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     

试论潮汕“双忠”崇拜民俗文化之兴起

潮汕历代各种地方志记载了唐代为国死难名将张巡、许远"双忠"居然在非亲非故非殉难之地的潮汕地区享祀的现象。历任地方官员和乡贤的立庙祭祀、民间的造神呼应、文人的歌咏唱和共同把"双忠"崇拜推向高潮,形成了一股风靡潮汕地区的"双忠"崇拜之民俗文化热。     

苏轼四六文集版本考

关于苏集版本,曾枣庄、刘尚荣、杨忠、祝尚书等先生已有论著详细论述,但对苏轼四六文集部分却很少涉及或语焉不详。本文仅就苏轼四六文的几种别行本,包括《东坡四六》、《苏文忠公表启》等的版本源流、内容体例等略作梳理。     

“红桥修禊”考论

诗人在重要节日进行集会活动在清代十分普遍和常见。清代的扬州,文学氛围浓厚,集会唱和活动频繁。其中最为知名的便是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曾燠、李彦章等人先后举行的一系列"红桥修禊"集会活动。从清代诗人集会的研究角度看,这一系列集会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关系和许多共通的特点,因此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而总结出集会在时代发展与变迁中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北京煤窑神探析

本文通过对窑神形象、窑神庙宇及碑刻的分析研究,揭示了煤矿工人通过生日崇祀、开窑崇祀、煤窑复工崇祀、节日崇祀、日常崇祀等形式来祭拜窑神;指出了旧中国煤矿工人对煤窑神的崇拜,在北京煤业曾广泛存在;得出了旧中国煤矿工人对窑神的祭拜只是一种精神寄托。     

试论伍子胥的崇祀习俗

试论伍子胥的崇祀习俗蒋康伍子胥，春秋时期吴国大夫，曾对吴国的霸业和吴地的开发作出了莫大的贡献，最终忠谏屈死。千百年来，伍子胥受到人们无限的敬仰，死后还被奉为神明来祭祀．本文拟就崇祀伍子胥习俗的缘起、方式、范围及原因作一粗浅探究。一、对吴地的杰出贡献伍...     

题、序、注、诗四位一体——论集会背景下宋诗形制的变化

文人集会唱和背景下，北宋诗歌外在形制发生变化，出现长题、长序、自注，担负说明、叙事等功能，对诗歌内容进行铺垫、补充、解释，诗人并进而追求诗题和诗序的抒情性、艺术性，使之与诗形成意境上的互补。题、序、注与诗歌相辅相成、“四位一体”特点的成因：首先是文人交往密切、集会频繁这一创作背景的影响；其次是诗歌作者传播意识决定；第三也反映宋人“尊体”与“破体”的文体观念的影响。     

从天书封祀看宋真宗时期的忠节文化建设

天书封祀是宋真宗统治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宋真宗利用当时仍具影响的神道文化,为加强忠节文化建设所实行的一个举措,其目的是为了论证宋室统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将此事件放在宋初忠节文化建设的背景下,可以看出天书封祀是当时忠节文化建设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神道文化在政治上的反映。该事件中,人们对神道设教的质疑和对从道、从君问题的思考和抉择,既暴露了君主在忠节建设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也反映了臣民对何谓效忠所存在的困惑;同时也折射出随着儒学的复兴,宋代文化发展出现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对此后的忠节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士祯“红桥修禊”考辨——兼谈结社、集会、唱和三者之关系

以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为中心的"红桥修禊""冶春唱和"以及"冶春诗社",是清代诗歌中的重要现象,屡见当时与后来的人们叙及,影响十分深远。但关于这些现象本身,特别是它们的性质,常有错误或混淆不清的叙述和认识,容易给世人造成误导(包括笔者)。因此,从诗人结社、集会、唱和的关系角度对它们进行考察,同时订正有关错误,或可有助于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试论清代诗人寿苏雅集及其文化心理

寿苏雅集源于清人宋荦，被翁方纲、毕沅等人发扬光大，至乾嘉年间逐渐风靡全国。寿苏雅集的流行既与组织者及参与者的个人心态密切相关，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特殊的集会活动一方面要求组织者自身有一定的文坛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使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并持续下去；另一方面也要求祭拜对象具备强大的感召力，能够满足祭拜者的精神需求，引发心灵共鸣。在雅集中所展示的画作及诗人们的唱和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头戴斗笠、脚着木屐、洒脱不羁的苏轼形象，正是诗人们在繁忙的世俗官场之外渴望拥有的乐观豁达、潇洒从容的另一个自我。虽然清人亦曾为白居易、欧阳修及黄庭坚等人祭祀生日，但其规模、持续时间及影响力都不能与寿苏相提并论。清人寿苏传统还被日本学者长尾雨山传到京都，并有《寿苏集》流传于世。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两宋词社的发展历程

