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道生死相通论——比较视阈中的先秦儒道生死观研究

关于儒释道关系的研究一直就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先秦儒道两家对生死观的基本态度为基本问题意识,通过对它们生死观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先秦儒道两家生死观在生死命定论、贵生重生论、生死气化论、超越死亡论四方面是相通的,可谓是一种殊途而同归的生死观。     

试论屈原的生死观及与儒、道两家之异同

屈原的生死观是彻底积极的。他以最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事业、对待理想,对待一切,连对死亡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他的生死观的基础是情感,是爱———对生活的热爱、对民族和人民的挚爱、对美的至爱。就现实生活而言,就民族生存而论,儒家、道家、屈原的三种生死观念都是不可缺少的。儒家的殉道,主要是理性的判断,是在死亡迫近、道义与死亡二者不可得兼时的一种被动选择;道家则视维护自然生命为天责,坚决反对为功名利禄而戕害生命;屈原则要将死亡掌握在自己手里,让死亡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与儒家、道家相比,屈原未能在日常生活中为个人提供深刻实用的生存智慧,但他建构了彻底积极的生死观,将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价值追求与个体炽热的情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继承了上古神话的传统,突破了自然对生死的规定性,实现了精神与意志的永恒,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之魂!     

论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

先秦儒道两家在其著作中以比喻象征的手段展现了各自的精神居处与家园,表现了一种饶有情味也颇值关注的家园意识。先秦儒家以礼义道德为精神家园,先秦道家以“道德”自然为精神家园,他们在思想世界中所构建和设计的精神家园虽然面貌迥异,但却体现出同样的终极追求,同样的对心灵净土的向往。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混乱的时世中构筑供人安顿精神之所的共同梦想,带有此时期所特有的文化气象,其中由现实居处到精神家园的巧妙引申,背后也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之传统的影响。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有着绵绵不绝的历史回响,在后世的文人士大夫中间不乏与之共鸣或同调者。     

浅议中国文化的生死观

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何种文化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他们对于生死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却都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相同特点。     

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联系与“分野”

儒道两家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两大体系,关于两家之间的关系自古及今争论不断。从思想之为思想的规定性出发,儒道两家无论是在思想对象的客观存在、思想产生过程的思维方式方面,还是在作为思想结论的本体论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的内在统一性特点。尽管两家在实践修养论观点上表现出"有为"和"无为"的分野,但是本质上无论是道家的"无为"还是儒家的"有为"其归旨都在于将人的实践与天道本体相同一,儒道两家仍然殊途而同归。儒道两家关系的本质是内在统一的。认清儒道两家的内在统一关系,对于现代文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先秦儒道理想人格之比较

本文从儒家、道家理想人格的定位、修养方法、人生实践三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内涵     

儒道价值观比较研究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儒道两家在价值观方面的实际影响最大。儒道两家有许多分歧 ,但也有一些共识。儒道两家都把“道”看成价值的本体论依据 ,儒家侧重“道之诚” ,以“诚”为终极价值目标 ,道家侧重“道之真” ,以“真”为终极价值目标。由此出发 ,儒家承认形式美 ,讲究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以美比德、以德统美 ,追求中和之美、道德之美 :道家不承认形式美 ,也不承认道德规范的有用性 ,讲究返璞归真、与道为一 ,追求纯朴之美、内秀之美。儒家所说的圣人以诚为本 ,主张超凡入圣 ;道家所说的圣人以真为本 ,主张超凡脱俗。儒家提出“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 ,大力倡导合群观念 ;道家提出“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 ,反对危害群体。在价值观方面 ,儒道两家相互补充 ,共同引导着中国人的总体价值取向。相对而言 ,道家的影响不如儒家大。     

论儒道两学派道德观的分歧

儒道两学派道德观的分歧，关键在于要不要人类社会已有的道德文明这个问题上。儒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人伦道德。老子一派因有见于文明社会道德的一些弊端，就主张放弃人抢道德。儒家所肯定的社会道德文明亦有其弊端，这是应该承认的事实，但他们肯定应维护人类历史长期发展而形成的道德文明，这一点从大方向上看是正确的。在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儒家的道德观成为指导人们社会生活的观念，正表明儒家的道德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的。     

从儒家和道家的生死观看安乐死合法化的思想基础

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赞同安乐死,出现这种情况与传统儒家和道家的生死观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儒家和道家的生死观为安乐死合法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其中,儒家的生死观为中国人提供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而道家的生死观则为中国人提供了安乐死的个体价值。     

试论先秦儒道两家在文学理论探索上的成就

先秦儒家和道家在文学理论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我国的文学创作实践,奠定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品性.其主要成就表现在:第一,主张文学表现真情,反对虚情假意;第二,重视艺术修养和语言表现技巧;第三,在内容和形式上,孔子提出了"文"、"质"互依的理论;第四,注重"言意"关系;第五,庄周提出的"天籁说",不仅规定了我国抒情文学和音乐的最高境界,也反映出对诗歌形式的最关键因素--节奏的深刻认识.另外,道家的"齐(斋)以静心"、"乃凝于神"、"以天合天"、"指与物化"等思想,对后人研究酝酿、构思、形成最佳的文学创作状态等有很大的影响.     

