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工具理性的扩张及其反思

工具理性的扩张是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西方学者对于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中工具理性扩张的原因、结果以及解决途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但是 ,其工具理性扩张理论存在根本缺陷。只有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才能科学地阐明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中工具理性扩张的原因和结果 ,才能找到解决工具理性扩张的现实途径。     

科学技术的风险后果与治理——一项风险社会理论视角的分析

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问题。科技风险的两重性说明科技风险是可以被有效治理的。科技风险虽然根源于科技理性内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断裂,但却存在于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断裂的社会境域中。对此,应构建科技风险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以促进科技理性内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以及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     

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     

中国视域下的工具理性批判--来自制度构建视角的分析

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出发进行工具理性批判是工具理性批判理性化的内在要求.当下中国制度构建的工具理性缺失客观上要求现阶段的工具理性批判应首先肯定工具理性的价值,尤其是指明制度构建应运用的工具理性成果,如人性假设、形式理性等.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语境下工具理性批判的积极成果,以完善制度构建.     

依法行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析

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①工具理性注重的是技术的可操作性、过程的可控制性、方法和手段的有效性。在社会生活领域,工具理性主要表现为对制度的特别关注与重视。与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与践行执政理念

工具理性是达到某一目标的手段及该手段的有效性,在现代社会践行党的执政理念中,工具理性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运用工具理性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科层制改革、企业现代管理机制改革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区别对待并正确运用不同的理性,加强工具理性建设,更好地运用工具理性为践行党的执政理念服务。     

公共行政:超越工具理性

内容提要近代社会的理性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和经济繁荣。但是,理性的发展走向了形式化和工具化的歧路,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进而,工具理性征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现代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官僚制不仅把官僚体系中的人变成了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工具理性化,把官僚制作用范围中的人都变成了片面发展的人。正是由于官僚制的工具理性统治,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化、行政官员的腐败等等。而且,对于一党制的国家来说,它则是引导其政治解体的陷讲。因此,当代社会的行政改革纷纷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走出官僚制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超越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的体系中引入道德价值理性,走以德治国和以德行政之路。     

引导大学生走好精神成人之路

大学生正处在灵魂发育期，如何真正在精神上成人，是个体和社会的大问题。通过读好书汲取精神营养，通过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关注心灵，摆脱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生成对自我、对同类、对国家乃至世界的人文关怀和公共关怀，才能真正在精神上成人。     

关于对社会学“工具理性”问题的探析与反思

在韦伯看来,科学技术构成工具理性的基础,韦伯主张限制工具理性,恢复实质理性的权威,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剖析了技术理性统治给社会的思想文化所造成的危害.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理性观也有缺陷.     

马克思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异化的扬弃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是社会理论关于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命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存在主义,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都认为工具理性的横行是现代性问题的症结所在。马克思通过对感性对象性的描叙,深刻揭示了人类生活异化的根源和表现,并给人类的发展方向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中国中小企业政策的反思——由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在官僚行政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中小企业政策走向了强调效率的工具理性方向.在工具理性政策的激励下,中小企业短视行为加剧,导致了经济社会的频繁波动、产业结构难以调整、贫富差距扩大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要改变中国中小企业的现状,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必须实现政府中小企业政策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把中小企业看作是市场的主体,通过制定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实现对弱势企业的扶持,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使其回到平等竞争的起跑线,实现中小企业与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     

儒学与工具理性培育

儒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培育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盘西化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现代新儒家给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认同工具理性而拒斥科学主义,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梁漱溟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指陈传统儒学缺失工具理性的弊端。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缺失工具理性的问题,并非不可以解决。熊十力重申内圣外王并重模式,希望化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牟宗三把工具理性的意涵突出出来,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开出科学和民主来。在如何处理儒学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新儒家的看法比全盘西化派深刻得多。儒家文化有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积累知识的必要的文化土壤;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当代的科技创新也不矛盾。儒学重视价值理性并非排斥工具理性,反倒可以抑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     

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要求及其调适

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中 ,韦伯选择了工具理性建构了官僚制理论的框架 ,随着世界的“解魅” ,以工具理性主导的官僚制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特征 ,从而形成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特征 :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然而社会的理性化带来了现代性的价值荒芜 ,哈贝马斯特别是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从不同方面对现代公共行政数字化要求特征进行调适 ,去实现公共行政的价值回归。     

论理性之两翼内在张力的合理调适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理性之两翼,既须臾不可分离,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是必要的和合理的。然而,在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和扩张,大有使二者之间的张力达到极致状态从而导致理性之内在结构发生碎裂之势。鉴于此,有必要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进行合理调适,从而使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完整理性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和谐提供内在的动力。     

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片面性与科学重建

现代社会技术发展过程中,技术发展存在着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背离。本文通过对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片面性的分析,指出了技术价值理性对技术工具理性的规制路径。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对人的理想实现途径的探索

改革开放二十年，我们已经彻底离开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时代，进入市场经济和工具理性急聚扩张的全新环境，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的物质欲望过度张扬中，商品、货币崇拜在全社会迅速弥漫，作为人存在的理想沉沦了。思想界面临着一个非常尖锐的...     

重新理解“社会合理化问题”——从哈贝马斯视域出发

社会合理化问题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在哈贝马斯视域中，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行为合理性问题就是社会合理化问题。如果说，合理性问题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逻辑起点；那么，社会合理化问题就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指向。“社会合理化问题”不仅经历了从历史哲学构想到社会学模型的转变，而且还存在着从文化合理化向社会合理化的过渡。“文化合理化”包括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化、文学和艺术的合理化，以及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合理化；“社会合理化”包括经济合理化、行政管理合理化、法律合理化。这就意味着，社会合理化不仅指目的合理性行为在社会生活领域里的扩展，而且指交往合理性行为在生活世界中的扩展。要想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解决现代工业文明危机，就必须重新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重新协调系统合理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关系，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合理化。遗憾的是，当下走出现代化之困境依然在路上。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范畴 ,是贯穿韦伯社会学的中心线索。在具体的分析中 ,韦伯用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关的“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及“责任伦理———意图伦理”的范畴 ,描述资本主义在经济、法律、政治以及精神领域的合理化 ,揭露了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     

试论儒学价值理性的现代意义

现代化的追求是一种文化的追求，儒学作为中国人真精神的载体，影响制约着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在社会转型期析理出儒学价值理性的现代意义，对工具理性效率原则和天人关系的把握是有意义的。     

从贫困到社会排斥:工资社会抑人权社会?

尽管福利国家普遍实行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贫困现象却再度在欧洲蔓延。社会凝聚力于是下降，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共同体的结构。在政治家的言论和专家的分析中，许多不同的事态过程，如贫困化、社会纽带的断裂、若干社会群体的边缘化，以及权利的剥夺，逐渐归结为以一个既概括又简明的词语来表达，这就是社会排斥。欧洲对贫困问题的讨论起初注重于资源与财货的分配，现已日益集中于社会关系的破裂和公民权利问题。因此，我们的论题已经从生活处境的平等转移到机会的均等。然而，这一总体动向不应掩盖当前对贫困问题的多样纷纭的说法，这些说法反映社会凝聚力的不同表象，而且涉及福利国家的竞相出台的模式。欧洲贫困现象的失控与蔓延提出了两个追切的问题：第一，鉴于社会的长期不稳不再是由于就业问题，而只是由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分配问题，如何为解体中的工资社会找出别的办法以资替代？第二，由此派生的福利国家未来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