两宋时期,民间、士人、官方雅集普遍,伴随词作的繁荣,词社亦随之诞生。两宋词社的发展经历了缓慢的演变历程:北宋词人雅集以单次集会形式为主,没有围绕固定主题展开反复唱和,没有明确的结社意识,留下来的作品不多,是词社的萌发期;两宋之交至南宋宁宗时期,出现多个重要的词社,集会和参与人数增多,往往围绕特定场景或者主题进行了两次以上的唱和,保留下来的词作大增,词社性质明显增强,是两宋词社的重要发展期;南宋理宗至宋亡,大批词人聚集临安、会稽等地,频繁集会,一起讲声律、论词艺,引领词坛朝着专业化、精深化方向发展,并有词作结集,标志着词社完全成熟,是词社的凝定期。词社的出现,与词学创作的繁荣互为因果,并造就了一批名家名作,在两宋词史上有重要意义。     

如何看待陶渊明与朝廷的关系?——兼谈鲁迅论陶之精蕴

本文意在考察陶渊明人品、文名与时代（历史）之关系，并清理鲁迅论陶之精蕴。唐以后，陶氏人品、文名几经跌宕。至南宋，“忠晋”说弥彰。晚清，甚至有与孔子同祀之可能。视其为儒家传人者，至今似不绝如缕。只有客观、公正地看待陶氏与朝廷的关系，如上问题才能初步解决     

祀行仪式与《诗经》相关乐歌的生成

用于祭祀行神的祀行仪式，包括按时举行的常祀仪式与出行中的非常祀仪式，两周列入国家祭典，成为常祀制度。秦汉以祀井代替祀行，祀行不再列入国家祭典，遂湮没不闻。汉儒不甚明晰祀行仪式，未能从礼制角度阐释《诗经》中祀行乐歌的乐义。结合《仪礼》《礼记》《周礼》相关记载，可以辨析使者出行的祀行仪式，如《皇皇者华》用于聘使行前祀行，《四牡》用于行后报归，《小明》用于行役者岁末祀行。祀行仪式的礼义，重在体恤使臣的辛劳；祀行之歌的乐义，在于抚慰行役者的辛劳。从祀行制度的视角，可以重诂讽喻之诗的诗义，补充传统注疏的不足，重新观察诸多诗篇的生成语境。     

乾嘉注释学视野中的《苏文忠公诗合注》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汇集宋代王十朋的集百家分类注、施顾注、清代邵长蘅等补施注、查慎行注、翁方纲注等苏诗旧注,选用了较佳的版本,并对旧注的引文错误进行了考订。在此基础上,冯应榴又受乾嘉时期重视考证的诗歌注释风气影响,将史实考证的方法融入到"以史证诗"的诗歌解释思路中,将"以史证诗"方法升华为"寓考证于注释"的释诗方法,对旧注的编年、人物、事件、地理、职官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精确的补正。冯应榴的合注,是苏诗注释史上的集大成者。     

元白唱和及其诗史意义

元白喝和诗继承了和意唱和的传统，也开创了和韵唱和的新天地。次韵唱和主要是元白在贬谪地的遥相唱和。将赠答诗的内容特征和分题拈韵联句的形式特征融合改造成次韵唱和诗，开启了诗人间相互异地唱和的新的形制规范，打破了传统唱和诗的时空条件的诸多限制，为文人艺术化交往确立了新的范式，这便是元白次韵唱孝口的诗史意义。     

苏文系年补正

苏文系年补正周裕锴苏轼的散文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掌握苏拭的出处大略、立身行实，研究苏文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对苏文的正确系年乃是至关重要的起点。但遗憾的是，苏拭文集历来无系统的编年本。宋人傅藻《东坡纪年录》（以下简称《纪年录》）等年谱仅零星...     

试论诗书画的同一性及其他

诗书画历来号称姊妹艺术,一人而兼擅者被称为“三绝”。“三绝”兼擅,事非偶然,这是由于诗书画有它的共同特性。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书画异名而同体。”清人查慎行《高斯亿为余画竹以诗报之》诗中说:“画竹原从草书出,眼中孰是张芝笔,”宋人又认为诗画异体而同貌。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卷五十《韩干马》云:“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张舜民《画墁集》卷一《跋百之诗画》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戏曲祖师“老郎神”“二郎神”辨析

<正> 杨掌生在《梦华琐簿》中说:“伶人所祀之神,笠翁十种曲《比目鱼》传奇但称为二郎神而不知其名。纪文达公《滦阳消夏录》曰:伶人祀唐明皇以梨园子弟也。余案:灌口二郎神为天帝贵戚,元人作《西游记》,盛称二郎灵异,非伶人所祀也;伶人所祀乃老郎神。安次香曰:伶人所祀神乃后唐庄宗,非明皇也。次香盖闻之宋碧筠;然也但以《新五代史》有《伶官传》,故臆度当然,实也未有确据。余每入伶人家,谛视其所祀老郎神像皆高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