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大学》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分析

阳明心学以“成圣”为出发点,以“圣即理”为根本前提,由“心即理”和“致良知”两个命题建立其义理结构。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阳明早年的成圣之学由朱子入手,其悟后的义理结构与《孟子》契合。但是,阳明晚年对孟子、朱子都有批判,他认为朱子《大学》改本偏离了孔子的成圣之学,孟子的“集义”功夫论有二元论的嫌疑。为此,他认为有必要批判朱子的《大学章句》,并修正孟子的功夫论,这促成了其晚年恢复《大学》古本的举动及其对《大学》的新诠释。简括言之,阳明心学的建构是由朱子《大学》改本的扬弃而契入《孟子》,再由《孟子》的修正而上溯到《大学》古本,并最终以此作为其经学的奠基与归宿。     

司马光《书仪》与《朱子家礼》之比较

北宋司马光所编的《书仪》和南宋朱熹的草就稿《朱子家礼》,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两部居家礼仪规范著作。在礼仪环节上,后者继承前者,却要简省得多。在思想性上,两者都注重继承传统,又与时通变,树立符合时代需要和民俗风情的治家礼仪规范。     

《朱子全书》标点献疑

<朱子全书>卷帙浩繁,点校工作勘称精良.然亦或偶存疏漏,现列出其中可疑处四十则,以就教于方家.     

退溪性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联系

李退溪是韩国儒学中继承朱子学传统的大师。虽然李退溪在捍卫朱子学的正统地位的同时竭力批判阳明心学,但是根据本文的考察,不论在学术渊源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可以看出李退溪与阳明心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学术渊源上,李退溪所推崇的《心经附注》与曾经影响阳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论》的《道一编》都是出自程敏政;在学术思想上,无论在心性论方面还是在工夫论方面,退溪哲学对朱子哲学的某些拓展都可以看作是李退溪对阳明心学的某些问题的回应。     

阳明“心学”与明代《诗经》研究

阳明心学对明代《诗经》学发展有 积极影响。明代前期《诗》学,衍义“朱传”,殊少新意;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形势大变, 新见叠出。尽管阳明心学对文献研究曾有过不良影响,然其影响于《诗》学,则使新《诗》 著、新见解、新流派大量涌现,且亦促成了《诗经》学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开辟了一个新 的《诗》学时代。     

阳明心学与《周易》的内在关联试析

宏博深邃的《周易》是中华文化不竭的智慧源泉。家学、出身使王阳明与《周易》有特殊的渊源。王阳明于困厄中研习《周易》,促成了龙场悟道,《周易》对他及其观念学说的影响由此开启。《周易》整体、直觉体悟、见仁见智的观念,启发他形成了以内心体认为特征的阳明心学。王阳明从《周易》中汲取智慧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其中,对《周易》观念的化用最为常见。那些内化为阳明心学的观念学说与《周易》有内在的关联,这反映出阳明心学对《周易》观念的嬗变。     

阳明心学与明代中期的社会生活

以拯救人心为矢的阳明心学是一种具有强烈救世理想的学说,它同明中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深刻的联系,从一定意义是讲,它既是明中社会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是明中后来社会生活结果.对阳明心学的研究除了学理上的研究外,把其放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考查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朱子《大学》诠释中的道德世界

通过将“人”确立为道德世界的中心,“明明德”的工夫打开了朱子《大学》诠释中的道德世界。在共时性层面上,道德世界具有天人合一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最终在“尽天理之极”的“止于至善”中实现为道德世界的全息图模式。在历时性层面上,从“明明德”到“新民”内含着一个范导现实工夫践行从主体走向主体间的时间结构,其中,“新德及民”的内涵架构起了教化客体向教化主体转变的运作机制,并使道德世界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世界。朱子道德世界的结构与现代社会的官僚制支配结构存在着断裂,这一断裂揭示出儒学传统在当代复兴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如果朱子的道德世界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可以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那么官僚制之外的社会教化活动将是一个真正可能的现实方案。     

