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应用写作理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写作理论著作,全书各部分均有应用写作理论方面的内容,包含着丰富的应用写作理论.<文心雕龙>中所阐述的关于应用写作理论的一些观点,是值得我们关注和进一步研究的.     

《文心雕龙》的符号学问题

建立中国符号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中国历史经典话语文本中表现的语言、符号认识和分析方法.<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论经典,对语言、符号的认识,始终不脱离对使用语言的主体心理的理解,把语言、符号与人的"心"的自主性活动和这一活动的复杂过程结合起来,研究语言的意义表达,对文体的分析和对写作要义的阐释都贯穿着语言的使用和语言意义的准确、丰富表达的视角.<文心雕龙>的这些语言认识,体现了中国传统历史符号学的特点.     

从《文心雕龙》不提《世说新语》看刘勰的文学观

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广泛论及了魏晋以来的作家、作品,而唯独对六朝文学中地位甚高、影响至远的《世说新语》只字未提,究其原因,我想主要还是刘勰的文学观造成的:原道、征圣、宗经而崇尚雅正,不满谐隐、杂说;崇儒为主,兼修佛道,反对玄谈;萧统文学集团的参照;重古略今,不论近世。     

儒学思想对《诗品》与《文心雕龙》诗论影响之比较

《诗品》与《文心雕龙》是文学批评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出现在同一时代的两部作品在诗论方面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特色。儒学思想作为中国历代的正统思想,对这两部书各有影响,体现在作品中表现出了相异的诗论特色。     

《文心雕龙》论语言美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文艺理论巨著 ,也是一部较完整的美学理论著作。从总结具体作品出发 ,不仅论述了文学艺术的内容美与形式美的关系 ,而且能突破传统观念 ,较系统地论述了形式美对表达思想内容的重要性。文章就《文心雕龙》论语言美的问题 ,作一探讨。     

《文心雕龙》寓言诗学的元范例——《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另解

《周易》是《文心雕龙》寓言诗学的逻辑起点和元范例。《周易》最突出的寓言文本特征是“隐”,所“隐”者为“精义”,所以“隐”者为“四象”;刘勰欣赏由这一表意方式所形成的辞近旨远、精义深隐的风格。《周易》和两汉易学的寓言式思维方式还体现在《文心雕龙》的整体篇目结构上,刘勰希望通过对“大易之数”的认同与仿效使《文心雕龙》与《周易》一样成为天道与神理的寓言。“道”与“神理”等终极观念在《文心雕龙》中的意义并非实质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即让河图、洛书、易象等符号与数字有所寓意。     

《文心雕龙》中"情"的美学内涵

在《文心雕龙》中“情”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它贯穿创作论、文体论、鉴赏论的始终。学界大都从情与采的关系来讨论其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意义,而对“情”自身所具有的美学内涵有所忽视。本文主要从“情”所蕴含的生命美、理性美和形式美来解读其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所具备的美学内涵。     

《文心雕龙》中作品的风格形成论

以现代风格学的＂创作个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论述了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乃是与作家先天和后天修成的个性密切相关的,同时从文学作品的体裁、时代背景、语言等客观因素分类探讨作品风格论,并且认为作品的语言因素将是今后研究作品风格形成论的新出发点。     

《文心雕龙》与汉代易学

南朝刘勰的不朽之作《文心雕龙》是深受汉代象数易学影响的。刘勰对汉易象数之学中一些重要解易体例的吸取主要是通过承袭马融、郑玄两家《易》注中本于京氏易的解易体例而实现的;但又以古文经学的治学理念为尺标,对今文经学的象数易学加以取舍,从而扬弃了象数易学中繁琐的解易套路,也抛弃了今天经学中论阴阳灾异的神秘主义内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就易学史而言,《文心雕龙》的易学基础是汉代象数之学,而不依取魏晋王弼派易学;就经学史而言,属古文经学系统。总之,《文心雕龙》归属于儒家经学体系。     

隐喻与转喻--论《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艺术思维

在刘勰倡导的文学创作的艺术思维中,"思接千载"、"箭矢直行"与"禀才迟速"、"各师成心"辩证结合,即浪漫的神游与现实的思考巧妙交融,形成了隐喻与转喻的二元对立又融合的思维模式及其象征与举隅的语言表述方式.笔者旨在从结构主义文学视角重新观照<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艺术思维.     

