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出路研究

为城乡老年人提供社会化的服务以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正在成为现实,我国的养老模式正朝着社区居家养老迈进。对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等概念的分析和界定,可以帮助我们还原一个全面满足老年人需求、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养老模式,即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其具体内容包括针对不同类型老年人提供相应居家服务,充分发挥社区功能,促进社区养老福利设施多样化等。     

我国家庭养老的困境与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趋势

在传统的家庭养老能力不断下降、机构养老存在结构性失衡且总体供不应求的背景下,居家养老成为大多数老人的选择。居家养老具有传统的家庭养老不可比拟的优势,也具有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不可替代的功能,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方式,它是我国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我国居家养老的服务主体是多元的,不同的服务主体分工合作,共同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发展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必须把居家养老服务摆在至关重要的地位。     

社区在“居家养老”中的作用

《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要求,城市所有社区在“十一五”期间把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开展起来。“居家养老”是对我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与更新,要做好这项工作,应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化系统;整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组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专业化和志愿者服务队伍;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制度。     

我国居家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应对策略

居家养老是我国老年福利发展模式的基础,实践中呈现出的不同类型的养老模式和养老新业态有条件成为推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示范引领力量。本文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出发,总结现阶段我国居家养老在完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网络、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强化人才队伍支撑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以及发展中面临的需求与供给不平衡、管理运行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这些探索以提升城乡老年群体生活质量为目标导向,总体反映了中国特色居家养老发展的转型历程与未来趋势,对新时代全面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完善社区养老服务支持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是世界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共同意愿和选择,在我国也占主流.居家养老呼唤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社区为居家养老提供服务具有独特的优势,是辅助居家养老的最佳载体.     

城市养老模式刍议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到来,老年人的生活照顾需求日益增加和家庭能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日益减少的矛盾日渐突出。现行的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模式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应探索综合居家养老模式:制定养老护理员从业与服务标准和养老护理员配置与服务模式,构建城市社区养老机制,培养一支养老护理员队伍,依托社区进行管理,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方法,直接进入家庭,为居家养老的高龄老人提供标准的、较为专业的养老护理和家庭生活服务。     

西部城市社区居家养老的发展障碍及对策——以四川省D市为例

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家庭养老功能日趋衰弱的背景下,居家养老成为了当前解决养老服务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居家养老在服务设施、资金投入、缺乏非政府组织支持、人才短缺等硬件方面,以及在政策支持、传统观念、运作机制、评估机制等软件方面都存在着很多发展障碍。亟需明确政府的主导责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理顺居家养老运行机制,提高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素质,充分动员社会一切力量发展社会化养老事业,以利于居家养老服务的良性运行与可持续性发展。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绩效评价研究

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是在养老服务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一种制度安排。文章在分析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绩效内涵及其过程的基础上,构建了绩效分析模型。该模型从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效率和消费者感知服务质量的双元维度视角探讨了居家养老服务的测评方法。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方案探索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必要性在于目前我国社区居家养老存在服务水平偏低,资金投入不足,服务主体单一等问题。社会工作倡导基本生活保障型社区居家养老和建设型社区居家养老两种基本社区居家养老类型,并积极主张发展多种形式的建设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途径主要有:宣传社区居家养老的价值和服务项目,参与制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法律和政策,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进行理论、技术和方法的培训,为老年人提供心理辅导、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等直接服务。     

大庆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可阻挡。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多,养老问题日趋严峻。传统的居家养老功能被逐渐弱化,机构养老又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成为解决我国城镇养老服务需求的有效途径。     

城市居家养老老人生活质量研究——基于上海市某街道的调查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增多,居家养老成为绝大多数老年人的选择。经济收入、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等是影响居家老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上海市某街道的调查资料显示,城市居家老年人社会支持脆弱,心理健康需求得不到满足,尤其是女性老人和高龄老人的生活堪忧。为此,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老年人收入,在社区层面建立专业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倡导全社会关爱老年人,改善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批判视域下的老年社会工作: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反思

谈及近十年来我国在发达城市大力推行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很容易联想到已有半个多世纪发展历程的英国社区照顾,然而,本文并没有采取同类比较的手法去启发我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而是从西方学界对英国社区照顾近二十年来的争议与探讨着手,重点引入批判老年社会工作方法,对我国为老服务的输送环节在批判视域下做出更好的借鉴与反思.     