从《和陶诗》看苏轼晚年心态

本文通过对苏轼《和陶诗》诗作的分析、研究 ,探寻其深愧渊明、厌倦政治、揭官场、爱百姓以及反省人生 ,内心充满矛盾的晚年心态     

《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以季本对朱子《中庸》诠释的批判为例

明代学术经历了由早期“宗朱”向中晚期“崇王”的演变。阳明学者季本通过对《中庸》“已发未发”“戒惧慎独”等内容作出心学化的诠释,积极回应、参与明代学术的这种演变。与此同时,他又坚持以朱子为对话者,透过对朱子相关诠释的批判来展开自己的思想。这折射出在明代“由朱转王”的学术演变进程中朱学始终未因阳明学的发生、发展而“离场”的事实。季本对《中庸》的诠释及对朱子的批判,成为我们把握《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之互动关系以及厘清明代学术演变进程中的一些细微面向的重要个案。     

论朝鲜朱子学初期形成特点及其演变

在朝鲜,朱子学自高丽末传入至李朝五百年,为取得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正统地位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崇正学、树义理"的论争,并形成了朝鲜朱子学的"斥邪论"特点.     

西夏文《〈自在大悲心〉、〈胜相顶尊〉后序发愿文》研究

天盛元年(1149)西夏仁宗御制的《自在大悲心》与《胜相项尊》后序发愿文存夏、汉两本.本文通过与汉文本对勘,对西夏文本发愿文进行全文释读.两种文本的同题发愿文与同本异译的夏、汉两本《自在大悲心》与《胜相顶尊》译文风格不同,可以初步认定西夏文本发愿文是汉文本的节译本.对此发愿文的释读在复原汉文本发愿文过程中具有文献学价值,与汉文本对勘则具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     

论阳明之“意”的含义及其意义

“意”之学说在阳明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有许多争论。文章惟一通过分析流行的关于“意”之含义的观点,指出应该把阳明之“意”理解为“意念”。同时,文章也论证了“意”在阳明哲学体系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指出“意”是把阳明“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这三大命题贯通起来的重要因素。     

立心通道——《荀子》关于心与道关系的学说

本文就道作为以“礼义法度”为实质的“治道”来展开荀子以“心”通“道”之关节的研究.依《荀子》,“心与道”的关系,由“认知”,而有进一步的“认可”、“践履”关系.其中不但有“认知心”作为“知道”的保障,更需要“心之所可”的自由抉择、肯认能力,为整个求道活动提供前提,为道的实践认知提供方向,并为道的肯认和贞守提供意志力量.荀子在心、道关系上的基本精神意旨,就是挺立“心”的自由肯认能力以通达于“道”的权衡、认可和持守.     

论王阳明致良知说之融合和发展的特质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是对"心即理"、"心外无物"和"知行合一"等的逻辑发展和融会;"四句教"是对致良知说所及的本体工夫论的表述;"天泉证道"和"严滩问答"围绕"四句教"而展开,因此致良知说是王阳明对其整个心学理论的融会和概括。     

应公鼎“珷帝日丁”试解

新公布的应公鼎铭文中首见“珷帝日丁”的称谓,“珷帝”应不是指周文王,而是指武王;帝”不应是“禘”,而是“考”之义;“日丁”是武王的日干名。这是周初统治者“修商人典”的体现,鉴于此时殷遗民仍很强大,殷人文化仍较浓厚,周人不得不在政策上与殷人缩小距离。应公鼎在西周晚期还称“斌帝日丁”,是因为应国试图从习俗上与服从于周的殷八师靠近,团结一致抵御楚和淮夷。     

心学哲思下的诗情关怀:王阳明诗歌态度论

王阳明是明代最具魄力的思想大师,同时还是一位被哲学名声所掩盖的性情诗人。虽也曾"溺志辞章之习",但进德修业却是更为核心的人生关注,诗文始终被其视为"道德"余事。追慕狂者品格、豪杰精神的王阳明虽以"讲学明道"为志,但对"本于性情"的应酬文字亦有一定认可,良知学说中本就包含着对个体志愿的积极关注,而此,正是阳明心学对于诗歌的最大宽容所在。     

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

明代中后期东亚海上贸易有四种主导势力:明朝政府、中国私人海商、日本人和葡萄牙人,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其实质乃是新旧贸易体制之间的斗争。朱纨事件的发生,与此一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对当时东亚海域各种势力的消长及其活动,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及早期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都发挥了较大的历史影响。     

王阳明与科尔伯格德育思想比较初探

王阳明是中国封建社会主观唯心主义德育思想的集大成者,科尔伯格是当代西方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从德育目标、内容、方法及儿童教育思想特色等方面比较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教育思想,对于我们挖掘传统德育资源,合理借鉴西方先进德育理论、增强道德教育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