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故事内容是累积而成的,但又认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书不是累积而成,从而对其成书年代产生了种种分歧。从传播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思考,可以发现其文本的写定同样有一个累积或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在元末,而其终点则应定为嘉靖元年即该本正式刊行之日。     

《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优劣比较谈

一、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据说最接近罗贯中的原著。它的特点是除正文之外还有不少的“小字注”——对正文加以补充或解释。在“小字注”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     

《三国志通俗演义》叙事结构简论

本文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总体叙述结构,是一种以事件为中心来组织情节发展的网状结构,其具体构成形态是：以刘备为代表的蜀汉集团处于中心地位;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有机结合     

《三国志通俗演义》叙述视角简论

《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总体上采用了全知叙述视角与联贯叙述时间相结合的叙事方法，全知叙述视角在宏观与微观方面的交叉运用，构成了小说鲜明而突出的叙事特色，作者还运用了概括叙述的方法，为全知叙述视角的运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重要的保证；在部分章节中，小说采用了视点转换的叙述方法。这种叙事方法不仅保证了小说艺术形式的完整，同时也深化了叙述内容的表达。     

《三国志通俗演义》谣谚成语经纬谈

中国文化传统,向以重视辞采著称于世,益以历史绵远,典实成语丰富,撷用少量语象符号即可唤起读者对历史事件的联想,使语言内涵更加丰富,故历来文人以用典、用成语为增加表现力的行文习惯。这一文化现象,在我国古代优秀的长篇小说中亦体现得颇为明显,然运用最多且贴切自然者,当推《三国演义》。此书在运用典故成语的同时,亦将有关的谣、谚搬入书中,使小说的历史氛围感更为浓重。在考察《三国演义》如何运用谣谚成语的同时,我发现,此书对我国成语俗谚的流行发展所起的作用,不仅在于承先,更重要的是在启后,它犹如一个巨大的湖泊,接纳了诸多水源融汇贯通之后,又向各路出水口涌注,然后汇入大江大河。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国演     

《三国志通俗演义》叙事特征散论

《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叙事技巧上既继承了通俗小说的特点,又吸收了古代史书笔法,使得这部小说不同于一般通俗小说,在文化品格、叙事策略和结构技巧等方面别具一格。     

试析从元杂剧到《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关羽形象

元杂剧的关羽,集中体现了英雄气概与伟大业绩,对他的人格美化和作为神灵形象渲染。《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样重在借人物塑造,传达文化精神,寄托作者道德审美理想。由于小说不受时空的限制,作者可以娓娓道来,因此关公的形象是在大容量的内容、纷繁复杂的事件、阔大的场面、舒缓发展的矛盾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

本文借鉴现代叙述学理论,对明代嘉靖元年刋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进行了分析,重点探讨了该书的叙述人、叙速故事的视角及其运用以及该书处理时空的艺术特点等三个问题。     

《三国志通俗演义》复仇观与孙吴文化

《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复仇主体行使复仇动机方式以及相关影响,都有多重表现。吴越地域复仇文化的长期侵染,和人们以此为尚的自豪感更是不应忽视的。鲁迅对来自复仇之乡的自已有复仇偏好,就毫不掩饰。小说在江东形象群尤其是孙权、徐氏等“超群杰出”的艺术表现中,围绕着主要人物的复仇观、人才观,从吴越复仇文化宝库和孙吴地区民间习俗中汲取了丰富养料。     

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附有小字注,我认为此项小注即出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作者罗贯中之手,并曾据此考定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及写作此书的大致年代(参见我和马美信同志为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前言》及《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所载拙作《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其后,王长友同志发表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对我的看法提出商榷意见。我想,通过讨论,我们将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故特进一步申述鄙见,以就正于王长友同志和其他同行。     

