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适用条件明确化研究

死缓适用条件不明确的根源是深刻的,人们的解释论努力未能也无法实现死缓适用条件的明确化,只能让位于立法论。立法论明确化的内涵是：重构“新”的死缓适用条件,实现其形式上的明确化及实质上的政策功能扩展。为此,直接规定死缓适用条件是困难的,可以通过明确、严格地正面规定死刑立即执行条件,“间接”确定一个明确的死缓适用条件.     

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企业合规案件之立法构想

对涉案企业做出暂不起诉决定契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发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企业合规案件提供了制度空间,同时企业附条件不起诉也作为一种非罪化处理方式给企业提供了更好的制度保护。实践中附条件不起诉已普遍适用于企业合规案件,但仍存在适用条件不明朗、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各地均有差别、暂缓起诉期间不明确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各地司法实践的经验,讨论该制度入法的具体设计,从案件适用的罪名、主体、类型等条件,结合附带条件的性质与内容、社会调查的必要性、暂缓起诉期限的确定以及合规考察等具体方面做出初步立法构想。      

关于地方立法的审视和反思

我国现行地方立法的制度设计上有许多不科学之处,地方立法实践中呈现出许多问题,比如立法权的平等性问题、授权立法的形式性问题、立法能力的有限性问题、重复立法和观赏性立法过多等。建议通过修改立法法等手段,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级市)以地方立法权,进一步扩大地方立法权限,建立地方性法律法规有效期制度和定期清理机制,并且明确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范围和重点,以更好地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     

关于完善我国破产立法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破产立法存在立法不统一、界限不明确和程序不科学的弊病。要完善我现行的破产法，就应探讨和解决几个立法问题：１．明确宗旨，制定统一的破产法；２．简化企业破产的条件；３．建立科学的破产程序；４．取消破产责任的规定。     

社会企业的立法及其法律形式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企业开始在全球兴起,部分欧美国家和韩国创制了新的法律形式,这股立法风潮已经形成世界性的影响;社会企业立法框架关键因素为：确保追求社会目标,促进参与经济活动、民主的治理结构,保障民间所有权;诸国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条件和对社会企业的理解不同,对于如何确定社会企业的新型法律形式,存在三种不同类型：合作社形式、公司形式、无特定法律形式;当下我国的社会企业,可以采取公司、福利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法律形式,国家在促进社会企业发展方面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在公司的类别中增加社会企业组织类型,稳妥开展政府层面的社会企业认定工作。     

我国《消法》中权利倾斜性配置规则之完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对弱势群体进行权利倾斜性配置的典型法律形式.然而,由于其权利倾斜性配王规则存在立法目的多元、立法语言不当、权利实现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导致该法在实践中运行不畅.为真正实现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有必要从明确立法目的、界定宽松的消费者概念以及配套相应的权利实现机制等方面,对之进行完善.     

设区的市构建立法后评估制度之路径研究——以《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立法后评估为例

立法后评估在提高立法质量,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中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克拉玛依市作为新授予地方立法权限的设区的市,在全疆较早地启用了立法后评估制度,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与此同时,克拉玛依市立法后评估制度尚存在未确定评估标准、评估方法不全面、未有效实行第三方评估等问题。应明确立法后评估启动条件、建立多元化评估主体、构建立法后评估指标体系、促进公众参与机制、打造立法数据库和人才库等来完善设区的市立法后评估制度,实现“良法善治”目标。     

《个人独资企业法》实施十年的思考

个人独资企业法实施十年来立法与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一定脱节。个人独资企业在法律主体认知论上应当摒弃自然人主体资格延伸说;在设立条件和设立程序上应当作出与时俱进的立法修正;个人独资企业营业转让应借鉴《德国商法典》以及《韩国商法典》等规定在债权转移和债务承担方面作出明确细致规定;在个人独资企业债务清偿方面应引入英美法系的双重优先原则。     

试论我国公司集团法律规制的误区

公司集团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大中资本普遍采用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公司立法均对公司集团作出了有别于传统单一公司的规定。而我国对公司集团的法律规制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法律效力层次低，现有的规制在公司集团的组建条件、组建程序、内部结构、集团成员企业转投资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误区，亟需改进和完善。     

借鉴香港立法制度 完善祖国大陆分居立法

分居制度属于婚姻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的婚姻法对分居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目前,我国大陆婚姻立法中有关分居制度还不完善,应积极借鉴香港的分居立法经验,对我国大陆分居制度的形式、程序、条件、法律后果以及分居与离婚的关系等内容进行立法,完善我国大陆的婚姻立法.     

