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度量衡管理机构考略

明代的度量衡行政管理机构,在中央为户部,在地方则为诸司府州县官府.而清代度量衡的行政管理部门也主要是户部,到清末时改为度支部,并新增度量权衡局,地方管理部门亦为诸司府州县官府.     

元代山西路府州县的设治选官

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路府州县经过沿袭前代、有所变革的发展过程,逐步形成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其间,山西地区的路府州县不仅构成当时腹里地区官制的组成部分,而且反映出这一时期地方行政的管理模式。本文拟对山西地区路府州县的设官结构、选官来源及其地位作用等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晚明东林人士的经济主张及其社会实践

东林人士作为明后期的地域人文集团,自然不尽君子,但毕竟多君子,异乎东林者不尽小人,但毕竟多小人。东林的人品风骨,总体而言优于非东林及阉党人物。评价东林与非东林各色人群,应将其领袖人物、主体骨干与一般人员分开,前期和后期分开,群体与个别分开。东林人士以关心世道、关心百姓、关心国家和地方利益的态度,在吃准发展江南经济的几个关键问题上,殚思竭虑,提出了一系列或发人深省,或切中时弊,或颇具远见,或理应实施的经济主张;他们也没有仅仅停留在方案的口头提倡上,而是身体力行,抵制宦官税使的百般掠夺,呈请减轻地方和百姓负担,实施赋役改革,兴办水利工程,安抚百姓,稳定地方,孜孜谋求国家、地方和人民三方的利益,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和维持江南社会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清代金川战争时期巴县社会状况的考察——以巴县档案为考察中心

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是清代重大的历史事件,它除了对朝廷造成重大影响之外,对于地方州县官府和民间同样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尤其在四川各州县,金川战争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甚至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战争期间,地方州县官府和民间都深受兵燹之苦,疲于办理各项军需事务,处于较为特殊的状态。     

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特点发微——读《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元代地方行政制度是找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元朝的地方行政制度既继承了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又保留了若干蒙古旧制、并制造了民族等级和民族歧视,使其具有与以往汉族王朝不同的特征.     

从化外到化内:清代台湾土著军事化探析

清代台湾土著从化外到化内的转变,与王朝推行土著军事化不无关系.官府利用土著身体素质的优势和善射的技能,逐步将其编入国家军事系统,尤以乾隆末年屯番制和清末"开山抚番"较为典型.在台湾历次军事行动中,土著几乎都与官府并肩作战,彰显了王朝军事化的成功,土著社会在军事化过程中认同了王朝统治,也完成了从化外到化内的转变.     

唐宋时期乡村控制理念的转变

由唐入宋,王朝的乡村控制体系发生了转变.不但外在形式上出现了由单一的乡里制向乡役制、保甲制等多种形式的转变,出现了由前后海内一统到因地制宜、因俗而治、随时而变等注重时、空差异的转变,而且参与"治民"的人的身份也从乡官转变为乡役.赵宋王朝的乡村控制理念看似更务实,更理性,实际上仍出于应对唐宋社会大变局的考量,更因疲于应对内外交困的政局所导致.朝廷上下缺乏长远政治眼光和行政策略,官僚士大夫们之间因党争政见不同而导致"变革"不休,州县官府和乡村社会因制度的朝令夕改而无所适从,这些都直接导致了乡村秩序的混乱.     

朝鲜王朝后期户籍所见“职役”论析

职役是传统王朝国家征兵调役的依据,与赋役制度有密切联系。朝鲜王朝赋役制度下,职役又称“国役”,包括官职、军役、乡役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役种。户籍大帐通过登记个人职役,设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职役体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对人丁的控制方法,不管是“良人”还是“贱民”,原则上都要载入官修户籍。随着职役征调运作的体系化,朝鲜王朝的人丁管理逐渐出现中央集权化倾向。呈现在官修户籍大帐上的户籍数字反映了国家财政、劳役需求与地方社会内部秩序之间逐渐出现的平衡关系。     

16世纪太湖流域的水利与政区

水利是地方水道治理的实质要旨,政区是地方行政权限的空间表达。15至16世纪,太湖流域水环境发生了整体变化,经济地理格局亦有变迁,州县之间在田赋和水利等政事上有不合拍之处。随着地方财政货币化改革和相关赋役调整的加快,水利统筹出现契机,政区调整最终实现。太仓州和青浦县区划地位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太湖流域政治地理格局趋于稳定。政区间财政、行政体制的改善和有效磨合,对于流域的统筹治理和发展至为关键。     

冲突与协调：网络反腐视角下的官员隐私权保护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反腐成为公民实施监督权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有效打击腐败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如网络反腐中的言论自由权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之间极易产生冲突。如何平衡和协调好网络反腐和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关系,保护因网络反腐而受到侵害的官员隐私权权益,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对于网络反腐与官员隐私权的协调保护,应坚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和比例原则,并从限制官员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增强公民对官员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意识等路径保护官员的隐私权。     

