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

2017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极限施压与接触"战略出台。在该战略指导下,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从初期的极限施压迅速转向极限接触,后来又回归施压与接触并举,对朝实施"缓慢、稳步与忍耐"外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具有施压更极端、接触更极端、政策转变更极端和承诺更极端的特征。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也延续了美国对朝政策的传统。这体现在将朝核问题作为美国对朝政策的优先议题,以及在朝核问题上主张以"大交易"的路径实现"完全、可验证与不可逆的无核化"的最终目标。这种延续性和差异性既体现了结构性因素对美国对朝政策的制约,又体现了在制定具体对朝政策时,行为体在结构制约下的能动性。结构性因素解释了美国对朝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对朝政策选项的局限性和解决朝核问题态度的非迫切性。行为体层次上的因素解释了美国何时会选择接触以及在与朝接触的过程中,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

朝鲜独立问题,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70年代后,日本通过"日朝修好条规"逼迫朝鲜开港,并试图强行将朝鲜"独立之邦"的虚像实化,清政府遂开始着手调整和加强与朝鲜之间旧有的"宗藩"关系。以"壬午军变"的解决为转折点,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得以逐渐加强,而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力则开始下降。考察开港及"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进而探析日本武力解决与谈判处理两种策略的抉择及"甲申政变"后选择与清政府"妥协"的细微之处与深层原因,可以了解19世纪70至80年代中日朝三国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影响。     

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历史考察——基于美国新近解密档案的实证分析

朝鲜半岛当前的核危机是由第一次朝核危机升级而来。危机爆发后，美朝双方展开了首次公开双边谈判，并发表联合声明：朝鲜同意暂缓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支持南北联合宣言中提出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美国郑重承诺不对朝鲜使用核武器和其他武力，不干涉朝鲜内政。然而，在第二轮会谈结束后，由于美朝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南北对话与特使交流方面无法达成一致，双边关系趋向紧张。朝鲜从反应堆拆除燃料棒，并拒绝国际检查员采集测试样本的举动使危机达到顶峰。由于担心朝鲜可能在被迫情况下采取极端行动，美国在不放弃外交和加强军事准备的前提下策划对朝空袭。此时，美国前总统卡特访朝传递出了朝鲜愿意重返外交谈判的信号，美朝借此契机回到谈判桌上，并达成了解决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但协议存在诸多隐忧，主要表现为：美国将对朝政策与整体外交战略挂钩，影响了解决朝核问题的一贯性；美国对朝政策需要兼顾韩国立场；美国对朝政策受到官僚政治制约。框架协议存在的问题也孕育着美朝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重趋紧张的可能性，为朝核问题的再次浮现埋下伏笔。     

冷战后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比较

接触与遏制并举是冷战后的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的重要特征。克林顿政府时期,"接触"占主导地位,是在接触的基础上寻求外交解决,实质上是一种"妥协性"的政策;小布什政府采取的是"鹰派接触政策",遏制占主导地位,其实质是"对抗性"的。导致两任政府对朝政策产生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任政府在全球战略应对的政策手段上及战略指导思想不同。在朝鲜核问题上,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使小布什政府更倾向于实力解决问题,可以预期的是,在实现其核问题、导弹问题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之前,小布什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强硬立场,将继续坚持"国际化"方针,并进一步加强美、日、韩在对朝政策上的协调立场。     

冷战后美俄日韩对朝政策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兼论中国对朝政策的知觉定位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外交决策中的价值导引和知觉定位的作用非但没有完全消减,反而有所增强。美俄日韩对朝鲜的生存与发展的知觉认知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推断,即美日的"朝鲜威胁论"、俄罗斯的"朝鲜负担论"以及韩国的"朝鲜崩溃论"。固执地坚守以意识形态为引导的冷战思维必然导致对国际环境与国际关系的错误知觉,甚至会产生国家间关系的严重敌视或是对抗。历史传统和地缘现实决定了中国必须理性对待朝鲜,要力避错误知觉,确立起战略思维,并放眼于长远和未来,从和平、发展与合作的角度,稳步构建起中朝之间的正常国家关系。     

