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谣谚文化兴盛之原因考论

我国汉代谣谚文化异常兴盛,其兴盛原因除谣谚艺术本身的发展、完善与传承外,还有官方发掘其功能,利用相关政策加以运用的影响。当然,谣谚作为人类生活中的现实艺术,最主要的职能应是满足于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在汉代,有适宜于广大群众从谣谚艺术中获得精神需要的社会环境,这是谣谚文化在汉代比较兴盛的根本原因。     

论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发展至汉代已较为兴盛,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汉代谣谚作品数量多、类别多,时政谣谚、经济谣谚、哲理谣谚皆有。其二,汉代谣谚的艺术表现力强,形式不拘,风格多样。其三,汉代谣谚既可与史互鉴,又可补史不足,既是汉代民众普遍情感的反映,又是汉代多样风俗风情的体现;汉代谣谚奠定了后世谣谚艺术的基础,且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人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皆体现了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古代谣谚的文体特征

早期歌谣与谚语是两种各自相对独立的文体，汉代以后二者不断交叉，渐至没有严格的区分，形成文学史上最古老的文体之一。谣谚文体属性是一种民间口头文学，具有民间性、口头性和集体性的特征。与民间性、口头性和集体性的属性特征相适应，谣谚在艺术上具有篇幅短小、韵律和谐的特征。篇幅短小一是句式短，以四言、五言为主；二是句数不多，以一句、两句为主。谣谚属于韵文文学，讲究韵律，节奏明快，可以合乐而歌、载歌载舞和讽诵咏叹。谣谚的功能特征可概括为谶示神谕与预示吉凶、记录民俗与反映民情、总结经验与传授知识、歌颂善政与批判虐政、施行教化与批评恶俗等。谣谚的属性特征、艺术特征和功能特征是谣谚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标志，这些特征从谣谚产生之初就已具备，一直延续至今。     

清代金石学与书法文化的繁荣

金石学为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石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除认识其历史价值外,还很重视其书写艺术价值。他们不仅努力探讨文字产生演变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而且通过艺术实践表现书法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清代"尚朴"书风的主流,并直接推动了与书法文化密切相关的其他文化的发展。     

鲁迅对武梁祠画像艺术的阐释和借鉴

武梁祠是汉代祠堂艺术的最高成就代表,它从不同角度记录了汉代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之前的学者大多只关注武梁祠拓片上的文字,并没有对图案多留意.鲁迅却敏锐地发现武梁祠拓片上的图案同样具有深厚的艺术内涵,开始搜集与整理武梁祠拓片,阐述武梁祠画像艺术的特征和风格,并在艺术创作中加以运用,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探究.     

19世纪上半叶法国文化发展的几个重要特征

本文讨论 1 9世纪上半叶法国工业化早期的基本文化特征。它表明 :( 1 )这时期 ,不论是压迫阶级还是被压迫阶级的理论或口号都不能从其字面上来理解 ,每一种理论都伴随有多种严格的限制 ;( 2 )大部分喧嚣一时的思潮都没有太强大的生命力 ,而未来真正有影响的东西这时还只是刚刚露面 ,尚未引起人们注意 ,要到该世纪下半叶甚至更晚才能得到人们的承认。     

基于汉英词典名著译名的对比分析

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知名度的名著包含了永恒的主题和经典的人物形象,是被广泛流传的文字作品。它反映了各国鲜明的文化特色、人文素养和风土人情。在了解各国文化的过程中,翻译活动起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翻译对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加之译者水平不一,名著篇名翻译工作并不如人意。文章考察了几部汉英词典的名著译名,对其做了对比分析,试图从文化角度对译名不一的情况做出总结,这对文化的传播有着深远的意义。     

汉式日月表现模式及其传播

日月等自然物在不同文化中有着各异的图像表现方式,反映出文化对自然理解的差异。经过对商周以来的多元传统整合,中原地区基于通行传说,在汉代确立起在圆形内填入代表性图符或文字的表现模式。汉式日月的表现模式不仅在中原地区沿用了很长时间,在边疆地区也有所发现。通过分析汉式日月图像的建立及其在高句丽、敦煌和吐鲁番地区的传播、接受和再运用情况,可发现日月图式作为艺术系统的碎片化模件在不同区域传播的情况及其所见证的民族文化融合。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和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结合语文学科特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

