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史视角下民国广告人的社会服务——以林振彬、陆梅僧、汪英宾的生活世界为中心

民国时期,广告业作为新闻界和经济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实务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在极大程度上广泛介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度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积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杰出的广告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章以心态史为视角,探究民国时期上海现代广告人中的杰出代表——林振彬、陆梅僧、汪英宾三人在广告业内外主要行迹,以此透视民国时期广告人的社会参与和广告业在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基础上、基于全新的史料,对民国广告人心态史进行一种尝试性的探究。文章旨在说明,对于广告这样一个想在社会上建立良好声望的新兴行业而言,仅仅有专业技能是不够的,广告人的专业技能必须与社会责任相结合,才能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其全部的价值。     

1930:中国左翼文学理论史上的“新兴文学”

"新兴文学",作为1930年中国左翼文学理论热潮中的"关键词",集中体现了"左联"成立之初左翼文艺界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思想探索,也颇具典型性地显示出中国左翼文学理论在一个独特的历史片段中的若干特征。"新兴文学"体现出"以新代旧"的历史使命意识、放眼国际的开阔视野、旗帜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革命目的、"新写实主义"的创作主张等特点,尽管在思想上难免显得肤浅乃至幼稚,但是探究、剖析它的来龙去脉无疑有助于对庞杂繁复的中国左翼文学理论史形成更为切实和细致的省察。     

《春江花月夜》文学史价值新探——接受史视野下的阐释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诗的历史功绩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高度评价,本文一反常调,指出：《春江花月夜》的千年沉寂反映着该诗经历了漫长的接受过程。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该诗在它诞生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受到认可,对文学史的发展产生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在评价该诗历史价值时,应当坚持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分别评判的二维原则,才能客观的认识到张若虚的历史地位。此外,文中还对《春江花月夜》长期湮没不闻提出了新的解释：《春江花月夜》很可能长期未被当作是一个文学整体来接受。     

以“叙述人生”为基点:论张恨水武侠小说创作的“反幻想性”

张恨水以"叙述人生"为基点的创作观对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在他的《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论武侠小说》、《剑胆琴心.序》、《中原豪侠传.序》等一些由创作经验勾连起的关于武侠小说创作理论的文章中均有表现。从中可以发现,张恨水将现代世俗精神贯穿于武侠小说创作,以"反幻想性"对传统武侠小说进行了现代改良。     

当代文学史写作:方法、可能与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成果,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独立的学术品格.但它作为"历史中间物"也有着缺陷和不足在叙史过程中,"当代文学"的内涵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转换,使其"下编"止于浮泛评述;以"一体化"的实现和解体作为叙史情节结构和文学史观,既显示出史识的洞见,又对复杂的文学情境造成了一定的遮蔽.     

十七年文学史视野下的“风雨楼”——阿垅遗稿与潜在写作

文章认为阿垅在17年阶段中的诗歌文学创作基本是以所谓潜在写作的形式呈现的,因此梳理并归纳诸如阿垅这样在文学史中被遮蔽的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就具有了实际的文学史意义。     

“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视野拓展——以《小说月报》研究为例

在《小说月报》的评价传统中,1921年茅盾的革新是一条前后期泾渭分明的界线,导致《小说月报》研究中出现了断裂性和含混性。这条界线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研究中新与旧、现代与非现代的既有框架相关,更关系到现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从当前的《小说月报》研究趋势来看,质疑这条界线的声音不断出现。要破解当前《小说月报》研究中的疑惑,获取新的学术增长点,从现代文学的意义概念回到民国文学的时间概念不失为新的思路。在民国文学返回历史现场的倡议下,民国文学机制更加关注作家生存空间、作品传播机制及作家精神空间的保障,为如何返回历史现场提供了更为可行的操作路径,从而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态度、方法、内容及旨归上的启示,为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获得更加宽广的视野。     

略谈中国早期民族史学科的构建--以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日本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的不断传入,中国学术界按照西方学科模式对各个学科进行重组,而中国民族史学科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林惠祥先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民族史进行分析归纳,构建了前所未有的中国民族史学科的新型框架。     

