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中国古代公私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后果

中国古代政治经历过一个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的演变过程.尽管古人也看到保天下之私与治天下以公的密切关系,但由于缺乏对公私关系合理认识,个人权利被彻底否定,而帝王则"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形成了胜者为王、王权无限、帝王兼圣、法随己出的强权政治,造成了公私错位、道德畸形、人格扭曲、社会病态等恶果.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是与此相关的.     

"孝"——现象学视域下的一种解读

改变中国哲学传统注疏式的解读方法,而以现象学为视角对儒家之"孝"做学理的分析而非文献注解,可尝试回答两个问题,一为"孝"的特征是什么,二为"孝心"为本有还是后天习得,从而可以看到"孝"的非线性、情景化的特征,那种"固定对象"式的处理方法是不可套用的.以此为基础可以看出"孝"本乎血性之亲却非本能可为,"孝心"是有待于培养的,而且无论是孝的践行还是学养都在人伦日用中,离开人伦日用没有"孝"可言.     

"混沌之死"与中国中心主义天下观之解构

<庄子·应帝王>的结尾是混沌之死的寓言,这个寓言的背景视域是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混沌之死暗喻礼(报)对德的谋杀,而一旦不以德维系,而以德之戕害为后果,礼自身也就式微崩坏了.这是庄子版本的"礼坏乐崩",它暗示,随着帝、王时代及其政教典范(德与礼)的终结,以礼义论展开自我界定的中国观念以及以中国中心论为轴心的天下观的精神基础,也面临着基本型的危机.这正是<应帝王>通过混沌之死传达的深层意义.     

价值重建时代传统“孝”文化之再检视

众多论说中国古代之"孝"及其现代意义的文章存在严重的历史误判及文化误判。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许多学者不知道或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孝"是一个历史范畴。"孝"的本义及核心词义是亲子规范。在诸多历史因素的影响下,亲子规范的属性、内容及形式不断演化,"孝"的适用范围、具体规范及核心价值不断演化,"孝"字的内涵与外延也随之不断演化。受各种主客观性历史因素的影响,"孝"具有普遍性、时代性、地域性、族群性、信仰性、思想性、个体性,等等。在本质属性、思维方式、核心价值、适用范围上,中国古代之"孝"与中国现代之"孝"有根本性的差别。     

论现代家庭的孝道"错位"现象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孝"的思想经过了历朝历代的丰富和发展,至今仍成为调适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行为规范.然而在现代的许多家庭中,孝道出现了"错位"现象.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对孝道的重新归位,并以法律形式给予孝道应有的地位,运用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利用道德评价作用来规范社会的敬老道德行为,以待重振社会孝道,构建家庭新型伦理关系.     

乾隆"用人以罚"驭臣术之负面效应——以刘统勋三度受罚为切入点

乾隆"用人以罚",此种驭臣术是对传统理想君臣关系的逆转."用人以罚"是乾隆吏治的组成部分,当朝名臣刘统勋三度起伏便是具有代表性案例.封建帝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驾驭臣属,其目的只有一个:加强王权,强化王权统治.但"用人以罚"并不利于涵养大臣气节,不利于国家行政机器正常运转,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影响.     

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理论与方法

刘泽华先生是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王权主义批判理论,而且为中国学术界培育了一个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王权主义批判理论以"王权"和"王权主义"为核心概念,以"权力支配社会"为核心命题,以"在矛盾中陈述"的"阴阳组合命题研究法"和"实践的辩证法"为根本方法论,以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和现实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为中国古代史以及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用的宏观阐释框架和一套能够把文化观念、思想理论与社会现象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方法。王权既是传统社会的结构形式,也是其组织和运作社会资源的机制,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系统之核心的王权主义是君主专制合法性论证的来源和依据。     

鲁迅笔下的"天"及其他

"争天拒俗"是鲁迅的战斗宣言.在中国,"天"是一切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权势的总称.皇帝被称为"天子"--天之子;皇帝便成了"天".在中国,"无"和"天"在意义上相通."无物之阵"便是"天"所布下的"吃人之阵".所以,鲁迅终生坚定不移的战斗目标是与"天"争斗.     

儒学和基督教"孝"伦理观之比较

"孝"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伦理实践中具有基础地位与核心意义,而对西方社会及其伦理生活同样具有深刻影响的基督教对"孝"观念问题也存在着种种教导与论述.从发生逻辑、内在结构、价值取向诸方面考察,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自然之孝、身份之孝、人本之孝,后者则基本上属于一种启示之孝、契约之孝、神本之孝.立足于全球化视野,如何能够在努力卸载两种"孝"观念政治性、宗教性等意识形态方面之历史负担的基础上,充分而自觉地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沟通、补充和修正,从而为建构全球普遍伦理提供某种契机与资源,应当是一更有意义的重要课题.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本“满洲移民”时期的“大陆新娘”

在1906到1945年日本政府向我国东北地区实施“满洲移民”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稳固人心、永久霸占我国东北的目的,推行“大陆新娘”政策.大量日本农村青年女子在经过拓殖讲习会、拓殖训练所与开拓女塾等组织的培训后,被送往我国东北地区.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她们扮演了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双重角色.     

解读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不是对其随后展开的逻辑学范畴、内容及阐述顺序的事先交代和理论规定,而是全面阐述其本人的哲学观;这既是真切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和要害。概括而言,黑格尔主要是将哲学理解为：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理性和现实的和解”;哲学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     

崇三——《水浒传》的三才情怀

“三”是中国人喜欢使用的数字,究其根源,实滥觞于《周易》概括的天地人“三才”观。这种独特的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表述世界的思维特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已演化为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这种“崇三”的情结,《水浒传》中有太多的表现,在诸如人物叙事、器物用语、时间用语、韵语、习惯性套语等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者对三和三的倍数的偏嗜。这种审美偏嗜,集中透露出作者无处不在的审美心理——一种集体无意识性质的民族审美心理,其有意无意中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而这或许就是被称为四大奇书之一的《水浒传》带给我们经久不衰的审美愉悦的密码之一。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