语文是研究语言、文字以及文学的一门学科。语言和文字就其本身来说是没有什么阶级性的。但是,一定的社会一定的阶级都是通过语言和文字这种外壳来表达本阶级的思想认识、政治目的的,这就使语言文字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社会生活斗争的艺术——文学(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更是有阶级性的。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圣贤们早有定评,无用赘述。     

北朝妇德教育暨事迹考述

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时期。少数民族倾慕中原礼乐,接受汉化,儒家思想文化得以广为传播,其中儒家妇德理论对北朝妇女亦产生影响。汉族士人诗礼传家;鲜卑贵族延师受教,流风所及,下层妇女亦受熏化。妇德典范事迹,政府奖掖表彰,正史有书;懿德贞行,后人崇仰,墓志有赞。     

《陌上桑》与汉代政治

汉乐府民歌《陌上桑》是一篇很有趣味的作品,论者一般认为,其主旨是描写一个采桑女子对太守调戏的嘲讽,歌颂了劳动人民不畏强暴的精神云云。但透过该诗,结合当时社会现状等方面情况看,其实这首诗只是反映了汉代地方政治之一般特色。它虽是一首民间歌谣,其所反映的内容却与汉末政治社会之情况暗合。由此可以看出,它绝不是普通老百姓唱的,也不是歌颂劳动人民坚贞不屈、批判统治阶级荒淫无道,它只是熟悉汉代政治的地方大姓人家子女之间互相谐谑嬉笑的欢唱。     

论锡伯族文化选择的历史轨迹

锡伯族的文化选择是个历史的过程。锡伯族先祖带着东胡系鲜卑文化一路南迁,先后与契丹、女真、蒙古等进行了文化交流。在清代处于满通古斯文化系统。之后又与俄罗斯、维吾尔、哈萨克文化接触。清末民初迎来了大量吸收汉文化的历史性阶段。     

《行路难》与魏晋南北朝的说唱艺术

《行路难》是一支产生于汉代、流行于南北朝的歌调 ,经历了由乐府挽歌、民间歌谣而演变为说唱曲的发展过程。文章拟通过对其渊源和流变的考察 ,揭示魏晋南北朝说唱艺术的表演方式、音乐渊源及其在唐代音乐文学活动中的影响。     

元杂剧北方游牧文化生命价值观探析

元杂剧是元代文学的象征,它作为汉文学是在多元文化中生成并繁盛的。元代是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朝代,北方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化的影响,无疑会在元杂剧中留下游牧文化的痕迹。北方游牧文化对儒家生命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在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打破了汉代以来独尊儒术以及宋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形态、生存理念,生命主体受到关注,人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北方游牧文化不断为中原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     

越南义静民歌纺纱曲中的汉语言文化

在义静民间诗歌作品中,特别是在纺纱曲中,文字游戏运用十分普遍,并与汉越词、汉文化密切相关。假如不通晓汉字结构,不精通汉文化就无法创作出如此耐人寻味的诗句,这就是中国和越南历代语言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     

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制特征

敦煌俗赋可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早期文人赋开头有一段故事引子,就是从民间故事俗赋发展而来的。对问体的文人赋则是继承了早期民间争奇斗胜的形式,以争辩的方式安排布局。敦煌歌诀体俗赋,是汉代民间歌谣体俗赋的延续,其文体为赋而非诗。文人的诗体赋是汉代赋体分化的结果:不是赋向诗靠拢,而是诗从赋中分化出来。敦煌写卷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不以赋名篇的作品,像"词文"类,究其体制归属,仍当为俗赋。通俗文学文体的差别主要是由其传播方式或表演形式决定的。敦煌俗赋同文人赋的区别,更多反映了中国文学源同流变的区别。     

论十六国时期前秦的文化措施

氐族是"五胡"之中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个.前秦的主要建立者和最高统治者都出自苻氏家族,以苻坚为代表的苻氏集团醉心于汉文化,崇儒,兴教,信佛,谈玄(论道).因而,他们建立的前秦是一个儒、释、道(玄)等多种文化并存的政权.出现这种文化状况,其主要根源是苻氏家族乃至前秦的政治需要.     

试论汉初道家思想的宗教化

汉初形成的“黄老之学”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后与盛行于民间的神仙方术思想融合,演变为黄老道。在东汉后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最终转变为道教。汉帛画及古代丧葬文化和道教养生学,正是黄老学对道教形成的影响的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