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歌句式的构成和演变的规律

古代《诗经》、楚辞、五七言诗、词曲以及现代格律体新诗的主要句式的构成和演变有如下规律:汉语诗歌是由歌诗向诵诗发展的,诵诗的节奏才是诗歌语言自身的节奏;这种节奏主要由句式体现;句式主要由双音顿构成;句式以包含三顿数和四顿数为适宜;句式适宜以音数较少的音顿结尾。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论《周易》卦爻辞歌谣的艺术特色

本文通过将《周易》卦爻辞歌谣与《诗经》比较,从语言的叠字艺术、章法的复沓结构、句式的二四言为主、格律的押韵合辙以及比兴手法的纯熟运用等５个方面,论述了《周易》卦爻辞歌谣鲜明的艺术特色,笔者认为,卦爻辞歌谣是比《诗经》开垦更早的一块古老而生动的诗歌园田     

论词体生存之奥秘

词体属于诗的奇偶言板块,其句式以奇偶错杂为特质、长短参差为表征,而内在结构则以声律规则为组合。奇偶言句式的组合具有数的翻变功能,拥有空间上的参差和谐之美以及流转变幻的节律之美,它可以不受音乐的制约而卓然独存,它是词体生命永存的支撑点。     

赠序文体的起源

在着重探讨了"赠人以言"起源、赠言母题的起源、序体起源三个问题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赠人以言"的传统起源于上古祖道祝辞;最早的具有赠言性质的文学作品是《诗经》中的《有客》;文种的《固陵祖道祝辞》是"赠序"文体的滥觞;赠序之名最早出现在林弼的《林登州集》中;"序"体起源于《易》;最早的序是孙武的《算经序》。     

论铜鼓客家山歌的艺术特征

铜鼓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铜鼓客家的民俗民风及文化变迁。其艺术特征非常鲜明：其歌词在章法结构上以四句和五句为主,句法上多七言句式;修辞手法多运用比兴手法。其音乐形态特征也很突出：五声音阶调式,多为徵调式,曲式结构多为二句体或四句体。     

论《诗经》四言组合的文化维度

<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句式结构、章节组合、平仄音律、语法特点奠定了后世诗歌创作的基本格局。《诗经》作为儒家五经之首,在内容表现、形式建构上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全集分《风》、《雅》、《颂》三部分共三百零五篇,以四言句式为主要组合形态。约占全集诗句总数的百分二八十。形成了中国始初诗歌中和平稳、不急不殆的音律风格。 这种四言短句的组合,主要是为适应殷周时期乐舞的需要而产生的。《诗经》诸篇都是人乐合舞的,三位一体决定了它们之间长短相成。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关系。古者奏乐唱诗、舞诗的次序,以乐器之上下为先后,奏堂上之乐为“登     

论二言体诗及其对韵文文体的开创意义

紧锣密鼓的韵律节奏、每句二字的简洁句式、朴素直白的辞采运用、直叙其事的章法构筑,是二言诗的主要体式特点。这一体式多反映蛮荒时代的紧张生活及人们大起大落的喜怒哀乐情感,决定了二言诗具有以阳刚美为主的体貌特点。二言诗体作为中国韵文一切体式之母,为后世韵文特别是《诗经》文体的形成与演进,奠定了用韵、句式、辞采、章法等诸多方面的起码基础。     

《诗经》的音乐性及其美学意义

《诗经》与音乐的关系非常密切。由于乐器或土风不同，而有《风》、《雅》、《颂》之别。将不同声调的《风》《雅》《颂》作适当配合，足以构成一大套乐。《风》《雅Ｚ都以重复为其曲式的特色。《风》的重复曲调多属简单重复。此固可巩固和增强曲调基本形象的鲜明度而解决音乐记忆的困难，但如一再重复，则难免刻板单调。《小雅》则渐进为“否定式（对比）重复。”此足以解决基本形象因简单而过度重复所造成音乐听觉上“失去注意”的惰性问题。《大雅》更进为“再现式重复”。此则使基本形象在新层次获得更大生机。即基本形象经否定性刺激而再现时，其形象比前更清晰、生动、深刻和有意味。故就音乐美学价值言，《大雅》最高，《小雅》次之，《风》又次之。《颂顺ｕ曲式杂乱，美学价值不高。     

骚体渊源新证

一《楚辞》的句式与《诗经》有明显的区别,游国恩先生把这种句式的特点归纳为“长言短咏,托体兮猗。”后世一般把用这种句式写的诗称为“骚体”诗。在探讨这种句式的渊源时,游先生首先注意到《诗经》,他把《诗经》中“在句尾或句中一律用一个助词——‘兮’字”的诗     

乐府文学研究中的“音乐视角”

