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统计信息调查系统论

人口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分析都需要大量人口方面的数据信息作为分析的依据,人口统计信息调查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科学方法论原则.本文主要研究人口统计信息调查系统,主要包括技术方法系统,收集程序系统,误差检验系统、信息管理系统.一、人口统计信息调查方法系统人口统计信息调查重点是对一定时点的人口状态作详细的观察,从静态调查取得存量资料.同时由于人口总体不断发生变动,又必须对一定时期的人口变化作连续不断的调查,从动态调查取得流量资料.人口统计调查技术方法主要有人口普查、人口经常调查和人口抽样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制度运行现状调研

采用访谈和文献归纳的方法,对山西、黑龙江、甘肃、重庆、江苏、河北省12个县(市、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工作进行了考察。调研发现:人口统计工作在统计指标、统计方法、数据质量、数据应用、人员配备、目标管理责任制、工作保障方面存在问题。其原因在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对统计工作与信息化关系认识不清,缺乏法律保障,经费投入不足等。据此提出了制定法律法规、强化地位,健全机制、调整指标,统一规划信息化,加强目标管理责任制等政策建议。     

1945—1949 年安徽人口统计数据考察

从梳理纷繁复杂的人口统计数字的来源入手,探究了1945—1949 年间安徽省的人口调查与登记的推行情况,尤 其是学界引用较多的1946 年、1947 年等年份的人口数据,且以1947 年怀宁县人口调查的实施方法和过程一窥安徽省当年的人 口调查全貌;利用人口性别比、人口年龄结构等人口学方法对1947 年的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1947 年的人口调查数据 是安徽省1945—1949 年间相对较为完整、可靠的人口统计数据,但与当时实际人口状况仍存在一定的误差,在使用这些数据 进行历史研究时需要谨慎甄别     

明末清初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人口损失与历史人口估算

如果以松江府及其周边五州县的明初历史人口数据为计算原点,再以人口增长率3.4‰为基础,便有可能算出明清各时代自然增长下的人口数字。可是如此推算18世纪末的人口,较诸同时期准确的统计人口,竟高出达200多万之谱。要处理这庞大的人口差异,其实就是要说明这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是如何消失的。我们采取的方法是针对1641年至1680年间四个天灾人祸设定级别而作出微调,从而估算明末该地区的人口损失及人口发展状况。若将有关估算结果继续上推至18世纪末,也与乾嘉时代的统计人口相当吻合。这种方法一如其他估算之道,虽非定论,但可为史无明文但处于非常重要时空的中国历史人口,提供一个新的推算方法。此外,以我们的方法计算,1640年左右松江府及周边州县的人口已达500万之谱,这与乾嘉盛世同地区的人口相比,可谓毫不逊色。     

托茂人口：历史演变与民族交融

人口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托茂人口史与青海蒙古兴衰及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在文献中一经出现,就伴随着其人口数据状况变化,反映着托茂人的来源、分布以及青海蒙古和西北社会的发展变迁。人口统计,是一项社会治理术,也是群体生存延续的关键,自清末几经战乱、离散,托茂人最终在新疆和青海重生,且青海托茂人藉此获得了社会认可。托茂人口的演变进程,呈现了青藏高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     

云南与周边国家人口状况对比分析

本文运用人口统计原理与方法 ,对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的人口数据做了深入观测和广泛对比 ,从中揭示出云南与其周边国家人口的现状特征 ,历史演变及其内在成因 ,并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做了前瞻性分析 ,由此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计算人口学的学科范式、理论基础与技术方法