从《文心雕龙》风骨论中看王弼周易注的辐射

风骨论不仅是一个影响甚大的批评概念,而且也是一种审美价值观念。刘勰系统阐释之后,这一概念就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中。从而由原本体现士族精神与玄学意识的人物人格形象品藻,逐渐转变为刘勰原道宗经立场的文论思想与文学主张,使风骨论的内涵具有明显的儒家文化色彩,而与人物品评异趣。此种体现玄儒汇通化成的学术观念与文化思潮,其中暗涵的《易经》及传注影响,对深入探寻刘勰风骨论的文化底蕴,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     

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的暗合——徐复观《文心雕龙》研究扩展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章学巨擘,桐城派是近代文章学大宗,作为一位心系中国文学命脉的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与两者都颇有渊源,并对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关系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它们有许多暗合之处。特别是在文体论和文气论两个方面,桐城派文论对《文心雕龙》都有继承和超越。通过对桐城派和《文心雕龙》关系的细致考察和疏通条贯,徐复观希望展现古今文学发展的轨迹,沟通中西文学理论,为建立中国现代文体论作奠基尝试。     

庶务纷纶,因书乃察--《文心雕龙》应用写作理论概说

刘勰对应用写作的重视,基于对应用文社会作用的深刻认识,基于可贵的学术观念和自觉的历史使命;刘勰对应用文的历史考察,反映了齐梁以前我国古代应用文得以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也反映了古代文书工作的概貌;刘勰所构建的应用写作理论,是齐梁以前我国历代应用写作和文书工作实践的理论结晶,是值得珍视的写作文化遗产。多年以来,学界同仁对《文心雕龙》应用文理论部分的批评是不妥当的。     

《文心雕龙·定势》篇述评

“文势”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独特的理论范畴 ,“文势”理论源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定势》篇。从刘勰所论看 ,“文势”属于作品形式范畴 ,它的形成与作品的语音、文字、语句等形式因素相关。“文势”具有运动性、包蕴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对读者有巨大的审美功效。刘勰的“文势”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论《文心雕龙》原道、征圣和宗经的理论及内在关系

《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反映在《原道》至《辨骚》五篇中,《序志篇》称这些篇目为"文之枢纽"。其中《原道》、《征圣》和《宗经》三篇,关系密切,阐述执正之理,核心是阐明圣人根据道和上天意志制作的经书是文章的典范和渊源。因此为文必须宗法经书,故《宗经》是三篇的结穴所在。在这三篇中,刘勰阐明了对文学的起源和作用、文学的艺术思想标准这些文学问题的根本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文心雕龙·诏策》“命之为义,制姓（性）之本也”试辨

《文心雕龙·诏策》：＂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关于＂性＂字的解释,文章采取归纳的方法。首先将结论加以悬置,转而讨论刘勰是如何得出此一结论的。通过刘勰得出此结论所可能依据的史料的归纳排比,从而论定当作＂制性之本＂,并进而指出此一说法实揭示了＂命＂此种文体前后变化的社会根源。     

《文心雕龙》：陶冶情灵、承传人文精神的巨著

《文心雕龙》不仅是“体大虑周”的文论专著，具有深刻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内容；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资源。以往的教学、研究，注重它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而忽视了它其他方面的资质对人的涵养作用。这其中有对研究对象的性质定位偏颇的原因，也受到教学目的和方法的局限。     

《文心雕龙》产生的文化背景

产生于齐梁时代的《文心雕龙》“体大而思精”，有着深厚而广阔的文化背景。第一，六朝文学创作的繁荣给《文心雕龙》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二，齐梁时代儒、道、释三教同时流行带来了思想的活跃与解放，给《文心雕龙》的产生提供了大环境；第三，齐梁文坛复古与新变两种思潮的斗争为《文心雕龙》的产生创造了小环境；第四，魏晋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以及刘勰强烈的“树德建言”的欲望给《文心雕龙》的产生创造了理论批评的背景。     

《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解

《文心雕龙·原道》云：“文之为德也大矣！”学者们的解释不一。德，原是禀性、特性之意，但在“×之为德”这个语式中，“德”字的含意虚泛化，也就是说重点在“×”，而不在“德”，因此说“×之为德”与单说“×”意思差不多，只是前者语气较为强调而已。古代汉语中有“×之为物”的语式，在许多情况下，“之为德”与“之为物”意思相近，只是前者使人感到有抽象的意味罢了。故译解“文之为德也大矣”时，无需将“德”字译出，而应译作“文这种东西真了不起呀”、“文很伟大呀”；若译作“文的功用”、“文的属性”等，反而不尽妥贴。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