> 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是以十翼为孔子所作。对此说表示怀疑的,始于北宋欧阳修的《易童子问》,而清人崔述作《洙泗考信录》,专有《辩作<易传>之说》一篇,论之尤详。近人论《易传》作者,多援崔氏之说,但也有加以驳正的。如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其《孔子世家》考证引崔述语,逐条反驳,并历引《战国策·秦策》蔡泽语、宋玉《小言赋》、《荀子·大略篇》、《礼记·乐记》、《韩非子·外储说》、《新语·道基》等篇及《淮南子·缪称》,证明《易传》流行久远,为各家引     

“印、藏、蒙同源说”之我见

印、藏、蒙并非同源,早已陂公认。可是,关于“印、藏、蒙同源说”的来龙去脉,至今尚未见到完整的阐述。自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发表以来,随声附和者不乏其人,皆说:“印、藏、蒙同源之说,盖八思巴《彰所知论》以降。”近年来,此说被许多文章引用,实有乖史实。故有必要明本正始,穷其源委嬗变之迹。 1 “印、藏、蒙同源说”始见于《黄金史纲》,而集大成于《蒙古源流》。《黄金史纲》云:“达赖·苏宾·阿勒坦·三答里图汗有三子,长子博罗出,次子锡巴古齐;幼子孛儿帖·赤那。因内部失和,孛儿帖·赤那北渡腾吉思海,来到札惕地方,娶了一个名曰‘豁阿·马阑勒’的女子为妻,在札惕地方定居下来,成为蒙古部落”     

《文心雕龙·总术篇》新探

<正>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总术》云:“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以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也。”我们认为,此说对《文心雕龙·总术篇》的研究,至少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其一,自此以后,《文心雕龙》研究者普遍认为《总术》乃《神思》至《附会》即通常所谓创作论的总结。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总术》谓:“本篇以总术为名,盖总括《神思》以下诸篇之义。”这显然与黄侃同旨。又如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总术》亦谓“本篇统摄神思至附会所论为文之术”。其他各家也普遍认为《总术》乃创作论的总论或总结。其二,黄侃以为《总术》只是对《神思》至《附会》所论问题作一总的强调,而没有提出其他的所谓“总术”,但因其“说犹未莹”(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总术》),而后来的研究者更以为《总术》确无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总术篇》在《文心雕龙》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这两点都有必要重新研究,以求正确认识“总术”论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意义。     

“南仲大祖”考——读《诗经》札记

《诗·大雅·常武》云:“赫赫明明,王命卿土,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南仲之名又见于《诗·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常武》诗《毛传》曰:“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为大师。”《孔颖达疏》说:毛以为宣王“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大祖之庙”。是《毛传》把大祖释为王命之所——大祖之庙。按《诗经》中“祖”字凡二十七见,除     

《韩非子·储说》的题意、分篇与性质

《韩非子·储说》共六篇 ,即《内储说》上、下 ,《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储”即储聚 ;“说”为故事、事理。整篇《储说》在初成之后只是《外储说》的形式 ,后来 ,韩非又对其作了重新整理 ,在部分内容前加了“提要” ,为了区别于已定稿的部分 ,于是 ,便在题目中加进了“内、外”二字 ,“内”以标示文已成稿 ,而“外”则明其尚属草创。至于“上、下、内、外”之分 ,原因在于编集过程中篇幅过长之故。《储说》是韩非用来教授弟子的材料 ,相当于一个学派内部的教材     

从《正蒙·参两》篇看张载的宇宙结构思想

张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正蒙》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他提出“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气化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明确地把“太虚”即虚空和物质性的元气结合起来,指出元气是虚空的本然状态,“知太虚即气,则无无。”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虚空的非物质性。他的“一物两体”的朴素辩证法认为太虚之气始终处于浮沉、升降、絪緼、相荡之中,“一故神,两故化”,这就有力地批判了玄学“有生于无”、佛教“虚能生气”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张载作为一个思想家,十分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为了论证他的唯物主义元气本体论,他曾深入地研究过天文学,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宇宙结构思想,而《正蒙·参两》篇是他在这方面思想的结晶,也是研究张载的天文学思想的依据。然而,长期以来,对《正蒙·参两》篇望而生畏。近代学者,阐释甚少,力作不闻于世。本文想通过《正蒙·参两》篇,对张载的宇宙结构等天文学思想作初步探索,错误之处,请专家学友指正。     

