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的黄庭坚诗歌研究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的黄庭坚诗歌研究,其成绩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即：黄诗材料的整理、选译,黄庭坚生平、思想研究,黄庭坚诗歌艺术特色研究及黄庭坚诗论研究。日本学者的黄庭坚诗歌研究对我国古典诗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与借鉴意义,也为我们审视自身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提供了反省之鉴。     

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三家诗论——以温州地域文化与两宋之际学术及文学流变为背景

两宋之际是温州地域学者预流主流学术与文学的时期,以被后人称为"元丰太学九先生"为中坚。他们属于元祐学人,不仅传承关洛理学,同时也接受苏、黄一派的文学,是两宋之际的重要学者。周行己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有较多接触,其诗学理论与创作都受黄庭坚的影响。许景衡长于五言,风格清雄奔放,受到苏轼的影响。刘安上也致力于诗,其诗风平淡深隽,五七言律绝与王安石的风格接近。他们的诗学的另一资源是从谢灵运山水诗以来的地域诗歌传统。在绍圣至绍兴域内诗歌低潮的整体背景下,东南沿海的温台一带诗风却呈兴盛之势,这与上述诸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山谷诗的自由王国

黄庭坚作为宋诗的典型,在诗艺的诸多层面继承并拓展了传统,成为“句法诗学”的集大成者.语序是山谷“句法”的核心之一,平仄、节奏以及押韵等因素限制了诗歌语序的形成,但经过诗人的自觉追求,可造就一类特殊格调.山谷的“用典法”已构成了一套独特的“典故体系”,其重要方法如“用全语”“错本旨”等多能体现其“瘦硬”精神,而用典的“程式化”更是宋人诗学的一大异观.在“远境”的追求中,山谷于“篇中远”及“句中远”独擅胜场,以句法的承接、断裂、省略来营造“句中远”,则更具“山谷风味”.要之,黄庭坚的“句法诗学”为古典诗歌带来了全面突破,已足以构成一座诗歌领域的“自由王国”.     

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宋代特有的思想文化观念和诗学认识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因为儒学复兴,宋人大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自觉以儒家道德伦理的最高标准作为精神追求,因此,宋人首先就从儒家道德伦理角度解读黄庭坚的诗歌,对黄庭坚的君子人格进行颂扬和推崇。另一方面,宋人面临唐代诗歌的成熟和完美,时时想要有所突破,建立宋诗独有的特色,于是他们又从诗歌技艺与创新的角度切入,对黄庭坚在诗歌上的成就作出评论。总之,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表现出宋代特有的诗学观念,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诗学思维方式。     

梅尧臣的“平淡”论

梅尧臣是宋代诗学“平淡”论的首倡者,被誉为宋代“平淡”诗风的开山鼻祖。在批评晚唐五代以来西昆体之流弊的基础上,梅尧臣一改西昆体诗风浮艳、内容空虚、语言晦涩的缺点,倡导了平淡的风格,并在丰富的诗歌实践基础上,对“平淡”的地位、内涵和本质等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建构了其独特的“平淡”理论,是宋代“平淡”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开启有宋一代文艺之“平淡”风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深远。     

象征：现代主义诗歌的意义统摄

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存在，象征则是其总的结构特征和艺术倾向。这可以从现代主义的诗学主张“对应契合说”、“感觉交错说”和“象征比兴说”中得到证实。综合三种界说，本文认为，象征是一种意义结构。这个结构是双重的，并且重合在能指的象征本体层面。象征体既自足，又以其隐喻和暗示能，预示着象征的深层精神内涵。这个意义结构在功能上具有象征的通约性和统摄作用，使现代主义诗歌与生命形式同构，融通生活世界，并向神话历史延伸成为可能。而这种同构、融通和延伸，是在诗歌文本的象征结构中自主实现的。这种体认在大量的现代主义诗歌文本研究中获得，并升华为一种诗学模式。这一模式使结构与功能在现代主义诗歌文本中具有不可剥离的特性，从而达到诗学理论和艺术倾向的互动和契合。     