略论地方立法的两个问题

以政府的机构改革为前导,我国包括立法机关在内的整个国家机构也都面临改革的课题。根据此次机构改革的要求,地方立法存在的不少问题也应在改革中得到重视和解决。从现行立法看,我国地方立法的权限是不明确的,其中涉及中央完全专属立法的权限亦即地方立法不可僭越的权限范围不明确、中央与地方均应规范的事项即二者共同拥有立法权的范围不明确以及地方专属立法的范围也不明确。而授权立法也存在授权权限不清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立法成本高、立法效率和效益却不高等问题。     

重构我国刑事公诉撤回制度的思考

撤回公诉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撤回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的公诉案件的诉讼活动。我国现行刑事公诉撤诉制度存在着立法规定缺失,撤诉性质、事由不明确,撤诉时间规定不合理,撤诉后的处理及处理程序不明确,对撤诉的制约不力,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保护,撤诉后重新起诉条件不严格等缺陷。重构我国刑事公诉撤诉制度的基本思路是:立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撤诉权,明确规定撤诉的理由和方式,规定撤诉的时间、效力及重新起诉的条件,强化撤诉的制约监督机制,加强对撤诉过程中当事人的权利保护。     

论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刑法地位

在现行刑法典中,除贪污罪外,仍未明确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法律地位。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法律地位是由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但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存在诸多不明确、不合理的地方,大多属于越权解释。将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严重渎职行为予以犯罪化是必要的。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条件下,不宜通过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方法,而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将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论我国授权立法的现状及完善

我国的授权立法存在着授权主体和被授权主体不够明确、格式不统一、立法程序不完善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通过确立授权原则、完善授权内容和完善监督机制等来推动我国授权立法制度的发展。     

我国民间借贷规制法律问题研究

民间借贷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对我国实体经济贡献巨大。对我国民间借贷进行立法规制和监管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国民间借贷规制中存在未能体现融资公平、适度竞争等原则,缺乏促进经济发展原则和民间借贷风险控制等原则的规定,立法数量少且法律位阶低,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范围及如何规制不确定等法律问题。应当对民间借贷的概念加以界定;明确规制和监管原则;加强立法进行规制;明确监管主体;明确监管范围等以提高监管效率。     

我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探微

反垄断宽恕制度是打击垄断协议的有效执法工具。鉴于我国反垄断宽恕制度存在适用条件不具体、减免罚款的裁量权过大、程序缺失等缺陷,我国应当借鉴美国、欧盟的立法经验,完善其适用条件,明确减免的幅度,规范其执法程序,以提高该制度的可操作性。     

由计划生育经费来源引发的思考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计划生育经费管理出现了种种不适应 :经费来源渠道不畅、投入不足、支出增加、管理不规范等。要改变现状 ,使经费管理适应事业发展需要 ,应对现有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以立法形式实行计划生育经费社会统筹 ;继续推行计划外生育费“乡收县管、财政监督”;明确收费标准 ,确立相关管理制度等     

农地股份合作制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农地股份合作制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近些年发展速度缓慢。分析其原因,关键在于未做到因地制宜,股份合作组织形式定位不清,政企不分,股份合作偏重收益分配、忽视产权制度建设,并且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为加快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发展提出建议,即明确产权组织形式、转换经营机制,深化制度改革,加快立法进程等。     

论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的刑事立法模式

现有刑事立法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存在立法模式太分散、核心术语界定不明确、法定刑设置不科学等问题。我国应当采用以宪法为统领,以民法为基础,以专门法为核心,以刑法为最后保障的统一立法模式,立法上明确界定个人信息的范围,合理配置法定刑,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这样才能构建一条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的科学路径。     

论自治区自治条例的立法机制问题

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机制是自治区自治条例从社会中产生、形成与监督等带有规律性的模式。自治区自治条例法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的准备机制、形成机制以及完善机制三个重要环节。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监督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明确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监督的内容和监督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