阐释了计算人口学的学科范式、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计算人口学作为研究人的行为的数字化和计算机化的学科,既是计算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开展计算社会科学研究的钥匙和抓手.与传统人口学的学科范式相比,计算人口学的学科范式有五个方面的特征:由轮廓式人口统计(profiling demogra-phy)向全景式人口统计(Panoramic demography)转变;将弥合规范人口学(formal demography)和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的鸿沟,促进人口研究更加整合和规范;将引发人口研究方法的变革,由假想队列法(hypothesis cohort analysis)向拓展队列法(extended cohort analysis)转变;人口的内涵不再局限在人类人口,而向数字人口和智能人口拓展;由偏重群体统计的宏观人口学(macrodemography)向更加注重个体统计的微观人口学(microdemography)转变.第三次人口转变理论、主体性理论和天人合一理论是计算人口学的理论基石,拓展队列法、在线调查和实验、在线谱系学、主体建模技术是计算人口学的主要技术方法.作为新兴科学,计算人口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需要加强跨学科和产学研协作,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和研究规范建设,丰富应用场景,关注其对个人安全、隐私保护、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影响.     

使用行政登记数据进行官方统计及国际经验研究

使用行政登记数据(也称为行政记录)是用较低成本获取较高质量数据的官方统计方法,该方法在世界各国官方统计中得到广泛实践,成为官方统计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本文首先对使用行政登记数据进行官方统计进行理论研究;其次以芬兰、加拿大为例总结相关的国际经验;最后,从统计立法、统计编码与登记系统、行政机构的合作三个方面对我国使用行政登记数据进行官方统计提出建议。     

《中国人口简史》序言

人口史的研究客体是人口,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规定和不同关系的总体,包括着贫富贵贱、智愚贤不肖等社会烙印。所以人口史的研究对象是:依次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社会变动、地区分布和数量、质量上的人口再生产的规律性。从人口的一般规定性而言,是指一定时空间内,和此时此地的生产方式相互制约下活动着的人们总体。据此条件而论,我国的历史人口,颇大程度上具有世界性历史人口的代表性:在时间上有二百万年左右的史前史,三、四千年的有史期;在空间上,存在着种种地望的自然景观。而且早在四千年前的传说时代,已经留下一个完整的“九州人口和垦地数”,足资研究史前期人口。此后历代人口资料,琳琅满目,虽残缺不全或有鱼目混珠,需待科学分析,但不难抽象出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人口模式。这对于人口理论的建设和人口学体系的研究,具有论证和类比的重大科学价值。     

民国安徽人口史研究综述

民国安徽人口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并不充分,现有成果主要是散见于中国人口通史、断代史和安徽地方史的研究中,缺少系统全面的考察。无论是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还是研究的内容都很不充分,研究方法也有待多元化,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明代都司卫所人口数额新探——方志中两组明代陕西行都司人口数据的评价

现存明代及清顺治时期刊行的五种方志,记载了洪武、嘉靖时期两组陕西行都司人口数据,洪武时期人口数据较为可信,经校正后可知陕西行都司洪武末年人口在六万户、十六万口以上。嘉靖时期人口数据较洪武时期有明显下降,不符合明代中后期陕西行都司人口增长的历史趋势,难以采信。陕西行都司人口构成中,军籍人口占据了绝对数量,卫所代管的民籍户口、归降蒙古部众等其他人口,并不都包括在人口统计范围内,所占比重较小。以陕西行都司为例,如果我们认为军户有原籍的多数都被登记到黄册系统之中,则卫所代管的民籍人口和其他归降、寄住等人口数量,相对于明代洪武年间"两京十三省"数以千万的户口数据而言,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进行明代人口总数的探索时,似乎也不必过分纠结军事系统(都司卫所)人口数量。     

先秦人口史研究中若干理论和方法问题的思考

先秦人口史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以下突出的问题:对有关史料缺乏细致的甄别和深入的分析,缺乏牢靠的研究基础;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推断多于考证,主观臆测成分大等。当前,学术界应更多地注意对先秦人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科学和理性的思考,应继续发掘整理新旧资料,从而为先秦人口史研究奠定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积极拓宽先秦人口史研究的新领域;自觉借鉴应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走综合研究的道路,提高学术研究的科学性。     

