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

美国学者Robert L．Paarlberg认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主要有这样四种：鼓励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许式的（permissive）、预警式的（precautionary）。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国务院在2001年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为界,把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2001年）,中国采取了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第二阶段（2001年至今）,中国采取了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龙头企业绩效评价研究——以江西为例

农业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载体,按照＂扶持农业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政策理念,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近十年来一直把扶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作为一项重要举措,期望通过＂扶持政策（政府）→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的政策路径,实现扶持农业,扶持农民,促进农业产业化的目的。以江西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为例,研究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龙头企业绩效评价问题,试图对多年来受到政策惠顾的农业龙头企业产生的基于农户视角的行为绩效作出合理评价。结果表明,从横向上看,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龙头企业绩效普遍偏低,且潜在绩效也不明显;从纵向上看,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龙头企业绩效有逐年提高的趋势。据此：（1）政府有必要延续扶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政策理念;（2）要根据农业龙头企业基于农户视角绩效的动态评价结果,调整优化扶持政策;（3）应当将扶持政策转化为基于农户视角绩效表现突出的农业龙头企业列为＂重中之重＂扶持对象。     

泰国农业经济成就与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

泰国依靠“以农立国”的方针来实现经济整体腾飞,其成功的经验在于政策扶持,大力发展出口型农业企业,配合先进的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的有效推广,使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形成规模经营。通过阐述泰国农业成功之路,就中国农业发展现状,提出加速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几点建议：（１）在规模经营基础上,实现现代集约持续农业;（２）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３）提升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的规模与档次;（４）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和引导职能。     

如何认识经济周期的作用——兼评两种与此有关的观点

如何认识和合理利用经济周期的作用应成为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一重要问题;经济周期波动是客观经济运行规律,反经济周期论和把经济危机周期性等同于经济周期的观点,理论上是片面的,现实中是有害的;利用经济周期,宏观上在于采取适应性政策,合理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以保持其稳定发展,微观上企业可以利用周期波动,调整自身的投资方向、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管理水平。     

放眼东亚农业 立足中国“三农”——读《东亚地区现代农业发展与政策调整》

由曹俊杰教授和王学真教授合著、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04年11月出版的《东亚地区现代农业发展与政策调整》（以下简称《调整》）一书,将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放在开放环境下整个东亚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并将中国的农业政策演变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农业政策调整进行了全方位比较,不但揭示了现代各国（地区）农业的内在联系,而且为中国构建新的农业政策体系框架提出了理论设想.所以,《调整》一书可谓是放眼东亚农业,立足中国“三农”。笔者读后感到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农业补贴与农村社会保障相结合——基于农业补贴效果的重新审视

从经济效果和执行效果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现行农业补贴政策,认为农业补贴对农民增收效应有限;对粮食安全的效果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而在农业补贴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对既定目标贡献甚微、政策执行成本高、补贴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农业生产要素流动等。因此,将农业补贴资金作为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是一种可行的补贴方式：（1）保证现有农业补贴政策目标的实现;（2）克服现行农业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系列弊端;（3）促进农民从身份向职业的转变、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中国农业综合资源配置效率

通过分解农业综合成本效率,建立了测度农业综合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1991--2010年中国农业综合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变化及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农业综合资源配置效率年均值为0．61,综合资源配置效率在波动中趋于下降,但降幅不明显;区域一体化程度和非农就业机会是中国农业综合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农业资源配置基本能发挥省际间的比较优势,而难以发挥省内产业间的比较优势;中国农业综合资源配置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但地区差异发散趋势不显著;不同地区农业综合资源配置效率的动力来源不同。     

中国农业贸易政策调整与比较优势变动研究——加入WTO十年以来

以加入WTO十年中国农业贸易政策调整为背景,利用1995～2011年数据系统测算了加入WTO十年中国农业贸易政策组合调整的分类农产品和农产品整体效果,并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国内资源成本系数、有效保护率、新要素贸易条件等指标构建了中国农业比较优势变动的科学评价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加入WTO十年中国农业贸易政策限制效果显著降低,现有农业贸易政策组合可以形成合理、有效保护;不同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明显,中国农业生产贸易格局基本上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今后在挖掘和提升中国农业生产贸易整体的比较优势时,依据变动中的比较优势对不同种类农产品应当有不同的侧重点。     

加拿大农业支持政策改革的效果及其启示

加拿大20世纪30年代以来持续改革调整农业政策形成了现行的以农业“未来增长的政策框架（二）”为核心的一揽子政策。基于生产者支持估计法的评估结果表明：加拿大农业支持政策改革效果明显,形成了以农业风险管理为核心、非风险管理为补充的农业支持框架,创造了一个充满创新与活力、富有竞争力和适应力的农业部门。对于中国具有如下启示：应加快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探索由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县政府联合构建“一体化”农业支持政策;加快完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政策组合,发挥好价格支持与挂钩补贴的互补作用;加强对关键敏感产品的支持和保护,加强对提高农业竞争力、适应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项目的政策支持。     

企业激励、货币供给与经济波动：基于中国1985-2008年数据的研究

经济波动指经济总量指标围绕宏观经济的长期趋势上下波动,经济活动中的货币供给与产出、价格波动存在直接关系。如果中国货币供给冲击服从i.i.d（独立同分布,independent identically distributed）,那么其通胀率和产出波动则是随机游走的;中国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就需要伴随着长期较大的货币供给冲击,这种冲击又会带来了通货膨胀率的高企。这意味着要从根本上避免货币供给冲击在推动产出向上波动时而带来的高通胀压力,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收效甚微,同时中国决策部门更应该着重于提高企业劳动力弹性,从而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和稳定发展。     