城市化背景下的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研究

该研究利用山东省烟台市的数据,探讨了“村改居”前后,老年人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变化情况,同时分析了影响老年人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各种因素。研究发现,“村改居”过程对于老年人的地缘关系产生了显著影响,并且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表现出一定的继承性,同时老年人的学历、收入和社会参与水平,是决定老年人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     

美国老年人长期照护法律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以1965年美国老年人法案(the Old Americans Act)及之后的一系列修正案和相关法律法规为主要素材,着重从政府角度介绍美国老年人长期照护法律体系的建立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政府职能的相应转变。本文介绍了老年人长期照护的含义,归纳了美国老年人长期照护法律体系建立的意义,指明了老年人长期照护法律关系中政府的特殊地位,并结合中国目前老年人长期照护的现状对我国老年人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启示。     

“最后的选择”：城区老人对机构养老的态度研究——以某地级市为例

随着人口老年化的发展和机构养老事业的兴起,我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面临机构养老的选择;但老人超出家庭和社区之外的机构养老选择,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不一定是主观意愿的。此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城市社区老人对机构养老的主观倾向性及其影响因素。2010年7月对福建省某地级市的调查表明,大部分城市社区老人对机构养老持一种普遍的拒斥态度;他们的这一态度,建立在对其所处的系统环境的自平衡基础上,为老人对健康、家庭照料可及性、机构养老服务质量、机构养老的社会合法性的考虑和支付能力等因素所形塑,并且心理因素也有较大的影响。机构养老往往是老人“最后的选择”。     

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解析和重构

日益加剧的老龄化趋势,要求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我国当前"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表述,没有揭示养老服务的本质特点,存在着核心功能不够明确、目标人群较为模糊、内部诸要素呼应性较差、运行机制开放性不足等问题,在实践中也碰到了一些困难。通过需要理论阐释养老服务的特质,从系统论出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可以重构为"为老人提供有效照护,以居家为基础,机构为支撑,社区为平台,社会服务为依托"。这种体系表述揭示了照护是养老服务的核心;前置了养老机构的支撑作用;明确社区是综合性照护服务展开的平台;引入社会服务以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优势;强调服务传递的载体是资金和设施。     

人口老龄化视野的农村失能老人长期照料

与城市失能老人相比,农村失能老人的失能程度较低但失能的经济影响更大,物质性需求低但社会性需求高。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中由于孝道不彰、家庭半解体化以及机构养老面临困境等原因,导致农村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面临较严重问题。解决农村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问题,应围绕家庭做文章,重树孝道传统,抑制家庭的空巢化趋势,完善失能老人家庭的社会支持系统,使家庭有意愿、有能力承担起照料农村失能老人的重担。     

老年照顾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分析了老龄化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即老年人照顾问题,并结合我国实际,阐明其社会政策意义,以期为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政府的职责定位研究

居家养老服务在我国已有10年的发展历史,但无论是实践操作还是学者的研究,对于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定位仍然存在一些误区。文章认为,政府在倡导示范、发布规划、政策扶持、监督评估、整合资源五个方面发挥其作用,全面推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30年来探索破解社会风险难题的道路探析

中国的社会风险难题由来已久,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对其进行了学理厘定,他认为“压缩的现代化”既加强了中国的风险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在破解社会风险难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善于辩证思考风险防范问题,准确把握“新风险”概念,并系统提出文化风险防范措施。总结经验,防范社会风险应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并以经济措施为基础,从“广义社会”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