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编纂与桐城文统的建构及发展

桐城派文章选本系列的编纂与传播,是桐城文统的建构及发展的主要依凭.桐城三祖选本初步建立了由归有光上绍唐宋八家,溯源两汉、先秦以至六经的文章统系.棢城后学选本根据创作发展需要,适当调整了古典文系的取范重点,并将桐城派大家置入文统序列之中,重点发展了棡城文系.虽然桐城文统是桐城派号召后学迭相祖述的依仗所在,但也应看到桐城派借助选本建构文统时也带有强烈的宗派意识,难免产生门户之私和排他性的局限.     

20世纪40年代学者散文的“去政治化书写”与“五四”文统的传承

现代散文产生于王纲解钮的“五四”时期,在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努力下,现代散文摆脱了传统的载道命运,在吸纳了西方随笔的文学精神质素之后,形成了颇具晚明风格式的自由自在、独抒性灵的“士”风文统。而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的加剧,促使中国文学普遍的纳入到了政治理念宣传的工具范式,尤其是同样属于“广义散文”范畴的报告文学、杂文等文体,由于创作与传播的迅捷性而繁盛一时,甚至一度沦为抗战政治宣传的文学工具,“士”风传统因而被拒斥与边缘。而以钱钟书、梁实秋、王了一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政治统摄逼仄的文化境遇中,却始终坚守五四散文个性化与自由化的文学精神,呈现出积极的“去政治化书写”的美学趋向,以此试图勾连和打通古今散文“士”风传统的文脉,显示出难能可贵的“士”风精神与自由主义立场,以及对散文文体之本体性特征的积极构建。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论田锡对北宋“文统”构建之贡献

北宋初期的文风仍因袭五代之陋习,宋初文士为了改变文坛现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其中,田锡作为宋廷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文人士大夫,积极致力于北宋"文统"的重建。他继承了韩、柳的文统观,在文统与道统的关系上,提出在以道统为前提的条件下,保持文统的相对独立。他由此提出了诗文理论的许多新见解,并积极地将这些见解付诸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对宋初文统的建立健全做出了贡献。另外,他还致力于将文统与道统相结合,共同为政统服务,为北宋"三统合一"提供了可能。     

文统与世变——试论清代古文系统中显示的文学史观

清代士大夫对古文文统的评论中显示了不同的文学史观，文章对此作了简要的梳理。各家对“道”与“文”的不同侧重，导致他们对文学史的流变产生不同的认识。     

许衡与元初蒙古、色目生员之培养

许衡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他一生政治上的作为并不是很大,大部分时间是在教书育人中度过的。他对元初蒙古、色目生员严格要求,向他们灌输程朱理学思想,促进了这些生员的“汉化”。许衡培养蒙古、色目生员的出发点在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为元朝造就了大批人才。     

“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与明代文化复古思潮

前人论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兴起,多将其原因归结于对"台阁体"文风及宋元诗文流弊之反动上.实则诗文复古乃是明代中叶兴起的文化复古思潮下的文学变奏.它与"书必篆隶"、"器从旧式"、"官名从古"、"礼从古制"等社会风气以及经学领域的汉学复兴、学术领域的考据学兴起、藏古之家的大量出现等,乃是同一种背景下的产物.     

元初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初探

宋元王朝的更替,使江南士人受到较大的影响,经济情况恶化、社会地位下降以及科举废除、入仕无门,导致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以往南宋时代历史记忆的眷恋,怀旧成为元朝统一之初江南士人群体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南宋时代社会风气的赞美和对南宋时期历史人物的惋惜和怀念。其次是对南宋先贤及其子孙的关注,对元朝政治风气、社会风气特别是对元代士风的批评,以及对儒学、儒士前途的忧虑。最后,江南儒士的怀旧情结还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看似怪异的行为表现出来,元朝一些在江南做官的北人官员也受到影响,加入怀旧群体。元初江南社会怀旧情绪的流行,对于改善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导向,推动了元政权的汉化进程。     

元初北方理学流衍与士人遭际——以许衡、刘因比较研究为代表

并称为元初北方两大儒的许衡和刘因,面对开始在北方中原地区广泛传播的程朱理学,都以开放的姿态予以接受,但具体方式有别,正典型表现了理学北传过程中北方士人对新的学术思想采取的两种不同态度.同时,许衡、刘因二人在出处辞受之际的经历,与大蒙古国及元初政治形势紧密相关,代表了元初北方士人升降浮沉的命运.     