论中国文学史及其图像史的融通教学——以《中国文学图像简史》为考察中心

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占比最高的必修课程群,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存在学理、课程时间等方面的断裂以及一定的学科封闭性。《中国文学图像简史》是将前沿学术研究转化成教学资源的尝试,这部教材首次梳理了中国文学图像的历史线索,描述了历史横截面并剖析了具体的历史“事件”,可谓“点、线、面”的有效结合,对文学史及其图像史的融通教学具有重要启发。就中国文学图像史的具体教学路径而言,主要参照了中国文学的文体嬗变以及解读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与经典作家。     

民国商业出版与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兼以1930年代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例

将1930年代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置于＂民国＂这一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中,可以看到其与民国时期商业出版的经济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此视角出发并结合相关史料,兼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实例,探寻在与出版业广泛互动的条件下,一度风行文坛进而成为声势浩大＂主潮＂的左翼文学潮流的生成机制。     

论民国学者对墨家“兼爱”的阐释——以儒墨关系为中心

清代乾嘉以来,墨学逐渐走上复兴之路。民国时期,墨子及其学说,尤其是兼爱一义成为学者热衷议论的话题。在这一时期,对于兼爱的各种讨论基本上以回应孟子的批评为出发点:学者或突出墨家对孝的重视,力证兼爱与无父这一标签没有关联;或将兼爱视为批判专制和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或继承孟子的立场,对兼爱予以猛烈抨击。此外,个别学者在赞同孟子批评的基础上将批判的矛头着重指向了墨家后学。通过这些梳理和论述,我们可以把握民国学者对儒家、儒学及对儒墨关系的基本态度。     

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纪念史学”视野下的俄国史研究

2017年是中国史学界和国际史学界的重要年份。该年度的学术活动反映了冷战结束近三十年后国内外史学的重要变动乃至转折。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史学家将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统称为“大革命”,从正面给予评价。这一巨大的学术观点的变动也反映在欧美学界和中国学界。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

从马克思的原文和权威译文的表述看,“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形式”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马克思没有把“社会意识形式”与“意识形态”相等同,更没有把文学简单界说为“意识形态”。文学应归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极为复杂,将“审美”和“意识形态”组合成“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并用此作为对文学本质的界定,是不准确的。     

“文学史”何以写成了“文化史”——谱系学视野下的日本首部“中国文学史”

日本汉学家末松谦澄的《中国古文学略史》,尽管以"文学史"为名,但以现代学术标准来看,其实更像一部文化史。文学之外的历史、哲学、法制等等,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文学史"何以被写成了"文化史"?在谱系学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汉学传统的演变、实证主义史学逐渐摆脱汉学的制约、"文学"概念依然偏重"知识"等方面,构成了其基本成因。     

1931年汉口水灾述论——基于民国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仲夏,持续近两月之久的水灾令武汉三镇＂顿成泽国＂,其中尤以汉口为甚,整个被浸＂水中数尺至丈余＂。当时诸多报刊纷纷报道消息、发表评论,内容涉及汉口水灾的灾情纪录、原因探究、影响分析及各个层面作何应对等诸多方面,及至灾后仍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可谓真实再现了当年汉口大水的惨状。梳理和探究这些报道、评论,对于当下而言亦不无警戒和借鉴作用。     

论民族主义与民国新闻教育的合理化建构——以“成舍我方案”为中心

民国新闻教育本自美国移植而来,但面临社会的合理化质疑。成舍我以国家建构为合理化源泉,从改造社会入手,主张创办大众化报刊,培育现代国民,实现民族建国的 任务。为此,需吸纳平民教育、工读主义等资源,创办“职业教育”+“文化教育”的混合式新闻教育,从“术”“学”和“德”三个方面培养“手脑并用”的记者,消灭体脑之别 与劳资之分,改变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互动方式,实现社会改造与民族建国的目标,形成了“立国—立人—立报—立己—立教”的合理化设计。这种合理化路径,以实现商业价值与 文化改造为目的,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色彩。     

“报人”身份与近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以梁启超、茅盾、张恨水为例

梁启超、茅盾和张恨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为中国近代或现代文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受报人身份和经历的影响是这三位作家小说创作的共同特点。它以富于层次性的方式显示了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特性,并从特定方面彰显了中国近现代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责任担当。从与报刊关系角度看文学创作,还可以促使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进入大视域并有效回归到创作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