乐府研究的"音乐视角"取决于乐府艺术、乐府文学的"音乐性"。"音乐视角"的研究目的在于从音乐的角度揭示乐府文本形态的成因。"音乐视角"既包括与曲调的产生、特点、流传相关的内部音乐要素,也包括宫廷音乐建设、音乐消费风尚、音乐观念等外部音乐文化因素。乐府音乐与文学的一般关联体现在六个方面,涵盖了从乐府文学创作机制、创作过程到流传演变等各个环节。乐府"音乐视角"的学术总结,有益于"乐府学"的规范开展。     

重审唐宋词体研究的现代音乐学视角

倚西声而填中词是早期艺术歌曲的通行做法,这种实践方式为现代词学研究者所借鉴,成为理解传统词乐关系尤其是“倚声填词”与“选词配乐”的经验基础。“音乐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倚声填词”的重新定义,将传统谱例之学提升到现代歌词学层面。唐宋诗词乐谱是骨干谱,一曲多变是其常态,不同于确定自足的西方现代乐谱。以往对词之本质特征的界定,过于强调其不同于声诗、乐府的以词从乐、由乐定词的一面,而忽略了其选词配乐甚至以乐从词、依字行腔的一面。现代音乐学为我们将词的起源归结为一种音乐或乐曲形态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同时也夸大了音乐的决定作用并造成了对“倚声”的狭隘理解。     

论上古乐奏形态与《诗经》兴体之原始关联

本文从曾侯乙墓鸳鸯盒乐舞图入手,分析上古时代的乐奏形态.从乐官装扮、造型及音声模写等方面都体现了图腾艺术的本质特点,即艺术仿生性.作为<诗经>艺术手段的"兴"实际来源于上古乐官文化的兴祭仪式,通过交响性质的"大合乐"召唤神灵、营造神人以和的氛围.随着兴祭原始宗教色彩的淡去,凝固为<周礼>所说的"乐语"和<诗经>的表现手法.     

音乐时间知觉的研究述评

音乐时间知觉研究领域内的最新进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 1)音乐中时间模式的知觉 ,主要对节奏等时间模式的形成机制和编码方式进行探讨 ;( 2 )音乐中时间模式的操作 (即计时 ) ,主要讨论音乐中普遍存在的计时偏差的含义及其理论解释 ;( 3)音乐时间模式中知觉和操作的联结 ,即知觉和操作的交互影响 ;( 4)内隐知识和内隐学习在音乐时间知觉中的作用。展望该领域今后研究的方向 ,可以认为 ,对内隐的无意识成分在音乐时间知觉中作用的进一步探讨为该领域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音乐情绪内涵及音乐与情绪的关系探析

音乐能诱发情绪。每个学者对"音乐情绪"的定义可能不同。音乐诱发情绪的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即由Juslin和V stfj ll提出的理论框架——六个心理机制以及由Kone ni提出的中介说。研究音乐情绪的生理基础,多数是研究脑机制或神经机制;对于音乐诱发情绪的测量,大致可以分为:基本情绪模型、维度情绪模型和重新构建模型。以前有很多研究都会把音乐的情绪表达和对音乐的感受混淆起来,导致研究结果之间不具有可比性。     

宋词的音乐文学性质

宋词属于燕乐歌辞,所结合的是燕乐系统的民间新声。宋人倚声制词建立了规范,创造了真正的律词,使中国音乐文学进入古典时代。宋人不断采用新声以丰富词的音乐性,但又出现模仿典范作品格律而创作的倾向,遂演变为依词调格律填词。这样,宋词发展为独立的民族文学形式。     

长阳南曲中的本土音乐元素实证考析

历史上,我国南方戏曲统称“南曲”。“长阳南曲”是南曲的音乐本体在湖北长阳、五峰一带落地生根、汲取当地民族民间音乐营养,并成功本土化之后的地方曲种。同时,关于长阳南曲中的本土音乐元素实证考析结果证明,土家族是一个具有兼容并蓄、物为我用等博大胸襟的伟大民族。     

《诗经》与汉水流域文化

《诗经》中的风、雅、颂三个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尤以二《南》最为集中,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孔子喜韶乐,尤钟情合于韶乐的二《南》,“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诗经》不仅常以“江汉”连举,而且将天上的银河称之为“云汉”。     

论高等音乐教育的价值取向

文化力量作为国家的“软实力”,已日渐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竞争,当今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华音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作为中华音乐文化传承、创新的基地,义不容辞地承担着打造中华音乐文化国际竞争力的重任。但是,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音乐文化“母语”错位以及音乐教育价值取向偏失等问题,却使高等音乐教育难于履行提升中华音乐文化竞争力的使命。坚持“和而不同”的差异化竞争战略,在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中坚持以我为主、综合创新,是中华音乐文化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同步走向世界的基本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