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分权的现实问题研究

就财政分权的实践而言,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如何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分权,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和难点。检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应该具体分析我国财政分权的现状,特别是利用描述性统计较为全面和详尽地分析我国自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分权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后,两者比重明显改变;税权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财政支出增幅较大,其自给程度远低于中央;资源从预算内资金流向预算外资金;各省之间的财政差异扩大;财政分权改革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及路径选择

在“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政府间财政格局下,中央和地方的纵向财政失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客观存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巨大的财政偏好,预算外资金、行政层级过多,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隐性博弈等非制度化因素扭曲了央地财政关系.在重启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新制度经济学作为解释现实经济的重要理论,通过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正式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提供“治本”的良方.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关注的是为何要实行财政分权,如何分配众多的财政职能.而现代的财政分权理论则侧重研究财政分权的制度设计,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对政府行为的正向激励作用.我国的财政体制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职权划分和行使还存在制度设计不合理、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应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财政分权制度,清楚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建立科学、透明、规范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效率和效益,促进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营改增”背景下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以湖北试点为例

"营改增"试点所产生的减税效应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财力损失。在湖北省原本财力缺口就较大的情况下,"营改增"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更加困难,也导致政府财政管理体制现有问题更加凸显。为解决这一困境,短期内可沿用试点期过渡性政策以减缓"营改增"对地方政府的冲击,但从长期来看,借"营改增"契机,通过全面改革现行税制、寻找地方主体税种、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事权,将是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及政府财政管理体制现存问题的更优选择。     

“营改增”改革、财政压力与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

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环保产业的发展。当前,中国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营改增”改革后矛盾更加突出。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和政绩考核的双重压力,可能会采取压低环保商品的购买价格从而减轻财政负担的做法。基于环保类上市公司2009—2017年的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及连续型DID方法,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上升对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营改增”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进而对环保类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为促进中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可以强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加快建立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加强对环保类企业的扶持力度。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营改增对地方财力格局的影响与地方财税体制改革——以湖南省为例

以湖南省为例,本文运用ARIMA模型对营改增带来的实际减税效应进行了测度。营改增对营业税具有明显的减税效应,但对增值税有一定的增税效应,综合来看,营改增实现了总体税负只减不增的政策目标,且总体减税规模出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营改增全面实施后,湖南省地方财力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地方财政压力倒逼新一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建议从重构地方税体系,建立政府间财力与事权、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关系,推动分税制改革等方面着手,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财政分权、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

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利用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取考虑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财政分权和财政透明度联合视角下,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分权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增加有助于地方政府债务减少,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增加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看,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作用机制,而对财政支出分权作用机制的影响不显著;从扩展性分析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小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据此,政府应逐步完善财政分权机制,继续扩大财政信息披露,以实现政府对地方债务的有效控制和系统性风险的有序化解。     

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

教育支出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保障。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体制框架,选取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和谐而竞争”两种政府竞争模式对地方教育支出规模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作为我国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都会对教育支出规模产生正向影响;不同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会在财政分权与教育支出规模之间发挥不同的中介效应,“为增长而竞争”会抑制教育支出规模增长,“为和谐而竞争”则会促进教育支出规模增长。深化政绩观转型,转变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有利于发挥财政分权体制的优势,激发地方政府增加教育支出的动力,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增值税扩围改革问题研究述评简

通过梳理和总结增值税扩围改革问题的相关研究，阐述了其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可选择的实施路径，并结合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归纳了如何进一步推进“营改增”顺利进行的措施，最后提出了还需继续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以准确把握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的实证

理解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一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至关重要.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最优的分权度;并且得出使人均产出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弹性除以地方政府支出弹性和中央政府支出弹性之和,在最优分权度之内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超过了这个限度财政分权将会阻碍经济增长.选取我国1978—2015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求出最优分权度为61.5%,对比我国1978—2015年总体的财政分权度,可知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分析各省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可知,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具有差异性但逐渐趋同.     

省管县改革、财政竞争与县域经济发展

"省管县"改革与分税制改革都属于分权改革,必然对政府财政竞争产生重要影响。"省管县"体制下的政府财政竞争具有如下特点:县级财政竞争是横向财政竞争的核心;县级财政竞争仍以税收优惠为主,直接采取差异化的策略,而财政支出仍是重要的潜在手段;县级财政竞争将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与区域间恶性竞争;纵向财政竞争虽层级减少却更加复杂化了,这必将会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应将县级财政竞争纳入制度框架内,避免县级恶性财政竞争,鼓励县级良性财政竞争,引导县级财政竞争中的合作行为。     

我国地方税体系建设的制约因素与完善对策

随着“营改增”的全面实施,地方税收体系中失去了主体税种,房产税等小税种难以承担支撑地方税收体系大任,作为直接税的所得税虽然占有比例较高,却都属于共享税。我国地方税体系之所以难以建立,除了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客观条件外,主要是其在税制建设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如法治建设落后、配套制度不健全、征管机制不完善等。在这一背景下,从我国地方税收收入影响地方财力保障的程度入手,对我国地方税体系建设中的制度性障碍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了基本对策。     

地方政府非常规预算调整初探

地方政府非常规预算调整是一个十分隐蔽的过程,获取非常规预算调整的具体数据和信息十分困难。地方政府非常规预算调整导致预算调整频发、行政首长和部门首长主导、缺乏监督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降低等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在预算执行中采取超预算收入、＂硬缺口＂等策略进行非常规预算调整。压力型行政体制、地方行政首长更替频繁、地方政府预算资金零散化是造成地方政府非常规预算调整问题的主要原因。建立民选的地方政府、构建新型财政分权体系,完善地方层面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非常规预算调整。     

财政分权视角下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历史、现状与展望

财政分权是政府管理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基本思路,分税制改革立足于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权合理分配,是财政分权的重要举措。但是实施二十年以来,出现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缺位与不足等问题。农村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其改革确立的县级财政负责的财政供给体制使之与分税制改革紧密相关,也就使得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问题彰显在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供给上,给农村义务教育带来了可及性、效率与公平等方面的众多问题。更优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供给,需要一个不断发展与改进的、更有保障的财政供给体制。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     

中国式分权、标尺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实证

文章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架构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利用198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分权在样本区间内促进了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正效应,但跨时与区域差异明显。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阻碍了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在东部更加显著,模型加入政府膨胀程度、城市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后,回归结论保持稳健。另外,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受宏观经济政策驱动明显,但是这种驱动力正在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