以谈促变: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回顾与评估

克林顿政府在处理朝鲜核与导弹问题上采取了接触包容、以谈促变的政策,其对朝政策实施效果可谓得失参半。虽然暂时冻结了朝鲜的核与导弹发展、初步改善了几度紧张的美朝关系,但是,由于对朝战略判断失准、国内政治因素牵制,不仅没有根本解决朝鲜的核与导弹问题,美朝关系正常化也未能实现。总体而言,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只是取得了可以逆转的有限成功。不过,这些成功经验却值得奥巴马殷鉴。     

朝核危机的“非零和”博弈

在国际政治领域,朝核危机已由美朝之间的较量发展为攸关地区各国安危、影响东北亚地区格局变化的多边博弈。朝鲜的筹码主要是核武器,以及周边各国谋求和平与稳定的愿望。美国的筹码主要是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与朝鲜签订和平协定,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突破朝核危机囚徒困境的重要途径是让朝鲜融入世界,使其成为正常国家。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促使朝鲜改变安全观念,美国放弃对朝鲜的遏制政策,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共同寻求达成一项美朝和平协定与朝鲜放弃核武器平行挂钩和违约必究的方案,以此换取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     

背离与回归:甲午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朝政策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在对朝政策上最初采取了有悖于传统"中立"政策的积极参与多国联合调停的政策,之后不久,美国最终回归到反对参加一切形式的联合调停的"中立"政策.由于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和国务卿葛礼山的个人原因,美国最初采取了积极参与多国联合调停的政策.但由于美国不希望欧洲列强过多介入朝鲜事务、美国舆论对朝鲜的冷漠态度以及朝鲜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次要地位,美国最终回归到反对联合调停的传统"中立"政策.尽管一再声称保持"中立",但自回归到传统"中立"政策之后,美国采取的完全是偏袒日本的政策.     

论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变化

朝鲜战争后,韩国历届政府把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视为重要议题,采取和实施了许多不同的政策和措施。2000年金大中政府时期,韩朝进行了首次首脑会谈,发表了"6.15宣言",韩朝关系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以此为契机,卢武铉政府利用经济合作进一步推进南北关系。但李明博政府上台后,采取和"阳光政策"截然不同的政策,即对朝鲜实施"非核、开放、3000"的强硬政策。朝鲜对此反应强烈:两国经济交流活动急剧减少,韩国和朝鲜再次陷入了敌对状态,朝核问题久拖不决,东北亚冷战局势也仍然看不到结束的前景。分析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对于认识朝鲜半岛问题乃至整个东北亚问题至关重要。     

从“挤压”到“接触”——现阶段美国对朝政策调整探析

对朝政策一直是美国几十年来苦心经营的东北亚地区同盟体系中的弱点和盲点。正是受累于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再受到挑战和威胁,而朝鲜也最终于2006年10月进行了首次核试验。作为应对之道,美国一改十几年来摇摆不定的对朝政策,由挤压调整为接触,推动了《共同文件》的出台和初步履行,并促成美朝首次双边会谈的实现和两国关系的逐步发展,东北亚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由此重现一线曙光。本文从现阶段朝鲜核问题的重大进展入手,分析了美国对朝政策调整的原因、实质以及前景,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朝鲜核问题的解决过程。     

美国意识形态中的朝鲜:后冷战时代的知觉与议题

围绕核争执,美国对朝鲜的意识形态认知历经了三次转换,即"无赖国家说"、"邪恶轴心说"和"失败国家说"。难以协调的价值认同是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结构性障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人权问题和政权问题被进一步"放大",是困扰和迟滞美朝关系发展的症结。相对固化和稳定的意识形态信仰,使美朝之间相互敌视和冲突的认知变量难以发生质变。只有设立共同目标,探讨共同规范,遵守共同规则,最终克服心理错觉,才能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     