论宋代诗学“平淡”美的基本特征

宋代诗学“平淡”美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1.思维特征上，“平淡”具有集大成意识；2.审美特征上，“平淡”是一种老境美；3.情感特征上，“平淡”体现出处穷而淡然、淡泊却又不失进取的超然心态；4.鉴赏特征上，“平淡”以隽永深长的滋味为审美取向，由此演化出宋人鉴赏诗歌的新方式──涵泳。“平淡”在宋代诗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陈与义诗歌的主要风格

宋代诗人陈与义受诗学源流、学术风尚、时代变迁及自身性格的影响,其诗歌风格可归纳为清奇、简古、雄浑、闲谈四个方面。接近江西诗风的是“清奇”,但较黄庭坚、陈师道自然而富于情味;受理学风气影响的“简古”,又有平和秀丽的一面;生处忧患,意气激昂,则易“雄浑”之帜,至在生活中见真性情,又表现为“闲谈”之风格。可以说,陈与义诗的主要风格是闲谈有致,而间出雄浑壮丽。     

朱熹与黄庭坚诗学的离与合

针对南宋诗坛学苏者或流于恣肆驰骋、学黄者多务为锻炼雕刻,朱熹从其"这文章皆是从道中流出"的文学本体论出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诗学思想,其中与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学有合有离:合者如重道德修养、养心治性与"诗见得人";倡儒家"温柔敦厚"之诗教;讲究诗之法度,主张循序渐进;黜浮华之习气。离者如欣赏自然平淡之作,反对刻意费力之作;尊古非律;反对无益的唱和之风,认为"失其自然之趣",不如不作。     

论“透彻”及其诗学意义——以严羽《沧浪诗话》为中心

“透彻”一词具备丰富的诗学意义，在严羽《沧浪诗话》中，它具有诗歌表意之明晰深刻、妙悟后之境界，以及盛唐诗境之特点三层含义。严羽在“妙悟”“兴趣”等概念之外，更借助“透彻”,将形而下的诗歌修习与形而上的诗歌悟解绾合起来，使其诗学更牢固地立足于“吟咏情性”与盛唐气象之上。通过对“透彻”这一语词的内涵及演变进行考察，能对严羽的相关诗学概念和诗论体系有更新的审视，同时也可以看出“透彻”同中国古典诗歌本质与诗人学诗工夫论的关联。     

随缘自适与黄庭坚的诗歌创作

一代诗宗黄庭坚与佛禅有着先天的不解之缘,很多学者、专家已对佛禅思想与黄庭坚文学艺术创作的关系做了诸多论述。本文仅从禅宗之随缘自适这一思想角度谈谈它对黄庭坚诗歌创作的影响。随缘自适思想使诗人以豁达的胸襟面对生活的苦难,进而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与奇崛奥峭不同的平淡风格,构建出清空的意境。     

鸟·菊·酒——略论陶渊明诗歌意象建构及其人格凸现

陶渊明在诗歌意象艺术创造上立意超拔、取象新鲜,造诣极高,因而使其诗歌平淡中显出浓烈,自然中露出雄奇,意境深邃,含意隽永,使其光明峻洁的人格在隽永的意境中得到最完美的凸现。在繁富众多的意象中,“鸟—菊—酒”最能恰当地象喻其“理想—现实—奋斗”的人生历程,凸现出其高尚的人格,展示出其全部的生活底蕴。     

与道进退，淡乃其至：张栻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

张栻开创南轩学派，为南宋中兴时期著名学者，也是一位个性突出的作家。他一生与道进退，矢志致君泽民的事业，其诗歌即有深入表现，渗透着以道自任、忧患民瘼的精神情怀。与社会政治中“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内在相通，赋性冲和、钟情自然是其个性品格的另一面，并对其创作产生影响，自然山水在其诗中表现充分。他主张学者不汩利禄，不眩文采，“淡乃其至”成为其人生境界与诗学追求，他往往以冲和的语言、平淡的意象营造出淡雅诗境。明道义而抒性情，以思理慧性见长，是宋代诗学乃至宋学的特色，张栻与道进退、淡乃其至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可谓典型，对南宋中兴时期学术发展与多元诗学风貌的建构具有特定意义。     

