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雅集》与元代文学总集的编撰

顾瑛所编《草堂雅集》,选录元末文坛一些重要诗人诗作,不仅体现出自己的诗学思想,而且对元季之诗,撷其英华,实有总结之功。放在有元一代编撰文学总集的背景上来看,《草堂雅集》亦有其重要价值,并对清代顾嗣立编选《元诗选》有较大影响。     

元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上承元杂剧余绪,创作了一些颇为优秀的作品,这既可见出当代文学与元代文学的历史联系,又为研究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     

宋文帝刘义隆文学雅集述略

在组织文学创作上,刘宋时期历代君王都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当时的士族在宴会、游历等许多场合中都有辞赋创作、吟诵的风气.宋文帝刘义隆组织过许多大规模的文学雅集.而且由于他的统治地位,宋文帝喜好往往造成某种风气,引起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客观上引导了刘宋文学的发展,促进了刘宋文学的繁荣.本文拟探讨宋文帝组织的几次主要的文学雅集,以管窥当时文学创作的面貌.     

20世纪的理学与元代文学之关系研究述评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由于"文学"概念正经历着由广义到狭义的转变,而理学研究又饱受冲击,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得到开展.50至70年代末,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成果寥寥.80年代至20世纪末,随着元代理学研究的长足进步和元代诗文、元代文学批评研究等的进展,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进入一个较为自觉和相对兴盛的时期.学者们主要围绕理学与文学思潮、理学与文学创作、理学与文学批评、理学与文学接受等方面的内容展开研究,虽然还存在种种不足,但所取得的成绩仍然相当值得肯定.     

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水绘园与稊园为中心

水绘园和稊园的设计都出于对现实中王朝兴替带来的痛苦的规避,但又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遗民园林的两种典型。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是“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与文人雅集的文化记忆之承续,“园隐”则是园林雅集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是易代之际文人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困境后作出的安全选择。遗民园林对易代之际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象征着“精神桃源”。易代之际的遗民借助现实的文化空间,将非常态的人生境遇、改朝换代的沧桑之感揉进纵情逸乐的极致享受中,勾连起对往事的追忆与挽留,代表着一种重返故国、回归故园的人生渴望。园林的封闭性与自足性隔绝了永失故园的沉痛悲苦,代替故园成为一处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存放鼎革之际的文化记忆,寄托着遗民们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处境的迫厄之感与避世之愿。     

边声四起唱大风——耶律楚材与元代丝绸之路文学

耶律楚材是元代丝绸之路文学领域中的一位大家,他的诗歌作品反映和描写丝绸之路的民俗民情、自然现象以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元代的丝绸之路文学多了几分凝重感,由表现的写意走向再现的写实。     

清初杭州文士的生存境域与文学诉求

清初杭州社会环境复杂,文士们亲历清军南下、整饬秩序、走向大统的整个过程。他们或隐逸逃禅,或乐学重仕,或游幕干谒。杭州文士的生存境域,直接影响了清初的文学活动以及文学思潮的走向;其文学诉求,反映了清初杭州文士独特的心路历程。     

20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

从学术史角度简要评述了２０世纪元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概况和基本成就。元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明清以来数百年间人们对它的评价一直偏低,学术研究也相对薄弱。进入２０世纪,这种局面终于有了明显的改变：“西学东渐”给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和治学方法,元代文学尤其是属于通俗文学的元曲开始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研究活动也相应地活跃起来;５０～６０年代中期虽有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元代文学研究仍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７０ 年代末以来,元代文学研究逐步向多元化发展,学术思想的创新,学术视野的开阔,研究领域的拓展,理论水平的提高,都为下个世纪该学科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元代之回族文学

本文着意考察元代回族作家在诗、词、曲等方面的独特成就,并初步分析元代回族文学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     

盛唐集贤学士之文学地位与影响

唐开元中期崇儒重文,以张说、张九龄等为中心的集贤学士地位崇高,文学活动十分频繁。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京城文坛,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然而到了开元后期及天宝年间,随着意识形态上的慕道用法,文学之士风光不再,集贤院也不再是文学中心,京城的文学队伍因之而变得松散。集贤学士显赫之时,上与帝王显贵游宴雅集,下与聚集于京师的各地才俊往还酬唱,促进了雅俗诗风的交融,使文学创作向更高的层次推进,于盛唐诗歌声律、风骨兼备特质的形成,意义重大。集贤学士在为文方面普遍崇雅黜浮,强调气益雄浑,对中唐古文运动的影响非常深刻。而且,一些位居中枢的集贤学士,培养、选拔了一批文学新人,为中唐文体文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盛唐文学的内容、风格及成因,与集贤学士的创作和影响皆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元代文学的厌乱思治主题

以杂剧为主要代表的元代文学,曾被认为体现了斗士精神,其重要主题是反封建、反传统。现在看来,这不符合元代文学的实际。元代是乱世,人情厌乱思治,致力去乱求治,是元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元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基本道德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是维护传统而非打破传统。厌倦、厌恶政治与社会的混乱,渴望政治清明天下清平,是元代各体文学共有的重要主题。     