明中期社学不盛的地域性考察——以南直隶江阴县为中心

明代嘉靖年间,江阴《县志》纂修者注意到,具有官方背景的基层教育机构——社学发展薄弱,因而怀疑本地文教不振。实际上,明代科举社会中,以教化为主要功能的社学已不能成为社会蒙学教育的主流,而江阴地区在宋元时期形成的良好蒙学教育体系,又进一步限制了其发展。明中期江南经济状况的变化,导致社学寄存基础的里甲制被破坏和以基层民众为主体的社学生源因贫困日益流失,加速了江阴社学的衰败。江阴社学只能在部分有识官员的支持下短期复兴。江阴社学的兴衰是明代江南地区社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窥见江南地区社学呈现出“短兴长废”的发展态势。      

官德和公共意识及法治

官德滑坡现象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究其原因一是人治的影响,二是公共意识的缺失.要提高官德水准,必须树立民主思想,普及公共意识,还权于民,由民做主,才能摆正公仆的位置.同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以法治官,以先进的体制和严明的法律制度治官.治国必先治官,治官务必从严.     

清末教案中地方官绅应对策略探析——以衢州教案为例

清末衢州教案是在当地民教矛盾日深的基础上因维新派官员吴德潚与当地士绅在对基督教会上的显著分歧所引发。衢州镇道府官员对士绅民众反教斗争的纵容、包庇甚至公开参与则使反教运动一度失控,酿成巨案。案发后作为地方大员的浙抚刘树棠、臬司荣栓与蕃司恽祖翼的应对策略各异,这种差异是清廷中央对教会政策摇摆不定在具体地方社会的缩影,亦透露出晚清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然发生松动。地方官绅往往基于自身价值观的考量,在处理区域危机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挑战和对策

中国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思想,在现实中面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质量和水平不高、维护社会稳定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气候环境问题对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构成双重掣肘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此,中国要牢牢把握统筹协调各种利益矛盾这个抓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通过持续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和谐发展,通过开展绿色工业革命推动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建设。     

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的“实然逻辑”

中国历来有＂郡县治,则天下安＂之说,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仍然是＂成败在于县域治理的好坏＂。社会各界对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的评价,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政府行为是理性的逻辑行为,当代中国县政府行为的成败得失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必然性：县政府及其官员的自利性决定其行为的基本取向;行为目标的确定遵循着＂生存理性——利益理性——社会理性＂的逻辑顺序;行为结果取决于县政府行为的＂自由空间＂的变化。     

网络化背景下东北地区文化堕距与文化提升

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缓慢是与一组综合性的文化相关因素的整体堕距有强相关,东北文化堕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体中起到内在的固化作用.东北文化长期存在"庸懒散"、"等靠要"、"官本位"等思想观念,缺乏创新精神和契约精神,与网络化经济发展需要的快捷、高效、市场化、创新、恪守契约等行为不相适应.应在东北地区大力发展不受寒冷季节影响的产业,打破产业格局单一化,加大创新型小微企业的培育.把杨靖宇精神与市场经济精神结合起来,创新东北文化内容,通过多种形式和平台,加大对干部群众文化教育的力度.以"高精尖"创新团队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激发东北地区大众创业、创新热情.改变干部工作作风,从权力上位抓起,克服"官本位"思想,积极营造有利于网络经济和市场发展的创新环境和制度环境.     

论宋代土地神信仰与基层社会控制

由于唐宋社会的转型,宋代的官方州县社稷正神逐渐处于“理正势弱”的衰微地位,相反地,宋代民间土地神信仰却十分活跃,它分布于农村自然村落和城市市坊,分别代表着乡间小民和城市贫民的利益,在地位上,民间土地神受制于兴起的代表城市上层阶层利益的城隍神。宋代的社稷神实际地位虽然低下,但它于理为正,在道义上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统治者与民间仍然有意识地利用这个神灵来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科学研究中利益冲突的本质与控制

利益冲突是科学研究中普遍而且严重的问题,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人类的社会公众、群体及个人利益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探讨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的本质具有重大意义,科学知识背后的社会利益与科学家的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要求与人类认识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导致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因而,对可能给科学认识带来偏见的利益作必要的调整或监督是控制科学研究中利益冲突的关键。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解决机制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行为方式日趋激烈,后果严重、组织更为严密,行动能力提高以及参与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更为广泛。利益结构分化,利益冲突不断、政策保障不足,农民合法权益受侵、基层政府职能弱化,公共服务缺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机制欠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涉及到基层政权的稳固,关系着新农村的建设,因此必须要通过调整利益分配,完善农民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来加以解决,确保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