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宗族族长述论

清代宗族族长及其助手由遴选法产生,与宗子制的继承大不相同,其出任与否以及能否久任,没有自主权,甚至会被免职,因而权威不会太高;族长及其助手的行事,应以族规、祖训为准则,又受族人会议的制约,权力有限,族长需要与族人会议密切结合,才能够很好地领导族人进行祭祖、修祠、修坟、修谱、处理族人纠纷等事务。宗族为光大门庭,提高社会地位,遴选有才德的族人担任族长,要求其振兴族务、遵法自律,当然不乐于恶劣族长的出现,在这种条件下,族长一般应该能够持正主理族务,而作恶多端,以至致死族人者为不常见现象;作为血缘群体的宗族,有其宗法性,族长因有专制的因素;清末,在极少数宗族中出现选举制、议会制的"族会",实行民主管理原则,是宗族组织的新形式,表明宗族制和族长性能在演变,族长的宗法成分几乎消失殆尽,惟是此类宗族极少,只能反映宗族演变的趋势。     

没收族田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以建国初期的苏南土改为中心的考察

建国初期中共在苏南新区土改时面临的新情况是:南方各省农村不仅封建宗族制度和宗法势力普遍存在,并在乡村社会政治活动中有很大影响力,而且在土地占有方式上存在着大量“公田”。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公田”,为宗族中的有权有势者把持,成为他们变相的“私田”,以此构成了封建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在新区土改运动中,中共以强大的政治威慑力为后盾,不仅没收了宗族势力占有的土地,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打倒了把持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族长,没收了祠堂,焚毁了家谱,彻底摧毁了宗族制度,瓦解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     

宗法今解——兼与杨宽先生商榷

要研究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必需研究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杨宽先生《古史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从三礼探讨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拜读之下,有很多感想,现以宗法制度为例,提出来与杨宽先生商榷。《新探》“试论西周春秋间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章中,谈宗法制度的,有这么一段话:“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族长,又是天下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或者分封为诸侯,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是国内同宗贵族的大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封国的权力。诸侯的众子或者分封为卿大夫,也由嫡长子     

当前农村宗族势力复兴探析

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广的社会组织 ,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宗族的含义 ,传统上认为 ,“宗者尊也”“族者类也”1“父之党为宗族”2 ,即同出父系血统的人们称之为宗族 ;换言之 ,宗族是指同姓同祖的男系血族团体。现代意义上的宗族概念较宽泛 ,认为宗族是基本上按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组织形式和宗族色彩的活动的、有着一种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社会组织 ,即宗族不仅包括真实的血缘关系 ,还包括拟制的血缘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 ,1 949年以后宗族活动曾一度销声匿迹。 80年代以来 ,随着政策的宽松…     

同姓团体的界定和管理——闽南地区有关文化政策和社团管理政策的分析

当前我国同姓团体的大量兴起引起了学界关注和争论。与宗族不同的是,同姓团体获得政府层次的政策和法律的认可,具备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同时也被政府重新界定,接受政府的管理。政府对同姓团体的认可,是将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政府的决策框架中,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需要和吸纳。政府确保了同姓团体的合法地位,同姓团体获得合法性和进行合法化努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政府渗透力和整合力的增强,但这种政府影响力的扩张不再是行政命令——而是一种基于对同姓团体的合法承认,和基于对同姓团体利益表达的认可和尊重基础上的管理和引导。这样,同姓团体与政府建立起了制度化联系渠道,双方互动形成的是相互增强和获益的合作关系。     

“众人太公”和“私伙太公”──从珠江三角洲的文化设施看祠堂的演变

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实地考察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对该区域祠堂的演变作 若干的探讨。祠堂作为宗族制度的圣坛，它随着华南社会的发展而采取过不同的应对形式。 乾隆以降，珠江三角洲经济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达于鼎盛，出现了大量以书院、书斋、 书舍、书室、书塾和家塾等为名目的词堂。其中有以“虚拟宗族”为背景的合族祠，也有 以家庭为单位而衍生出来的词堂。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是正统的宗族文化在珠江三角洲风 土化的结果。它的出现，令气象森严的宗族制度发生局部的质变，推动了宗族制度在华南 的普及化。特别是后一种类型的祠堂，在珠江三角洲大量衍生并被传统社会所容受，是同 商品性经济崇尚个人的成功相适应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祠堂的这种演变，对珠江三 角洲经济文化的发展起重大的作用。     

“多子”、“多生”与殷商社会结构

通过人类学研究成果来分析古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多子”与“百姓”的结构特征及其关系,可知殷商在武丁以前大体上是部落联盟社会;武丁及其以后的殷商则是酋邦社会。“多子”即“里居君子”,亦即“王人”,是殷商社会王部落中的众氏族、氏族长;“多生”即“百生”,亦即“百姓”,是殷商的其他众部落及其首领。     

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办法有二个,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谈“近亲通婚”对两汉政权的影响

谈“近亲通婚”对两汉政权的影响汪春泓中国古代有“同姓相亲，其殖不繁”（《左传》）的说法，已对近亲通婚后果有膘陇的认识。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认为“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三曰同姓不婚之制。”“……而同姓不婚之制...     

