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的妇女群像

关于妇女之事,提纲式的《春秋》记得很少。记言较详的《国语》亦不过寥若晨星的数人,而《左传》对于妇女的记叙,实为《春秋》和《国语》所不及。据笔者粗略统计,《左传》中的妇女有名姓可称者约一百七十余人,记述她们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有的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有的反映了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人们的精神面貌。     

试论《左传》中的妇女形象

《左传》是我国最早最详备完整的历史名著,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巨著。汉魏以来,对《左传》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从史学的角度或从文学的角度,先贤今人都有专著论及,唯对其中的妇女形象尚无人探讨。那些优秀的妇女形象是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至今仍值得我们讴歌。鲁迅先生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左传》所描写的优秀妇女形象是很多的,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朱熹与南宋《左传》评点学

综观《左传》评点发展史,南宋是《左传》评点学的形成期。现有研究虽已指出吕祖谦与《左传》评点学的关系,却忽视了朱熹对《左传》评点学形成的重要贡献。朱熹基于《左传》所传《春秋》之事,对《左传》文章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而促成了朱子后学如真德秀、汤汉、朱申等以《左传》为“文章之祖”进行评点。结合《文章正宗》《妙绝古今》《音点春秋左传详节句解》《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等南宋时期《左传》文章评点著作,可见朱熹对南宋《左传》评点学的形成以及《左传》评点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

《左传》乃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儒家典籍,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驳斥今文经学家关于《左传》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认为《左传》的基本精神与《春秋》大义相符,同时对《左传》在后世不显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文章述论

在《左传》学史上,《左传》作为文章的属性长期被遮蔽。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进一步例证了《左传》作为文章的性质及价值,《左传》得以成为“文章之祖”,其文章性质是第一位的因素。在《左传》文章学发展史上,吕祖谦《左氏博议》不仅第一次以文章形式呈现《左传》,而且更是典型的时文教材,此与作为“教科书”性质的《春秋事语》一脉相承。正如帛书《春秋事语》内蕴“事”“理”,《左传》的“事”“理”成为《左传》文章学蔚为大观的基石。     

刘知几论《左传》

刘知几不以《左传》名家,却对《左传》研究做出了突出成绩。《史通》中不少篇章论及《左传》,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刘知几把《左传》从经学纳入史学的范围,开拓了《左传》研究的新视野,在历史观念、史书体裁与编撰、叙事与语言诸方面都对《左传》作了相当精粹的论阐,改变了过去专从微言大义评衡三传的传统习惯,树立了新的评衡标准和方法,对唐以后的《春秋》经传学的研究有不小影响。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 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 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聊斋志异》与《左传》叙事渊源论析

《左传》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叙事作品,在叙事方面取得卓著成就。《左传》成熟的叙事艺术为后世小说所借鉴,《聊斋志异》就继承了《左传》以因果逻辑来谋篇布局的叙述结构,重视叙述故事的始末由来。《聊斋》还继承了《左传》想象、虚构的叙事手法。     

《易林》援引《左传》典语探因

约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左传》,与问世于西汉中后期的《易林》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易林》中大量援引了《左传》中的典故和词语。这种援引有着深刻原因：两者都有着明显的民本思想和重礼思想;《左传》的文学色彩深深影响了《易林》的创作;古文经学的兴起自然地促使焦延寿取材于《左传》;西汉中后期与春秋时代社会特征的相似又致使焦延寿引《左传》以为镜鉴。     

八股文与《左绣》评点述论

《左绣》以评点形式专论《左传》文法,是对《左传》进行全文评点的“法”的里程碑著作,代表了《左传》文学评点的最高成就。《左绣》与八股文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在以古文为时文方面表现为文体、文题、技法上的借鉴,在以时文为古文方面表现为将八股文术语、结构、技法运用于《左传》评点中。从八股文角度可以揭示《左绣》在文学批评、古文义法、修辞学等各方面的特点,从而进一步研究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达到全盛期的历史原因、美学形态及文学价值,推动《左传》评点学史乃至《左传》学史的深入研究。     

