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藏主人为女性考

本文据国家图书馆所藏《天花藏批评平山冷燕四才子书》的评语,指明天花藏主人乃是女性,并对有关的问题作了考辨,最后推测她可能为素政堂书坊的女主人。     

天花藏主人创作思想矛盾新探

天花藏主人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以往的学者多关注的是他的婚姻观、爱情观、才情观,而对他创作思想中的矛盾和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关注极少.实际上,天花藏主人维护正统“名教”的思想与大胆的婚姻观念相矛盾;“缘出于天”的思想与才子佳人主动寻求婚姻的行为相矛盾;才子科甲高中的同时又被举荐与帝王的理想,与自身现实的贫困、落魄、无人举荐相矛盾.而造成天花藏主人创作中的思想矛盾,又与晚明以来社会文化思潮、自身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生活的窘迫等息息相关,这些思想矛盾不仅反映了明末清初“士人”的精神失落,更体现了底层知识分子的道德意识、伦理诉求与爱情观念的新变.     

天花藏主人与曹雪芹创作思想比较

天花藏主人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家中的代表,《玉娇梨》、《平山冷燕》为其代表作。由于《玉娇梨》、《平山冷燕》与《红楼梦》创作的时间相距不远,因而天花藏主人与曹雪芹有相似的创作文化背景和时代氛围,他们都以自己的作品表现出了对时代文化思潮的推动与反拨。天花藏主人以纯净的才子佳人小说引领了一批纯情小说的出现,其对才女的表现,颠覆了传统写作中对女性形象并不完全真实的界定和表达,对才美女性以正面积极的姿态进入文学视野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曹雪芹以《红楼梦》彰显了自身爱情观念的变化以及更为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人性内涵。在创作目的与创作心理上,二者均表现了其所置身的现实生活与人生理想的错位,曹雪芹则以《红楼梦》的悲剧结尾凸显了社会历史文化之真实与人生际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门当户对”到“才子佳人”──试论中晚唐新型爱情观的生成

魏晋至唐，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许多违法违时尚的爱情传奇中，体现和渗透着中晚唐士人对一种新型爱情理想的追寻和向往。那就是在时代社会背景转换的基础上，表现为对门当户对爱情观的放弃，进而带来观念上的变革，逐渐朦胧地构想出以人的自身价值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新型爱情观—一才子佳人观。     

《平山冷燕》评点的叙事理论及“双重解说”

《平山冷燕》是明末清初言情小说中的代表作,但评点本较少,“天花藏主人批评本”具有较高的评点理论价值。该本以“枝叶之法”对小说的叙事结构进行了立体式解构,以“水穷云起”揭示了小说叙事时空的动态变化,又以“闲笔”解析了小说的叙事语境。因天花藏主人既是小说的作者,又是评点者,身份重叠形成了对自身叙事技巧的重新确认与再次解说。这种“双重解说”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认知作者的“立言”、创作意图与文本未尽之意,也由此衍生出了更贴近文本的理论价值与思维向度。     

诗与故事的联姻——宋诗中的“传奇”与“志异”

传奇志异诗是以奇人异事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它们具有相对完整的情节,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会依据基本事实补充合理的想象,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有着很浓厚的传奇、志异色彩。传奇志异诗在宋代得到了突出的发展。宋代诗人对故事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并且注重对“奇”、“异”的凸显,有意识地营构曲折的情节,并发展了代言叙事的故事模式。传奇志异诗在宋代的繁荣,不但直接体现了宋诗叙事性的增强,而且反映着诗歌叙事传统在宋代的新发展。     

说“一藏之数”

《西游记》于唐僧所取回“有字真经”共“五千零四十八卷”本身不甚措意,而反复强调其合于“一藏之数”,体现了更重“无字真经”,推崇禅宗顿门“顿悟顿修”、“见性成佛”之旨的倾向。而“五千零四十八卷”是唐宋以降“一代时教”即世俗佛学的代称。《西游记》惟重“一藏之数”,是对世俗诵经学佛的否定。总之,《西游记》以“修心”为要,乃“一成佛之书”。其于佛之诸宗,偏重在禅;于禅之诸派,则抑“渐”而扬“顿”,推尊“顿门”。     

试论清阙名《进瓜记》传奇对“刘全进瓜故事”的改造

今藏上海图书馆的抄本《进瓜记》传奇,因署名为＂王昆玉＂,故学界多以其为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所著录者。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此剧应为清代作品,它与明张大复传奇《钓鱼船》有明显承继关系,但叙事重心有所转移。对二者的比照研究颇有意义：可以返观《西游记》小说与戏曲的微妙互动,纠正以往研究中＂戏曲为小说注脚＂的习见偏差。     

透析民生新闻的平民意识形态——从《传奇故事》的“故事性”说开去

从央视的新闻节目陆续改头换面至今,各地电视台的民生新闻节目逐渐占据了大半荧屏。从一开始的初露端倪到现如今的大展拳脚,民生新闻正逐渐成为电视新闻类节目的生力军。而"民生"二字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将成为本文讨论的重点。文章通过分析民生新闻的平民意识形态,得出应把新闻价值定位于普通市民百姓的需求,让新闻本质回归到"广大群众欲知、未知、应知的事实报道"上。     

