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乃立乐府”考

乐府在秦代主要职责是制造和管理乐器,掌管俗乐。汉代初期仍设有乐府机构,至文、景之际曾被罢黜,至汉武帝时重立乐府。汉武帝"乃立乐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了这一曾经被废除的音乐机构,而且大大地扩展了其职权范围,提高了它的地位,使之成为一个集乐器制作与管理、俗乐采集与整理、百戏改编与排演、郊祀以及其他娱乐场合的歌舞演出等为一体的专职音乐机构。     

重论汉武帝“立乐府”的文学艺术史意义

一、对乐府是否“立”于汉武帝时期有关争论的简单回顾　　汉武帝“立乐府”之说 ,最早源于班固。他在《汉书·礼乐志》中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祠太一于甘泉 ,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 ,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 ,采诗夜诵 ,有赵、代、秦、楚之讴。”在《汉书·艺文志》和《两都赋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也说 :“暨武帝崇礼 ,始立乐府。”郭茂倩在《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中亦曰 :“乐府之名 ,起于汉魏 ,自孝惠帝时 ,夏侯宽为乐府令 ,始以名官。至武帝 ,乃立乐府。”直至 2 0世纪七十年代之前 ,学者们多取此说…     

汉武帝之前乐府职能考

汉武帝之前有无“乐府”官署的存在?这个问题,自颜师古注《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文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一段话,释“乃立”为“始立”以来,人们极少异议,“乐府”为汉武帝首创,成了传统的定论。一九七七年,陕西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一枚秦代编     

元光历谱之研究

“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竹简是一九七二年临沂银雀山二号墓出土的珍贵文物之一。它基本上完整地记载着汉武帝元光元年一年的历日,是我们探讨汉初历法又一份最直接的材料。只要不囿于陈见,汉初历法的真实面貌就可大白于天下。对于“元光厉谱”的研究,已有陈久金、张培瑜等同志的文章。①由于对古代历法认识不一,研究者们所取的角度不同,已有的结论尚不足以     

元光决策与儒家思想制度化

每一件历史事件都有其时间和空间上的独特性,并在某些方面对整个历史及思想史之发展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史观,以西汉元光元年(前134年)这一特定的历史年份为切入点,围绕这一年发生的元光决策以及汉武帝刘彻在其中的历史作为,深入分析儒家思想制度化在中国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乐府沿革与汉代采诗考论

从文献的角度看,汉王朝有两乐府,一为太乐府,一为乐府,两者均简称"乐府".汉武帝复兴乐府的显著标志是"采诗","采诗"是在加强礼乐文化建设的背景下进行的.通过考辨可以发现."采诗"与"循行天下"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经学博士承担了"采诗"的任务.     

西汉的行政权力与民间文化

本文就汉武帝设立乐府的职责意义，哀帝省乐府的方略，及其所反映出的垄断的、一元的西汉行政权力对民间文化的控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霸权等问题作了探讨。     

汉武用人议

汉武帝执政五十四年,先后八次专门下诏书征选贤能良才,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这八次是:①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关于"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令;②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初,关于郡国举荐孝廉的诏书;③元光元年五月,关于择优选用嘉美人才的上谕;④元光五年,征求良吏,并择优使用的诏书;⑤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发布各级官吏举贤与蔽贤奖惩规定的诏书;⑥元朔五年,关于增设博士弟子员,以扩     

乐府设置时间考辨

乐府作为专掌音乐的专门机构,始设于何时? 对于这个问题,历来说法不一。一般皆从《汉书》作者班固说,始于汉武帝。如罗根译《乐府文史学》、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等著作皆持此说。但也有不同说法。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认为乐府始于汉惠帝;新版《辞海》“乐府”条则谓始于秦代,可惜都无例证,难以使人深信。     

从董仲舒在胶西的年代看元朔五年对策说

董仲舒的对策年代是一个关系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怎样搞起来的大问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的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年)对策说认为,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我曾论证董仲舒对策于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五月,证明他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后来一些学者也著文反对建元元年对策说。苏诚鉴反对建元元年对策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两课”“三进”探索

“两课”是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三进”是“两课”的根本要求和归宿。如何卓有成效地使正确理论“三进” ,是关系到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后继人才的大问题。多年来“两课”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也存在一些问题。课题组经过调研论证 ,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坚持“三进”重在“入脑”、教学内容务求科学、方法手段贵在创新、师资素质与时俱进的改进思路。得出结论 ,为了实现“三进” ,必须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 :价值取向由传授知识到转变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教育理念由教师中心到以学生为本的根本性转变 ;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灌输式到研究式学习的转变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超越“精英主义”范式和“政府本位”理念——也谈税费改革何以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是社会各界关注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走出困境的思路在于政府与农民社会关系机制的重构,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组建基层乡民社会的"中间组织",使之成为凝聚与表达农民自己利益的实体资源,;同时也借此实现"以社会制约权力",改变民众在与国家基层代理人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并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非规范性行为"进行抑制.     

"个人"的理念与"自我"的意识——留日中国学人的关键词

对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键词的梳理当从留学界开始,尤其是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与词汇的演变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影响现代中国文化理念的诸多词汇如"民族"、"革命"、"世界"、"进化"、"新民"、"心力"等等都与留日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在我看来,其中的"个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自我"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巨,或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新的立场的真正体现.     

“科学”性与“起点”说——“回到鲁迅”的启蒙内涵批判

"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研究"重写现代性"的进程,是有着启蒙运动的先声意义的,其科学性内涵在于表现出了一种"回到起点"的思想自觉。鲁迅的"起点"思想意味着"回到鲁迅"的本质问题在于"回到自己",其价值不在于创造一种"目标"或"范本"的偶像意义,而在于具备一种"做梯子"或"踏脚"的启示意义。以鲁迅为起点,就是鲁迅研究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