儒、释、道的自由观比较研究

儒、释、道自由观均重视人的自由问题,但在出发点与时效性方面存在差别。儒家是以“人学”为核心内容的学说;佛教是从修心的角度出发的,追求来世精神自由;道教是追求得道成仙,向往无拘无束的活神仙境界。这三者的自由观均有糟粕之处,应给予扬弃。     

道教与伊斯兰教关于生死问题的对话

生死问题是人生面对的首要问题,人为宗教更是将生死问题作为其学说的核心内容加以探讨。道教与伊斯兰教作为两种人为宗教,在解释生命创造的问题上,两者看法不同,道教认为人是由“道”派生的。伊斯兰教则认为,真主——神创造人类。不过,在生死问题上,道教与伊斯兰教观点也有诸多相同之处。二者都认为神对于人有绝对支配权,都极为珍视人的生命,它们对待现世生活的态度以及对待死亡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     

儒家、道家两种性善论与教育思想之比较

儒家、道家都主张性善论。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二者都基于关注社会问题、人性问题和如何协调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以及都主张人性是善的两个方面。区别主要体现在:一是儒家是站在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问题,其理论注重务实性;而道家更注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提出问题,其理论玄远而富于辩证法。二是儒家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认为培养这四端就能达到至善境界;道家认为人类的善就是按其本性生活,倡导"归根复命",知足养性。由此出发,儒家、道家的教育思想有很大不同。但儒家、道家互补的教育价值观和道家所重视的自然人本主义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价值观的确立和教育生态问题的重视和研究都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从儒道墨法的对比中看儒道互补格局的形成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家的命运迥然相异,其中墨学沉寂,法家逐渐式微,儒家崛起并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位置,道家紧跟其后,与儒学相配合,一张一弛,引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其中的原因只能结合四个学派的思维特质去分析才能得以明了.     

以道独尊、兼收并蓄的可能性——黄老之学在大一统国家统治思想确立过程中的理论尝试

在汉初确立大一统国家统治思想形态问题上,黄老之学主张兼收并蓄,而其所以可能需要有道和道家的独尊。“小察”与“大理”之分是以道独尊的天道依据,人欲可因论则是道家独尊的人道依据。然而理论和现实的制约使得道家的虚体式的独尊不可能成为理想的统治思想模式。     

孔孟的生死观浅论

生死问题是一个与每个人关系极为密切,而人们又不能不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孔孟对这一人生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系统的总结,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早期儒家生死观。在孔孟看来,生命是可贵的;死亡既具有必然性,同时又具有偶然性;死亡既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们十分重视死亡仪式。     

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论儒道两种文化心理冲突在辛弃疾词中的表现

辛弃疾的词中隐含了一种很深刻的内在心理冲突,即儒道两种文化心理的矛盾冲突,具体表现为:闲适中抒幽恨,旷达中寓愤激.它练就了辛弃疾一颗千回百折、沉郁顿挫的词心,深度开掘出词人复杂幽微的心灵世界.这样一种贯穿其大部分作品中的内在矛盾冲突源自于他强烈的功名意识和南归后遭排挤、受压抑的不平际遇.     

向秀玄儒兼治研究

向秀融合儒道的本体论哲学,是当时学术思想领域正始玄学向元康玄学过渡的关键。他从相信正始玄学贵“无”本体论开始,到超越“以无为本”,提出“自生”、“自化”学说,以性分自足的逍遥义实现名教与自然合一。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向秀重新审视“名教”价值的理论体系以及政治实践都与众不同,他兼治儒道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宋前儒佛道三教关系述论

佛教自传入中国,就在与儒、道不断的冲突、论争与交流中发生并实现着三教的融会。佛教初传时期的经籍翻译中就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特别是其中的儒化、道化倾向非常明显。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实际上已初具三教融会的意义。南北朝时期,三教融会的趋势又有所发展。当时的很多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观点。但该时期三教之间特别是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与制衡,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同时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真正的融会、合一是在宋元明时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