清初人口统计析疑——读《清代前期人口数字勘误》

喜读我校历史系二年级学生马小鹤《清代前期人口数字勘误》一文(载《复旦学报》今年第一期),欣佩学壇上“初生之犢”敢于审理清史一大悬案缚@排比了二十余种著述,说明史家对明清史料的混乱理解,并正确指出史家忽视“丁口”到“人口”统计单位的变化是导致清代人口解释混乱的原因。我们为马小鹤在“勘误”中取得的突破而高兴,更加鼓励他在治学方面富于进取的态度。当然,马文在分析方面尚嫌不足,例如关于清代人口统计源流演变的概念,特别是人口“陡然突破”方面还缺乏其它资料的分析和印证。本文斟对清初人口统计质疑,再审清代人口悬案,不是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低生育背景下中国人口惯性与人口增长峰值预测

计划生育国策实施至今已有30余年之久,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自1991年开始,我国人口增长就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现阶段人口数量的增长是由于人口惯性因素影响所导致.人口正增长处于缓慢前行的平稳时期,这样一个时期有利于客观并准确预测我国人口的峰值数量与达到峰值时的年份.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依据,辅以199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建立了人口惯性与人口预测两个模型.通过模型计算,假设在更替水平稳定不变的前提下,得到我国2010年人口惯性因子为1.05,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人口惯性增长达到峰值时的年份,通过数次运算,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人口数将会达到峰值,为1 439 063 719人.     

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统计与推算方法探讨

本文系统介绍了城镇化率的定义与统计标准、常用的统计方法和推算方法,并分析了各种方法的利弊。城镇化率的推算是以人口普查、年度人口变动调查数据和村级单位城乡属性为基础,通过测算影响城镇化率的3个因素:城镇区域扩张、人口自然增长、人口城乡迁移,来测算我国各地区城镇化率。建立科学有效的城镇化率监测制度,是当前统计制度方法研究中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之省市人口总量数据质量分析

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测是人口统计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国内关于普查人口总量数据的质量研究文献较少,对省市级人口总量数据评测更为稀少.本文并没有从直接的人口数据入手,而是利用省市移动用户数量的饱和均值刚性,依据大数定律和夹挤定理对省级区域和地级市层次的人口总量数据进行测定和分析.研究发现:2020年我国七普省级区域的人口普查常住人口数据质量是比较高的,标准化之后的省市数据质量大多在95％以上;人口净流入省份仍然有较多的"应计未计"常住性人口,人口流出大省则有较多的"已计外流"常住人口;以广东省为例的各地级市人口普查数据质量也大为提高,未来人口数据人为操作余地很小.东部沿海外来劳动力流入将面临持续下降态势,但其面临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压力低于流出地;保持每年1000万新出生人口规模应成为目标;提出应对我国人口及劳动力变化的六点系统性对策建议.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口问题和人口理论

本文主要探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口问题和人口理论。文章指出在人口史研究中可以引入系列史学的方法,建立长系列进行研究,以此可以洞悉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文章还分析了工业革命时期人口增长的原因和影响,并介绍了当时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要人口理论。     

一七四零年前的清代人口

本文指出,1740年以前是中国近代人口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但那时所谓“人丁户口”的资料并不是人口统计的真实反映,而是纳税“法人”单位的一种登记.作者通过对史籍的考析和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1720年的中国人口约为1.6亿.     

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利用江苏省"五普"数据以及历年统计年鉴的数据,考察了江苏省人口转变的过程及人口红利水平.借助2001-2005年江苏省各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均GDP增长率为因变量,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从业人口比例等指标为自变量, 分析了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对江苏省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相对于资本的作用而言,其影响较弱.     

陕西省人口总量时间序列的ARIMA模型

人口研究、预测和控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对全国人口总量时间序列模型,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对陕西省人口总量时间序列模型尚未研究。通过研究陕西省人口总量时间序列(1949~2006年),应用B-J法建立了ARIMA模型。为人口预测和控制提供简单易行的统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