共荣与互鉴:元代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文学特色

多元的民族文化对元代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草原文化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如坚毅勇武,豪爽真率,注重经济等,这些草原文化的民族习俗深深影响到了元朝的治理。蒙汉治国存在着文化差异,大元王朝始终以蒙古贵族利益为上。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少数民族文人取得较高的文学成就,元曲和诗歌都深受草原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使元曲的语言更加生动活泼,诗歌的风格更为雄浑壮丽。多元的文化格局促使元代文人更为关注自我,重视自我的生命意义。     

元初“世侯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元代文学的发展繁荣有多种原因 ,其中元代初年的“世侯文化”对元代文学形成、发展、繁荣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世侯文化”所具有的地域生活相对稳定、重教崇儒、保护文人学士以及与元朝中央紧密联系等特点 ,给当时文学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南社“雅集”解读：以第十次为例

“雅集”是近代文学社团南社的主要活动形式。本文运用历时比较和安全分析的方法,指出南社人的雅集的召集、时间和地点的选择、文学创作诸方面,既承袭了传统文人的形式,又注入了时代的新质。     

天津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葩——清代前期天津地区僧俗文学雅集活动

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培养,天津地区的文化教育取得了很大发展,到清代前期,天津地区普遍出现僧俗聚集在一起进行文学雅集活动的现象,僧包括和尚与道士,俗主要表现为文人,他们基于对文学的兴趣以各种形式聚集,促进了当时天津僧俗文化的发展,是天津文化教育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本文主要探讨了僧俗雅集的三种形式以及活动背后的文化基础、思想基础,并对僧俗结成诗社进行初步探讨,旨在展现当时天津地区文化繁荣的一面。     

论元代文学接受和研究的特点及新思路

元代文学的接受情况并不乐观,元代诗文不被重视,元曲虽为代表,也因俗白特点而处于褒贬之间。而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被附属于其他朝代和地域进行研究,元曲的研究远盛于诗词文,元代文学思想研究总是围绕着王朝和民族差别,其内在都跟元代这一历史概念限定被过分突出有关。元代文学接受和研究中的这些问题都不离两个主题,新朝和异族,这构成了元代这一历史特色,并成为研究中的历史限定。而打破陈规,打破元代文学研究中模式化固化的先验性历史限定,从文学接受回溯至其生成,进行跨时性的研究,同时基于文本核心而非历史外围来解读元代文学本身,则是可以尝试的新思路。     

元代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

元代文坛出现了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形成了雅文学和俗文学两个作家队伍,两个队伍在元代中国这同一时空中,又是和谐共生的.从这一独特视角审视元代文坛,分析促成雅俗分流的原因,考察两个队伍的基本状况,认识两个队伍精神面貌的同异,会对元代文学研究中很多通行的观点作新的思考,形成新的认识,进而作出新的判断.     

试论宋仁宗朝前期文人雅集唱和活动与诗作

北宋仁宗朝,文人雅集唱和活动频繁,唱和诗作特征突出。本文考查宋仁宗朝天圣、明道年间,洛阳文人集团的普明寺后园避暑吟诗会、龙门之游诗歌唱和、嵩山之游诗歌唱和、会隐园会吟这四次雅集唱和活动与诗作。其诗歌内容,以描写自然景物为主,其次是政治抒情,再次是友谊之作;在诗艺上,尝试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手法;唱和形式以和韵、次韵、依韵为主;在语言上,清新流丽;体裁上,以五七言古体为主,都蕴含着诗歌发展的新质。     

元代文学通观性研究

元代文学研究发展至今,要求我们必须对各体文学进行通观性研究。元代诗、文、词、曲(散曲、杂剧)等各体竞盛,它们之间的关联研究是推动元代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学界虽然已有文体关联的意识,如雅文学和杂剧的关联、雅文学和散曲的关联以及雅俗各体文学的关联,但真正进行通观研究尚需深入。站在元代文学研究新起点,面对元代文学通观性研究,首先,我们需要注重元代文学文献通观性的整理,将元代作家传统的诗文词和新兴的戏曲文献统一起来加以整体关联研究;其次,关注雅俗双栖作家,将各民族、各地域、各阶层所有雅俗双栖作家都纳入研究的视野,通过对他们的不同文体创作的对比,全面揭示他们的人格精神;再次,拓宽研究领域,关注诗文论和戏曲理论的关联,从批评角度加强雅俗不同文体的通观研究。     

元代中州文士北上与文坛格局演进

元代中州文士北上两都的历程是南北统合过程中北方士人经历的缩影,体现了元代文士活动中心地位的转移与文坛格局的演进。蒙元初期北方文士在疆域征服、治理过程中大放异彩,苏门山文人群体的学术、事功奠定了程朱之学作为官学的地位,并决定了元代“通经显文”的创作取向。而在元中后期,南方文士逐渐成为元廷中汉族文臣的主要构成,中州文士进入两都核心圈层的数量大减。中州文士地位升降与元代北方文士地位演变的整体态势变化相符。南方士人逐渐把握文柄,文士活动群体中心、地域中心发生转移,文坛出现裂变,由整到散,诗文风气、文学思想的多元化、地域性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