读者来信

|编辑先生: 读贵刊1987年第10期《齐鲁文化之异同论纲》一文,很受启发.但其所用材料,尚有些不确切处,举如下: 一、文章对《左传·定公四年》条附注为:“杜预注:‘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周之宗盟,异姓为后”二语,见于《左传·隐公十一年》条,孔颖达《春秋正义》曾经引用.《春秋正义》后收入《十三经注疏》.依此,这两句话应是孔颖达疏,而不是杜预注. 二、文中说:“战国田氏代齐后,齐桓公竞设立‘喷室之议'的议政机构”.按“啧室之议”出自《管     

武王在位有四年说

现存有关周武王死事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金膝》,篇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于是周公作坛,告于大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占卜得吉,“王翌日乃廖”。接着篇文又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云云。据此,武王在“既克商二年”曾经患病,周公祈告之后,次日即已痊可。至于武王丧于哪一年,篇文并无明确叙述。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即本于《金滕》,而将武王之丧坐实在“有疾弗豫”的同一年。 “既克商二年”是哪一年呢？《尚书 诂》说：“此篇在克商二年,据《史记》…     

韩非的形名辩说形式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是战国末年最大的唯物论者,也是一位杰出的实用逻辑家。为适应当时封建统一的法权政治之需要,他提出了“循名责实”、“形名参验”的逻辑理论。他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上,主张依法检名,注重功效,极力反对空谈形名理想、徒论主观法禁的虚辞,把形名与政治统一起来,使逻辑辩说方式能够成为“与世宜”、“与世有功”的东西。他虽然没有从逻辑上直接提出思维形式的具体结构和形式定义来,却在实际运用中总结出一套实用的逻辑方法。从今本《韩非子》五十五篇(尤其是《问辩》、《说疑》、《说难》、《储说》、《说林》、《难言》及《解老》、《喻老》诸篇)的议论形式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概括出韩非形名参验逻辑的五大辩说形式,即辩式、说式、解式、喻式、难式。下面,我们拟就五种辩说形式——予以解析。     

老子新考

老子,相传是春秋末期的老聃,其姓名和生卒年已难详考。较早记载关于老子事迹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但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居然出现了三个老子:一个是和孔子同时的老聃,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周太史儋。他还连用“或曰”、“莫知其所终”,“世莫知其然”等词句。令人莫知所从。老子到底是老聃(李耳)?是老莱子?还是太史儋?实际上,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隐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齐焉。”此外,《史记·老子韩非列     

“好色即淫”说与“好色而不淫”论

《红楼梦》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姑之口提出一个有关“好色”的命题——“好色即淫”说,而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有“《国风》好色而不淫”论。“好色即淫”还是“好色而不淫”,似乎成了一桩有待了断的“公案”。　　一、“好色而不淫”论与先秦文化中的“好色”观　　其一,先秦儒家承认“好色”是人的一种天生“情性”、自然人性。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第14简:“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①《孟子·万章上》:“好色,人之所欲。”《荀子·性恶》:“目好色,耳好声……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也。”其二,先秦时期…     

孔子与“军旅之事”

<正>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至于孔子关于“军旅之事”的思想,史家或认为孔子“是文士”,“没有学过军事”(《郭沫若全集》第一卷,第93页);或仅指称其为“旧的军事思想”的代表,而未及孔子军事思想的全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124—166页,第185页);而多数史家则弃之不论。为了还孔子思想以本来历史面目,正确地全面地揭示他的学说的全部内容并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则不能不对孔子的军事思想作一考查与分析。(一)孔子学过军事,教过军事,懂得军事。《史记·孔子世家》称:“其(孔子)先宋人也。”《世本》说:“宋湣公生弗甫何,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世。其子木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为华氏所偪,逃奔鲁     

释韩安国“受《韩子》杂家说”

<正> 《史记·韩长儒列传》说:“韩安国梁城安人也,后徒睢阳,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这里的“《韩子》”显然指《韩非子》,当无疑义。司马迁的话里,把《韩子》和“杂家”并称,似乎是指韩非著书的内容,竟然会具有杂家的倾向了。据班固《艺文志》所说,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从《韩非子》考察,确实能够看出有这种兼采贯通的综合精神:(一)法家原是韩非自己的本色,兼有商鞅“为法”和申不害“言术”二派之长。(二)《韩非子》书里有《解     

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的讨论

<正> 春秋时期,人们对“饮食—血气—道德”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这些讨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道德起源问题的独特认识,而且实为以后孟子“气志之辨”和宋明理学“理气之辨”的滥觞。本文试就这些讨论作一述评。一、春秋时期对于“血气”的认识“血气”是中国古代哲学和医学的重要范畴。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黄帝内经·素问·八正神明论》说:“血气者,人之神也。”中国哲学和医学都把“血气”看作是生命有机体的基础和本质,这种认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国语·鲁语上》有这样的文字,“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这是“血气”一词较早见于史籍,血气在这里指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的对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武帝纪·赞》又将它概括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