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于道路——庄子与海德格尔诗学比较

本文是对庄子与海德格尔的诗学比较。庄子与海德格尔都是从“道”这个词出发来阐述其哲学的。而道的本义是路，是诗的象征的命名，这样“道”的实质也成为一个诗学命题。正是从这里庄子与海德格尔推导出“无”“静”等一系列富有诗学意义的哲学名词，而诗是存在的人生的     

“比兴”的生命感应:“诗”与“思”的对话

“北兴”实际上是儒家诗学“人情”的一种致思方式。通过“入情”，“思”被“诗”化了，那么诗化的致思方式究竟是一种毫无规律性的胡思乱想，还是有一定内在的运用机制？如果有，它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的精神内蕴，而且对后现代背景下的当代诗学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过去我们往往只满足于指出形象思维的逻辑是情感和想象。但对情感和想象本身的“逻辑”却缺乏必要的说明，本文着力于从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中“诗”与“思”的积极对话的探讨，继续展开对诗化之轴运作机制的追问，以就教于方…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古代论诗诗概论

古代论诗诗概论赵永纪以诗的形式来论诗，在中国古代诗论中，是一种特殊的体裁。用整首诗专门来评论作家、作品。表达诗学理论观点的作品，虽然出现较晚，但越到后来数量越多，内容越丰富多彩，有对作家、作品和诗风的评论，有对诗学理论的直接阐述，也有对自己“诗心”的...     

两组诗学价值的中西比较

由于一些原因,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引发对“真实”“虚构”问题的讨论,而西方则不同。“文”与“诗”也分别是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两个概念。了解它们的渊源和差异,对于理解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十分重要。本文探讨了两组重要诗学价值——“真与虚构”和“文与诗”在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中的存在形态。     

诗和微型诗的泛系分析

三、诗的数理定义 尽管,诗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诗的主要功能是“以情动人”而非“以理服人”。但诗中含有理性,诗学中蕴藏有科技规律。研究诗学的范围与方法,不能老限于形象思维的传统模式。何况当今是“知识信息超速递增,百科百理交错丛生,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西文化多向联姻,经济竞争急趋剧烈,高新科技日异月新,优胜劣汰贵在人才,斗智斗能催塑精英”的新时代。创造性地应用现代化科学方法来研究诗学,促使诗学科学化、现代化,能更忠实地为社会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腾飞服务,有何不可?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诗学

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探讨。1．本体怀疑论与怀疑本体论。“本体怀疑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传统诗学虽然不乏怀疑精神，并注重朦胧性、感悟性、类似性和多义性，但却从来没有怀疑过本体的存在。2．诗的误读与诗无达诂。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因为没有了本意，因此一切的理解都是误解；中国诗学却重视“诗无达诂”理论，即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读者都可以作出不无道理的无穷无尽的各式各样的解释。3．语言无意义与意在言外。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语言已成为本体，不论它是意义的生成，还是意义的虚无；在中国诗学中，语言却总是工具、媒介，没有语言根本就进入不了文学审美的过程，而拘泥于语言则永远不会达到“忘言”、“忘象”的最佳审美境界。     

作者得于心 览者会以意──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自得”说研究之一

中国古典诗学是一门范畴诗学，诗学范畴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而且内涵也是模糊股俄，难以界定。诸多概念范畴如有无、虚实、形神、出入等，有时既指诗之创作最高境界，有时又指诗之接受最佳效果，其内蕴带有较大的混融性和包孕性。本文所拈出的“自得”说，便是中国诗论中兼及诗歌创作论和接受论合流性特征的一个诗学范畴。所论意在探讨“自得”说在创作论中的历史流变、审美内涵及其审美价值。“自得”说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孟子和庄子的哲学著作。《孟子·离娄》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     

情志表现和意象营构

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情志”表现为核心的诗学。但艺术的表现要通过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来实现。因此在创作中,表现是指作家营构意象的心理能力和作用。本文拟探究作为表现论的中国古典诗学。一、从“言志”、“缘情”到“情志合一”在中国诗学理论发展史上,“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思潮,都源远流长,尽管这两大思潮在分流中时有相互冲撞,但终归汇合交融演变为“情志”表现说。     

“诗言志”与孔门诗学观

“诗”“志”关系是先秦诗学的核心关系。朱自清先生对“诗言志”命题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做了经典阐发；从这四大内涵考察．孔门则对“诗言志”内涵做了进一步概括和发展，充分展示出先秦诗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总体特征。     

中国古典诗学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诗歌光辉灿烂。中国古代诗学自成体系,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西方古典诗学力主“摹仿”说,中国古典诗学纲领是“诗言志”、“诗缘情”。有些学者以上述这一对比为立论,认为西方诗学重“再现”,中国诗学重“表现”,重“表现”是中国诗学的民族特色所在。我认为这还是较表层的看法,并没有真正追寻到中国古代诗学的深层特征,因而也不可能充分提示民族特色之所在。本文想从中国古典诗学所追求诗美的极致的新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诗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古人所执着追求的理想的美,高境界的美,更能显示中国古典诗学的固有的传统本色。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论明代诗学的诗性化

: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诗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功利色彩较重 ,如汉代诗学的经学化、宋代诗学的理性化等 ,而从文学本身发展规律方面来研讨“诗何以为诗”尚嫌不足。明代诗学家们在继承前代诗学成果的基础上 ,从诗调、诗格、诗神、诗道等方面对“诗何以为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完成了对诗之诗性的全面把握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船山诗学形成的个人语境述论

王船山的诗学体系有一个逻辑起点,即“诗道性情”,这是船山对诗的基本看法。“诗道性情”虽不是船山的首创,但船山对这个命题给予了具有总结意义的阐释。船山重申“诗道性情”的诗学本体论,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的“言志缘情”的优秀传统,并力图以对“情”的肯定来纠宋诗之偏颇,以对“情”的规范来正李贽、公安末流以及竟陵派的鄙陋,以对“情”的“自得”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强调来补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失误,以对“情”的本原（本真）和超越（升华）状态的追寻来实现“写通天尽人之怀”的艺术审美理想和人生人格…     

《文心雕龙》《诗》论中的两种诗学范式

《文心雕龙》《诗》论中蕴涵着两类诗学形态 :象征型诗学范式与直感型诗学范式。前者以先秦用《诗》和汉儒注《诗》中的“兴”论为理论资源 ;后者以新起的“感物”诗和“感物”说为言说语境 ,并吸收了直感型“兴”论的审美经验。从诗学范式切入 ,有助于全面认识《文心雕龙》《诗》论的内涵 ,并超越“政教”与“抒情”的新旧之争 ,充分估量两种诗学范式价值的自足性和普遍性 ,拓展“龙学”的研究视角。     

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挖掘其新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