“人间珍宝尽于此”——论唐代小说中的宝物故事

唐代小说中的宝物及相关故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故事形态变化多姿,它们不仅涉及中华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及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中有关宝物的叙述与描写,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既与异域文学联系紧密,又有自身的规律。研究唐代小说中的宝物故事类型、叙事艺术,可以看到这类故事的文学特色;将其放在文学与文化的交集中观察,又能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与更深刻的意义。     

唐传奇被“贬”之因探析

传奇作为一种文体名称,既指唐代小说,又指明清戏曲。当时之所以被"贬",有四个原因:一是正统文学——诗歌的强大,二是严肃史学的排挤,三是"小道"末学"的牵累,四是"俳谐"的曲解。唐传奇之所以能流传下去,在于唐人"作意好奇"、世人皆有"好奇"的心理和契合了特定时代读者大众的文化心理。     

从“藏地三部曲”看西藏故事的西藏化趋向

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是一片释、耶、爱熔铸成的人间净土。这种奇观式的写作呈现出一个被强加了西藏性的西藏,而生产和消费奇观的代价是将西藏特例化、工艺品化,从而使我们错失了真实的西藏。     

“鼓藏节”仪式之权力表达

苗族十三年一次的规模盛大的＂鼓藏节＂,仪式肃穆、庄重、神圣,体现了村民对祖先的虔诚信仰与敬畏。这种特定场域的仪式过程中不仅凸显以祖先为核心的社会权力秩序,而且以血亲为经姻亲为纬的社会网络权力结构及其差序格局也再次得到张扬与展演,于是在仪式的实践中原有的权力秩序得到进一步的认同与重构。     

唐传奇之“感应母题”与佛经故事

＂感应母题＂是中外文学共有的文化母题。中国古代早期的文史记载中便蕴含了＂天人感应＂母题。从印度传入的大量佛经及民间故事中也蕴含了这一母题。佛经＂感应＂故事所具有的印度神话的夸张性、荒诞性、神异性及虚幻性对唐传奇小说母题起到了很大的触媒作用。此外,佛教＂感应母题＂所宣扬的果报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思想的有机融合,亦极大地催化了＂感应母题＂的风靡。     

“情人身上特征”母题与个人隐私权——《聊斋志异·霍生》的佛经故事溯源

关注唯有夫妻才能知道的对方身体隐秘特征,由此构成故事的情节核心,此在中古汉译佛经故事中早已出现。春秋时代也不是没有尊重个人隐私意识的。但到了汉代“乡里清议”,察举选官后,伦理社会舆论干预个体言行逐渐得到强化,个体的尊严只有被群体伦理认同,才成其为尊严,这必然带来对个人隐私权的忽视甚至蔑视。明代之后市民阶层因“知觉剥夺”、娱乐较少而尤其喜欢窥视窥听,构成了“情人身上特征”母题滋长、接受传播复制的审美动因。《聊斋志异》却以此母题揭示了一个针砭世俗恶俗的话题,从而对该母题的思想内蕴进行了创新。     

元杂剧之“两汉故事戏”略探

元代历史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由夏、商、周至宋、金无一例外,全部囊括其中,尤以敷演两汉之历史为最盛。"两汉故事戏"依其主旨可分作四类:民族矛盾剧、变泰发迹剧、政治斗争剧及伦理道德剧,其繁盛与元代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及文人心态密不可分,与汉、元两代迥异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表达了文士乃至寻常百姓对现实的不满和社会公正的渴望。     

“守藏之史”与老子的法律思想

根据西周金文和周代文化考古的成果,结合文献研究,可发现老子在西周担任过柱下史职务,就是御史,后改任收藏史,负责盟誓、法律法规的管理工作,都是司法职事。晚年,他著《老子》一书,其中充满了批判精神,也包含着丰富的法律哲学和思想。他的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天下有道,法制理想是善政爱政,提倡做人、为政都要“正”,认为战争和犯罪的根源是社会的不公平。老子很多的法哲学见识,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至今仍有意义。     

论佛经“目连故事”在中古之流变

佛经中的“目连故事”情节丰富、想象奇诡,其类型主要有四种:飞行,斗法,上天入地,地狱救母.通过对敦煌《降魔变文》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故事和救母故事以及六朝志怪小说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佛经故事在传入中土后经过有意筛选,附会一定的宗教信仰模式,至唐代变文完成了本土化转变.经变故事的情节并不局限于原有佛经故事,而是融合不同故事情节,形成搬演时生动曲折的效果,更具故事性和宗教感染力.     

如来藏与“寂”“觉”之辨——论印顺与吕瀓的如来藏思想的差异

印顺和吕澈在“性寂”和“性觉”问题上的争议体现出二者如来藏思想的差异。吕澈认为，《大乘起信论》的特点是“性觉”。他从“所”、“染”和“寂”的角度诠释《楞伽经》的如来藏。而在印顺看来，《大乘起信论》的“性觉”思想部分来自于“扶南大乘”，《楞伽经》如来藏的结构是真妄和合。他认为，“性寂”和“性觉”两条理路是可以互相发明和会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