关于新发现的朝鲜活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新近发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活字本一册(第八卷),可以纠正笔者此前关于流传韩国的<三国志演义>版本是周曰校甲本的见解,亦有助于对现藏于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的朝鲜刻本年代的认定.<朝鲜王朝实录>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所指应是朝鲜活字本,不是翻刻本,其所使用的是从1516年开始到壬辰(1592)抗倭战争之前一直使用的铜活字(丙子字),其原本在中国刊行后,于1560年初中期在朝鲜被重新印出,它是韩国现存<三国志演义>刊本中历史最悠久的一部.另外,从版式、纸张来看,丁卯年耽罗刊记的朝鲜翻刻周曰校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并非翻刻于隆庆元年(1567,丁卯),而是60年后的天启七年(1627,丁卯).朝鲜活字本是以周曰校甲本为底本,参照了嘉靖壬午本,并进一步校勘的版本.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人物形象塑造的审美特征

前我言《三国志通俗演义》(本文以罗本为据。下称《三国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说的是它长于叙事的特色。如果要论其叙述之头绪纷繁而又经纬分明,有条不紊而又生动真切,在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恐怕要算首屈一指的了。作者在生动真切的故事叙述中,牵涉到大大小小成百上千的人物,许多谋臣策士、文臣武将的风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民族特色(上)

本文就《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民族特色立论,首先对“演义体”进行了历史考察,追根寻源,探明“演义”的内涵;其次,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章回的结构艺术,反驳了西方某些汉学家对章回小说的误解,从而论证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在体裁、结构方面所体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塑造的曹操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存最接近罗贯中原著面貌的一个刻本(说见拙作《<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这个本子所塑造的曹操,同毛宗岗的修改本是不尽一样的。由于毛本对明代《三国演义》的传本有很多的改进,成为清代以来最通行的本子(解放后刊印的《三国演义》也是这个本子),所以学者们研究《三国演义》,大多根据这个本子。但我认为,许多研究者根据这个本子的描写,再加上受到活在戏台上的形象的影响(戏台上的曹操是个白脸奸臣,比起毛本中的曹操,又简单化了),把曹操说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以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恶德,是有点偏颇的。事实上,在嘉靖本中,作者对曹操并没有全盘否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典型

由郭沫若同志发难翦伯赞同志响应的替历史上曹操翻案工作,近几个月在国内学术界鼓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大有益处的学术讨论,根据郭、翦和其他学者的意见,至少曹操对中国社会发展曾起过好作用,历史上的曹操不应一笔抹煞等等,看起来是没有疑问的了。讨论历史人物曹操,不免涉及《三国志通俗演义》和舞台的曹操,郭沫若同志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没有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认为迟早要把其中被“歪曲”了的曹操案翻过来,他说: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兼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和成书时间

一九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给《三国演义》的研究提供了一部重要材料。书中有一些用小字印出的夹注。在该书《前言》中,章培恒先生从小字注考证出成书的年代,马美信同志则把小字注当作评价作者思想倾向的根据。后来,章先生和周楞伽先生发生争论,两位学者都把这些小字注当作作者自己所作的文字(参见《文学遗产》1982年第三期《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马美信同志在《<三国演义>的原本》一文中也再次以小字注为据分析“原本”(按,指嘉靖本)和“毛本”的区别。但是,这些小字注是否出自作者本人之手?郑振铎先生曾在《三国志演义的演     

略论莽张飞形象的诞生——从章学诚的一则评论说起兼论及《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代

一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学者章学诚尝调:“张桓侯称其爱君子,是非不知礼者,《演义》(按,指《三国志通俗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则侮慢极矣!”且不说此评论是道地的封建士 大夫的一种阶级偏见,用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去观察和评论文学上的典型形象,即以史实考之,亦大相迳庭。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人的认识与把握

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对人自身认识、发现和把握的深化过程。就中国小说史来看,对人的认识和把握,经历了一个由神到“人神”、由“英雄人”到“一般人”的漫长历程,对人自身日益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与小说自身的日臻成熟呈现为同步发展的态势。经过宋元以前小说创作的长期酝酿和实践,《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     

《三国志演义》:演义文体的典范

“演义”是“演经书之义”的略称 ,它探寻的是经书的“义” ,而非“义”的载体———言或事。罗贯中创造“历代演义”文体的第一个贡献 ,是自觉确立了明“义”、演“义”的意念 ;他的第二个贡献 ,是通过创作实践找到了将“义”“演”好、“演”成功的各臻其妙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