宗族"裂变"与近代中国流民的产生

本文结合笔者调查所得之《张乐行家谱》,对近代宗族自身“裂变”与流民的孕育实态进行一些考察,认为宗族人口的膨胀,势必造成人多地少的矛盾,至少产生两大后果:一是“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流民运动,至少给农民的分流创造了条件;二地少人众,加上同姓地主集中土地,造成部分宗族人口的无地化,他们除充任佃户之外,有的只好易地谋生,成为流民。在产生流民的“合力”中,宗族“裂变”亦不可小视。     

明清徽州宗子考论

受张载、程颐、朱熹等宋儒及其后儒家学者立宗子法理论的影响,明清时期徽州不少宗族在本族内部设立宗子并建立相关的制度.在设立宗子的各徽州宗族内部,宗子拥有权限不等,或仅享有主祭权,或享有主祭权兼及其它族务管理权.设立宗子是从血缘和宗法精神的角度考虑,若宗子不胜任,徽州宗族往往弃之而择贤任能.从总体看,徽州宗族实际控制权主要掌握在族长等人手中.     

西方文官制度形成给我们的启示

一“文官”一词中的“文”,是指“文职服务员”;“官”是指拥有掌握权力特征,如说“官话”、穿“官服”、住“官邸”的统治者。文官一词的全部涵义是指执行政府职能和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文职服务人员,或者叫代表国家执行公务和服务于社会、国民的国家工     

汉代的社会结构与宗族聚居形态

宗族聚居指一个共同祖先的子孙同姓聚居一里甚至数里的现象,两汉时代宗族重建时期之聚族而居现象也正好处于复苏时期,对此不应估计过高。一里之中并非纯然为一姓聚居。还远达不到象宋明以后那种“一族所聚,动辄数里或十数里……无异姓杂处”的程度。到东汉末年,宗族聚居现象已较为普遍。     

儒家“亲亲”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族长研究——以清代民事习惯为视角

族长既是在儒家"亲亲"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管理家族事务的家长,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捍卫者、执行者以及传承者。清代民间形成的关于家族和族长的民事习惯反映出家族族长之于国家管理、民间治理的重要作用。族长是一个家族的家长,是国家和民间均认可的家族代表者和管理者,享有处理家族事务的最高权力。但是,族长在产生方式和职责上又与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宗子有所不同,除了以家族"最尊长"者自然担任外,通常由族众公推选举"贤能"之人担当。族长的职责主要是处理家族日常及重大事务,充当家族事件的见证者、纠纷的裁决者以及家族利益的保护者,在中国传统社会发挥了维护乡里和睦、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功能。     

中国古代公文的起源和发展

国家的职能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国家在实施管理过程中,必须通过各种媒介传达自己的意志。在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国家,主要是以书面文字——文书的形式传达自己的意志。这些文书就是古代的公文。我国《周易·系辞》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决。”这里所说的“书契”就是文字,“百官”就是国家机关官员。可见,公文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阶级和国家是公文产生     

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

在宋朝乡村社会中 ,乡里和都保甲制的头目 ,宗族和家族的族长、家长和房长 ,一部分居住于乡村的形势户、士人和一些僧道 ,构成宋朝的乡村精英 ,并成为介于专制政府和乡村广大民众之间的中间枢纽 ,填补了国家行政和广土众民之间的“权力空隙”。这一社会群体在两宋时期的社会控制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既体现出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的努力 ,又显现出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强化 ,而所有这些都对赵宋王朝的长期延续和社会发展影响极大。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基本功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前。存在于完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人们对国家权力配置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这种特殊社会现象的主观认识和反映。其基本范畴，是以服从和服务于皇权专制制度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皇权至尊观念与圣主期盼意识、民本理念与“子民”意识、吏治思想与清官意识、宗法宗族观念和崇祖意识、     

关于“异读字”正名

一、“异读词”还是“异读字”? 人们往往将“异读字”称为“异读词” (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1985年12月27日《关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通知》。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妥当。“字”是记录“词”的书写符号,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是训诂学或文字学的研究对象; “词”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是语言学或词汇学的研究对象。两者不可混。拿国家普通话审音委员会1985年12月修订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来看,其中所审的,很多在现代汉语中都不是“词”,而只是记录词素的“字”,如“阿”、“蔼”、“霭”、“隘”……。这种现象应该称为“异读字”才合乎事实。否则,名不正而言不顺,很难进行科学的论述。     

客家移民与地方文化的建构--以"开善"宗族社会为例

移民是客家研究的主题。本文以泰宁县开善上保为例,具体探讨当地早期“历史”的创造,以及先来后到的宗族如何在民间社会的环境下共同构建地方文化。文章指出,对于民间社会的早期历史来说,族谱和口头传说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各姓宗族对于文化资源的创造和运用,目的都在于获得更多的权力资本以提升社会地位。地方文化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建立国家认同的历史过程。     

家庭自治权的内涵剖析与保障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的权力,家族被认为是政治和法律之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家族的核心而对国家负责。到了现代社会,家庭自治权仍是作为社会最基本组成单元的家庭得以良好存在的基础和灵魂,也是在逻辑上充分发挥家庭这一社会单元活力的必然要求。那么,分析传统家庭自治权的内涵和回顾反思近代家庭自治制度的发展历史,对完善现代社会家庭管理制度和减少国家公权力对家庭的干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而有利于更好的维护社会家庭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