黄庭坚后期诗作自然简放的艺术追求

黄庭坚的诗歌风貌，论者常以新奇拗峭概之。然而全面考察黄庭坚一生的创作道路，不难发现，他对诗艺的追求，除了新奇拗峭的一面，还有自然简放的一面。而自然简放的艺术追求，主要体现在其后期创作中。本文就山谷晚期诗歌创作的自然简放的艺术追求作一探讨。     

宋代诗人在创作实践上对黄庭坚的接受

宋代很多诗人在创作实践上对黄庭坚诗歌都有或多或少的接受,主要诗人有：苏门文人群中的苏轼、陈师道,同乡后学的洪刍、洪炎、徐俯、李彭、惠洪,以及受其影响的谢逸、谢蘧、饶节、汪革,南北宋之交的吕本中、陈与义、曾几,“中兴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江湖派”中的戴复古与刘克庄,他们都曾在艺术上受到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熏陶,大多数人能在继承中不断创新,这使得江西诗派的诗歌不断自我更新,更好地自立于诗坛,并不绝如缕地影响到宋代以后,直至近代的同先体诗人。     

方东树《昭昧詹言》论黄庭坚诗述略

《昭昧詹言》是方东树晚年为后辈讲论诗学的内容汇编,是桐城派诗学理论的集中体现,其中对黄庭坚其人其诗的品评是全书较为典型、精彩的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方东树多将黄庭坚与他所推崇的杜甫、韩愈及苏轼等人进行比较分析,并且以杜甫、韩愈为黄庭坚诗学之源。该书于黄庭坚诗的思想内涵缺乏必要的挖掘,但却长于分析其诗章法与句法,于诗的起承转合与格局布置的探研尤为精妙。另外,方东树还对黄庭坚诗的用典、用意及个别句法提出了异议与批评。     

西方美学输入与中国诗学观照方式的现代转型

中国诗学观照方式之现代转型与西方美学的影响有着紧密的关系。西方美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诗学界逐渐改变主要把诗歌当作伦理教化工具的观念,而逐步把诗学当作美学问题进行研究和评价,其诗学批评也不再是单纯地以是否合乎“伦理道德”作为衡量尺度,诗歌的“艺术”价值被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从而使得中国诗学之观照方式由传统的重视伦理的审“善”转变为现代的重视艺术的审“美”。考察西方美学的输入及其对中国诗学观照方式现代转型之影响,对于建构中国现代诗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陈师道的诗学观新论

关于陈师道的诗学思想,学术界过去主要讨论的是他对黄庭坚江西诗派理论的继承,这严重低估了其诗学思想的深度。在传统哲学体用、本末范畴的影响下,陈师道形成了自己相对系统和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具体说来,在诗人本质论方面,陈师道力主德本才末,强调诗人的伦理本质;对于诗歌的本质,陈师道标榜"吟咏情性";而在诗歌艺术表现上,则又主张兴感寄托。这些内容构成了其诗学观的核心内容。     

“诗莫尚乎兴”——诗歌的美学特征

<正>诗歌作为反映人生表现心灵的艺术,它的本质特征除了音韵、节奏等形式要素外,主要的是内容的巧妙传达,主体情思与生活与读者的巧妙对话。这就是把主观情思客观化、物象化,使之与想象、理解相融合,从而创造出主、客观统一,物物相谐、情景互生的诗歌艺术形象。于是,赋、比、兴成了贯穿中国诗坛二千余年的诗艺。如明人王文禄所说:“作诗不明赋比兴,犹医药不明君臣佐使也,岂得为诗?”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赋、比、兴,尤其是兴,从诗歌艺术的内在规律上体现了我国诗歌艺术的本质要求,集中了我国诗歌艺术的重要美学特征,被视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元·杨载:《诗法家数·     

古代诗论的现代审美品格

“诗缘情”显示了诗歌生命的内在动因与美的形式特征 ;“境与心”是对诗的审美心理的深层描述 ;“冲淡”体现了古典诗歌重“含蓄”、“自然”的美学方向。这三者一方面总结了诗歌本体的艺术特征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诗学在禅宗融入之后的突破与进展 ,诗歌艺术开始浸染着诗人的主体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