元明两朝辞赋复古之差异

元明两代是辞赋史的复古时期,元代提出了“祖骚宗汉”的赋学宗尚,明代以“唐无赋”的提法最为人所熟知。但二者复古的内涵却是有差别的,“祖骚宗汉”确定了以楚骚、汉赋为典范的赋学观念,而“唐无赋”则在“祖骚宗汉”的基础上,把六朝骈赋也纳入宗尚的范围,扩大了复古的内涵。从创作实际来说,元赋除祖骚宗汉之外,由于文学的延续性以及赋家文儒相兼的身份的影响,还有一部分承袭宋朝文赋的作品,成为浦铣“宋、元赋好着议论”的重要依据。明赋则除祖骚宗汉之外,万历以后拟六朝骈赋增多,甚至超过骚体赋,这与当时“文选学”的复兴有一定关系,故“明人赋专尚模范《文选》”。     

鲁迅的复古与反复古--寻找鲁迅的历史方位研究之一

鲁迅的文化观经历了一个由复古向反复古的根本转变,语言文字观的转变则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文章具体论述了鲁迅语言文字观的转变过程及文化内涵,从而指出,鲁迅文化思想的伟大转折,鲁迅历史角色的最后定位,是在十年沉默期间经过地狱般的逼拶与煎熬,经过痛苦的观察与思考,才在1917年得以完成的.     

秋冬彩妆 复古奢华风再现

大胆、前卫、个性化的烟熏妆将再成风潮。今年秋冬彩妆将分成2种类型。一是华丽又精致的巴洛克风格，表现复古奢华的彩妆质感。巴洛克“Baroque”，意指17、18世纪的华丽艺术，呈现热情大胆的彩妆风貌。二是强调渐层晕染的深色烟熏，创造女人性感神秘之美，展现优雅柔媚的气质。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之考察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的形成,既缘于这时期文人对新王朝盛世的认同和期望,更由传统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使然。明初文学保持着元末割据状态下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各个文学流派的复古理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呈现为多元化中有所趋同的现象:当时文人有的标举以情为诗,但同时也有人倡导继承道统,文以载道;有的主张转益多师,但同时取法汉魏盛唐的呼声也很高;有的要求师其意不师其辞,但同时掇拾词语意象的摹拟风气已经形成。     

论蒙元初期散文的宗韩之风

［摘要］金中期以来,理学影响逐渐加强,散文也产生了变革要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出散文宗韩的趋向。这种趋向的延伸和加强,形成了蒙元初期散文的宗韩之风。这股风气深刻地影响着蒙元初期散文的理论和创作。     

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背景下的汉字复古运动及其兴起缘由探析

元代汉字复古运动是在文艺复古思潮的背景下展开的。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的实质是托古改制,拯救时弊,实现儒家的人生目标。元代汉字复古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匡正当时社会用字混乱的现象,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响应书法复古的号召,捍卫汉字的正统地位。     

古道、古文、古式:宋代文学复古的方式

宋代的文学复古和儒学复兴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运动,都是以恢复和绍述儒家文化为明确的主题的。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宋代文人的理论和创作的实际情况尽管复杂,但从复古的方式上看,主要就是内容上对“道”的极端强调、语言形式上崇尚质朴平淡、体裁上重视散体文和古体诗等。     

解缙诗歌的复古与嬗变

解缙诗歌有复古倾向,更重视才气的驰骋,但才气缺乏现实的内容的支持,显得比较空洞。他也以才为戏,使部分诗歌充满了趣味,这种努力值得重视,也形成了在复古道路上的旁逸斜出。     

论汉初游士之风的复兴与游士的散文创作

在汉代初年,因特定的社会、政治原因,业已被秦王朝清除的游士之风又复兴盛, 当时的诸侯王们凭借其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大量招揽士人,这些士人围绕在他们的周围,形 成了一股相对独立的、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的势力,他们优游为文,著书立说,无论在心态上 还是在文章风格上,都表现出他们独具的风貌和特色。这种现象虽然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巩 固而逐渐消失,但作为汉初社会及文学领域的一种独特景观,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李白文学思想的复古色彩

李白发表有关他的文学思想的作品不多,并且大都比较零碎。从他的《古风·其一》和孟的《本事诗·高逸》的记载来看,李白推崇《诗经》,而贬抑汉魏以来的诗赋,表现了他文学思想中浓厚的复古色彩。究其原因,一是李白在特定场合下发表的言论,带有片面性;再则是受当时政治措施和社会思潮的影响。     

中外散文观之比较

散文(广义的),作为人类共有的交流思想情感的文字载体,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交际活动和语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因为人们将日常生活的活动、话语用非韵的文字记录下来,加以整理,便成了散文。这远比用“合韵”的文字来记事说理要容易和方便得多。在古希腊,早在公元前12世纪,人们就用碑文的形式来记事,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历史和地形测量的记载。在我国,更早在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在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上已初见散文的雏型。而希腊最早的“荷马史诗”则诞生于公元前八世纪初,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编成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因此,从书面语言的角度来说,散文的产生要早于诗歌。 既然散文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因而在对散文这一文学样式的内容和形式的把握上,中外人士既有许多共识,也因民族、地理、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本文试图从散文的名称、特质、类型、风格诸方面,对中外散文观作一比较,以期明确各自的长短,吸取营养,促进我国散文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