《左传》“戒色”“从礼”之妇女观

《左传》作为一部誉有“先秦叙事散文之最”的文学名著,其中不乏一些形态各异、丰富多样的女性人物。《左传》作者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无不本着“劝惩”的目的,或通过记述众多贪色、乱伦、淫乱者之恶行的严重危害与恶劣后果,或对妇女相关礼法的直接阐释和具体事例的宣扬,以警示后人“戒色”“从礼”。     

刘文淇《左传》研究思想探析

仪征刘氏家族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研究以《左传》名家。从刘文淇开始,历经三代,共同编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该书蕴含着作者非常丰富的《左传》研究思想,集中体现其研究特点,是清儒《左传》注疏研究的整理和总结之作。在分析该书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其《左传》研究思想为三个方面,即“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公羊》、《毂梁》之义理不能尽信,《左传》之褒贬存于贾逵旧注。     

《左传》人物研究的新创获:《《左传》人物论稿》评介

何新文先生的新著《〈左传〉人物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论稿)》,还原了《左传》作为历史文学巨著的本来面目,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左传》的写人艺术,为新时代文学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何先生很早就致力于《左传》写人艺术的研究。上世纪8     

《四库全书总目》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

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是《左传》评点学史上的全盛期,这一全盛期的结束当以《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完成为标志。通过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对《左传》及其评点的立场和评价,不仅可以认识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在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价值。     

厌弃《春秋》尊《左传》 ——姚曼波女士《左传》“蓝本“作于孔子说驳议

自1993年以来,姚曼波女士在多种刊物连续发表六篇系列文章,提出《春秋》一书当不起孟子、司马迁的推崇,《左传》才当得这种推崇,从而认定孟、马所说“《春秋》”必定是指《左传》。并且说从《孟子》、《史记》、《论语》、《左传》及“汉初学坛”,都能证明孔子写下的是《左传》,左丘明不过是《左传》的评论者。自认为廓清了千年疑案。本文观点与姚文相反,认为孟、马对《春秋》的推崇,含有对儒家祖师孔子的美化、圣化,对于这种美化,不能轻率地相信,更不能作为立论的出发点。文章具体分析了《孟子》、《史记》对孔子作“春秋”的论述,并比较了《论语》和《左传》在思想观点、语言运用方面的不同,论定孔子从未有作《左传》之事。姚文的论点论据不能成立,写作的出发声、论证的主观性,都不可取。系误入歧途。     

《易林》所引《左传》盟战林辞考述

会盟和征战是《左传》中的重要题材。焦延寿在创作《易林》时,便援引了《左传》中的部分会盟和征战典故溶为林辞。焦氏对《左传》会盟、征战典故的引用自有其深刻用意。通过对《易林》所引《左传》盟战典故的考述,可以得出焦氏具有不同于《左传》作者的明显的反战思想,这与西汉初期及焦氏生活时代之战争频仍的历史和现实是分不开的,且这一思想在当今仍有意义。     

《左传》校读记

校读是校勘学方法在古代汉语学习中的推广和应用。以作为我国叙事文学源头的《左传》为例,通过《左传》与《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史记》《新序》《说苑》《淮南子》等相关典籍中同类语料的校读、对比,用这些校读材料补充《左传》文句表达方面的省略之处,也使得《左传》字词训释更加直接易懂。通过反复对比,在尽现《左传》文辞之美的同时,亦偶现出其个别的稍逊之处。     

《左传》成书上下限推考

综观历代诸家研究和论证,《左传》成书战国说至少在史事叙述、天文记载、群籍称引、辞令、预言等方面有比较坚实的理致和证据。《左传》于卫嗣君五年(前320年)仍未写定,这是《左传》成书时代的上限。纯集疏《左传》卜筮事的《师春》既在魏襄王殉葬物之列,则资其抄集的《左传》至迟亦当在襄王卒年(前296年)写定亦甚明。概而言之,《左传》成书于前320年至前296年之间。《左传》作者最大可能是鲁人,还应与魏国有着深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