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分析的方式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了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调节作用。通过层次回归以及调节效度检验发现：（1）工作-家庭冲突中WIF时间冲突、FIW压力冲突以及WIF行为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影响;（2）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影响;（3）通过回归分析也证明了社会支持可以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三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指出通过企业帮助、政府支持及农民工自身调解可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矛盾。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需要“四化”管理

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现状及其在收入水平、技能培训、社会准入与权力意识四个方面的特征,分析了这一群体幸福感缺失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需要做到"产业现代化、员工知识化、社会开放化和制度完善化"的"四化"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庆市72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持满意态度;社会保险主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最大,工作环境与阻碍因素主因子影响次之,个人特征主因子影响最小;失业保险、社会地位、落户城市、工资拖欠、工伤保险、工作环境、劳动合同、收入、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正向效应依次递减,养老保险对工作满意度具有负效应。据此,从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三个环节提出建议。     

直面新生代农民工

随着外出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和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基本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2)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3)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0省市的调查数据

利用10省市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分析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工资制度、工作条件、权益保护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失业保险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不显著;另外,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更强;文化程度和职业培训能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更强;工作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呈倒U型关系,而年龄和婚姻状况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中职教育困境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对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大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有很大不同,但目前的职业教育不足以适应这种改变,主要面临以下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意愿强烈,职业期望高,却缺乏职业规划;就业意愿不切实际,职业选择高不成低不就;自我意识强烈,希望得到尊重与认可,精神却仍驻留于城市之外;职业教育内容滞后、管理理念狭隘、学习费用昂贵。目前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职学校应把握契机,转变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教学方法,结合各方面力量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展平台。     

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研究

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因区域环境、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而具有以下群体特征:他们在当地农民工群体中所占比例较高,多来源于周边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年龄更小、受教育水平更低;其就业领域集中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服务业;少数民族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相比数量较少,受教育程度更低,城市融入更难;其居住格局呈现围寺而居,小聚居、大杂居等特点;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有宗教信仰,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其人际交往呈现"去内卷化"特征,族际通婚的现象渐多。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初探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管理迫在眉睫。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理论假设:职业是农民工生涯中工作的延续;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主体双重化;农民工职业生涯管理的利益一元化。受内外双重因素影响,可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划分为职业成长阶段、职业探索阶段、职业建设阶段、职业退出阶段。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福建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就业能力对其影响最大。据此,提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加强权益保障工作以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等对策,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群体,也是我国特有的群体,它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近年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受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而流浪在城市之中,奔波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严重.试图通过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探析新生代农民社会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对策研究

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和城市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一群体由于制度与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出现了障碍,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对策,以期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实现他们由城市＂边缘人＂向城市市民的转化。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安徽625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51.7%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在中小城镇,性别、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耕地是否流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年龄、工作稳定性、配偶的务工地点、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因素则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加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快土地流转等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7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培育和践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切入点,必须大力弘扬时代精神,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核心价值观。基于27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上赞成并拥有时代精神;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个体因素等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的主要因素,其中,网络媒体环境、个体价值观和创新性、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承的影响较关键且具有正向作用。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精神,应积极、正面、客观的报道社会事件,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价值观的引导和个体创新性的培育;整合教育资源,丰富家庭文化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1613个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环境因素、企业雇佣政策因素和政府培训政策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社会资本、企业录用政策、企业培训政策、企业薪酬政策、政府培训供给量和政府培训有效性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就业能力各维度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新生代农民工情绪弹性与感知心理压力: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社会转型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众多障碍,研究其情绪、心理压力,无论对个体、企业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江苏常州2家加工贸易电子企业263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在问卷信度和效度分析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工情绪弹性对感知心理压力具有预测作用,情绪弹性越高,感知心理压力越低;主动性人格水平高的农民工其情绪弹性水平也较高,其感知心理压力则较低;情绪弹性与感知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受到主动性人格的增强型调节作用。进而提出根据情绪弹性能力不同适度设计工作压力、培育员工积极主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两个间接降低农民工感知心理压力的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化就业研究——基于台州市星村的社会学考察

本土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化就业后,其生活水平、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具有新的特征。自身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结合促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本土化就业。本土化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及其家庭,乃至对社会都有显著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新群体,其住房问题是现阶段城镇住房保障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事关中国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文章以重庆市为例,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重点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属性、职业特征与居住方式3个特征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是否有子女、收入水平、进城务工时间、住房面积、居住形式、住房支出、住房配套设施和职住通勤时间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职业类别和是否缴纳住房公积金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的影响不够显著.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