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

我国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双支柱体系能否有效实现价格、金融、经济的多重稳定有待检验。实证研究发现：（1）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应对信用风险冲击，减缓波动，使经济、金融保持稳定；（2）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在应对不同外部冲击时的效果不同，面临技术性冲击时放松宏观审慎政策能更好地调节经济；（3）宏观审慎政策对经济波动、金融波动的影响存在U形效应。因此，考虑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更为灵活地调控宏观审慎政策幅度将有助于减少我国经济、金融波动，顺利度过经济结构转型期。     

中国粮食总产量波动的政策性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中国1978-2008年粮食政策的阶段性演变及粮食总产量变化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了粮食购销体制、粮食价格、粮食投入、粮食生产技术等政策对全国粮食产量波动的影响.实证表明,影响中国粮食总产量波动以粮食生产投入政策为主,其均值达0.833 4,粮食生产技术政策次之,均值关联度为0.833 9;而从各项政策的关联度来看,财政支农、粮食收购量、粮食零售价格指数、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与粮食产量波动关联度较大,其中财政支农投入关联度值达0.879 7.据此,提出应从财政支农、粮食科技投入、粮食价格支持体系、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设立粮食主产区,这是国家实施的一项保障粮食安全的特殊战略。主产区作为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区域,从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来看,日益突出的生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将2004年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实施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并探究粮食主产区的碳减排机制。经过研究发现：（1）从基准差分模型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即粮食主产区基本实现了“增产且减排”的政策目标。（2）从单位面积农业碳排放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显著降低了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的农业碳排放,其中对长江流域碳排放的削减效应最大。（3）从政策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来看,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产生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应大力推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低碳产业比重,从而实现“粮食增产”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目标。     

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休闲农业在台湾发展较早．现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是台湾农业成功转型的范例。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1）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推动;（2）健全的法制;（3）合理的规划布局;（4）经营理念的不断改进和创新。借鉴台湾成功的经验，大陆发展休闲农业应从以下几方面着眼。（1）发挥政府的扶持引导作用;（2）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实行规范化管理;（3）合理布局，解决品牌定位趋同化的问题;（4）完善休闲服务体系;（5）加强体验经济与休闲农业产品开发。     

湖南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同性与非对称性分析

协同变化与非对称性发展是现代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湖南省国民生产总值与工业生产总值之间进行Granger检验,并利用ECM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验证,结果表明,国民经济与工业经济周期波动存在协同变化的关联;通过建立非对称性GARCH模型,证实了农业大省国民经济周期波动中确实存在对冲击的非对称性反应。因此,湖南要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平缓农业大省经济周期波动,应建立和健全国民经济预警体系,适时采取反周期波动的宏观政策;加大工业经济生产关注力度,稳步缩小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快服务业发展以事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经济研究前沿与政策实践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且深刻的影响,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已有研究呈现碎片化状态,难以反映研究的热点及其政策导向。为厘清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经济研究的内核并发挥理论创新和政策引领作用,以中国1992—2020年共1 678篇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剖析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悖离及其成因与对策。结果表明:（1）已有研究构建“气候变化—风险生成—农户避险手段”的理论框架,主要讨论气候变化（外生的）如何影响到农业生产进而造成农户避险手段选择性偏好（内生的）。（2）理论研究目标是增强农户对冲风险能力,政策实践目标是减少气候致灾因子,两者呈现悖离性。为此,应从“政策助推—市场发育—认知响应”三个方面,促进理论与政策的协同发展,并搭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基于间断-平衡理论的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变迁

间断-平衡理论被西方学者广泛用来研究政策制定和政策变迁模式,分析政策变迁长期渐进平衡与短期间断突变的糅合。运用此理论分析1978年以来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变迁,发现其历经政策平衡期（1978—1985）—政策间断期（1986—1999）—政策平衡期（2000—2005）—政策间断期（2006—2012）—政策平衡期（2013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间断式平衡发展脉络。在我国稳定的政治制度与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双重基础之上,宏观政治领导人的更替、社会舆论的影响、焦点的未成年人案件和“局外人”动员成为决策系统注意力转移的触发因素,政策图景的变化、注意力的转移和政策制定者的路径依赖均能有效推动政策垄断的建立与崩溃,最终形成未成年人保护政策的间断式平衡变迁。间断-平衡理论解释中国公共政策问题还存在理论局限,应合理修正,从而使之更有效解释中国公共政策变迁规律与动力。     

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与思考

本文从新的角度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思考,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１）防范经济风险,确保经济安全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２）保持国民经济合理、健康和稳定发展,是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保证经济安全的关键;（３）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并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４）合理利用外资,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建立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金融预警指标体系;（５）控制大公司的多元化经营战略与债务比例,防止因大公司的倒闭而引起的金融风险     

粮食单产波动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粮食安全是我国最重要的长期政策目标之一。粮食单产的波动不仅直接影响当年粮食供应的稳定,而且影响粮农的预期收入和下期生产决策,从而扩大后续的供应波动。本文考察了各省市粮食单产的波动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波动水平并不能反映各地区粮食单产波动的真实状况;粮食主产区的波动系数和波动幅度要比其它地区高;西部地区现阶段尚不具备充当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的条件。要加强粮食安全,必须稳定粮食主产区粮农的收入预期,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绿箱政策"中一项较好的选择。     

中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与区域差异

通过对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内涵和形成要素的分析,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采用Moran指数针对2014—2018年我国31个省（市、区）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31个省（市、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2）空间关联性分析表明,中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特征;（3）八大综合经济区区域间的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显著,沿海地区与西北地区发展两极差距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