“后朝核时期”的中朝关系走势

中朝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家,各自有不同的核心利益,中国不能左右朝鲜。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是中国的战略屏障。朝鲜面对美、日、韩的巨大压力,中国不能放弃朝鲜。在后朝核时期发展中朝关系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同时也应处理好中国与韩国、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关系。未来发展中朝关系,应立足于战略高度,坚持原则、着眼长远,密切经济联系、树立牢固基础,增强政治互信、争取走共同发展道路,适时、适度推进双边关系,建立起正常、友好的国与国关系。     

从朝核问题看澳大利亚的朝鲜半岛政策

在朝核问题上,尽管澳大利亚并不是直接当事方之一,也没能在实际上成为六方会谈的一员,但由于东北亚地区对其整体安全战略的重要性,它对朝鲜半岛事务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丝毫不亚于其他有关国家,并已俨然成为六方会谈体系之外积极推动朝核问题进程的第七驾马车。与美国对朝鲜遏制与接触相结合的两手政策相一致,澳大利亚在实际的政策操作中同样具有软硬兼施的特点。利用自己紧邻亚洲的地理位置和在西方国家中较早与朝鲜复交的特殊关系,澳积极介入朝核问题的行动在实现助美国一臂之力这种主观目标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为其进一步涉足东亚事务、提升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打下了基础。     

朝鲜罗津-先锋经贸区的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

朝鲜罗津-先锋地区的区位特征和地域结构在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然而,基础设施不足和同周边地区的产业联系匮乏是阻碍该地区成为贸易中转基地和出口加工基地的主要制约因素.10个计划开发的工业区因自身产业结构脆弱、工业区间的功能划分和有机联系不足,其效率和潜力非常低下.今后该地区发展的关键在于朝鲜政府部门的决策及如何克服现存的各种区位和结构上的制约因素.     

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定和执行西藏政策的跨部门分析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主要外交战略核心部门全面参与了对华西藏政策的制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会、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在制定和执行西藏政策过程中分工明确,协同配合,体现了美国战略决策部门利用西藏遏制中国目标的高度一致。     

特朗普政府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平衡"政策,将东南亚地区作为政策实施的支点,对该地区的关注在美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美国-东南亚关系由此获得大幅提升。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聚焦大国竞争,忽视东南亚地区;对外战略中坚持"美国优先",在对东南亚外交中多以自身关切议题为导向;多边主义在美国东南亚政策中被弱化,偏爱双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以修复与泰国、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及打造支点国家为重点;在军事领域,美国以更大热情介入东南亚地区。区别于奥巴马时期低调处理民主、人权议题,特朗普政府内部官员在总统本人不热衷这一议题的情况下,依旧没有放松对东南亚国家民主、人权状况的审查。政策上的诸多调整导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可信度下降,经济和外交中弱化的多边主义限制美国-东南亚互动空间,而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反而使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化。即便"印太战略"突出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的重要性,但未来美国东南亚政策是否能真正体现这种重要性值得关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东南亚关系很难再重现奥巴马时期的"热闹"景象,这为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战略空间。     

朝鲜华侨教育的现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华侨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朝鲜华侨重新恢复和新建了华侨学校。1949年4月,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将朝鲜各地的华侨学校全部移交给朝鲜政府,朝鲜政府按本国教育体制逐渐改造了华侨教育。当今的朝鲜华侨教育沿着"朝鲜化"方向发展。     

非零和博弈的结构贸易政策系统分析

2003年美中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国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要求中国扩大进口,否则将对中国产品普遍征收27.5%的进口关税。显然,目前基于竞争性秩序的自由贸易政策造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和270万人的失业,是行不通的。如果美国选择贸易保护主义或是扩张性的战略贸易政策,无疑又会对中国造成损害。基于结构性增长理论的结构贸易政策提供了一个基于中美合作的非零和博弈的贸易政策,是共赢的、最完美的政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