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人教育立法的思考

《成人教育法》尚未制定是我国教育法规体系的一个缺憾,作为教育体系一部分的成人教育,由于其社会作用、自身发展等因素,亟待立法。本文阐述了目前成人教育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立法的基本原则     

论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标准:适当性原则的展开与应用

适当性原则是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实施规范性文件审查的判断标准.在监督法上,适当性原则被细分为两种类型外加一个兜底规定,但审查的具体标准和操作规则并不明确.比照行政法学上的审查标准,适当性原则可以按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纬度展开.前者体现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性以及中央立法权威性的功能预期,操作上要求判定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程序与内容是否符合上位法的规定,价值上以审查过程的确定性以及审查操作的羁束性为追求.后者体现出保障立法科学性与人民性的制度功能,在操作上兼顾立法的形式合理性以及经济效益、政治正确与社会影响等实质合理性要求,具有灵活性与裁量性的价值属性.     

论我国危机干预政策与竞争法绩效的冲突与调适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危机干预政策。关于这些政策对我国竞争法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学者评价不一。本文分析了我国危机干预政策的短期绩效与竞争法的长期绩效,并且比较了这些危机干预政策与我国竞争法在立法理念、法律程序、法律内容等诸多方面的冲突,以及危机干预政策对我国竞争执法的影响。着重阐述了调适危机干预政策与竞争法冲突的原则与技术,以求为国家制定危机干预政策和完善竞争立法提供有价值之参考。     

家长教育立法探究

从家长自身需要、家庭教育以及学校教育改革需要等诸多方面而言,家长教育都有重要意义.家长教育立法可以保障家长教育的顺利有效实施.虽然家长教育立法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但是现实中却存在着阻抗家长教育立法的因素.可以从总则、具体方式、实施策略以及保障条件等几个方面考虑家长教育立法.同时,也要注意与家长教育立法有关的其他法律的完善.     

教育评估立法促进评估规范化

教育评估法制化是教育评估规范化的必要条件,是促进教育、教育评估长足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以我国教育评估立法检讨为基本切入点,梳理教育评估在立法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统一立法缺位和立法分散,教育评估规制的主体、权利义务、程序规则、法律责任不完善等问题。教育评估在立法上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予以单独立法,规定评估种类,确定评估程序。     

劳务派遣的实质判定——雇佣与使用相分离的视角

劳务派遣是现代劳务市场中一种典型的临时用工方式，从世界范围来看，大致经历了从立法限制到放松管制再到立法调整的转型。《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特别是共享经济下企业用工出现一些新问题，导致实践中名为派遣实质却为直接雇佣，或者名义上不是派遣但事实又属于派遣的用工混乱更为凸现。通过分析当前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行政规制的疏漏、司法救济的困境，我们认为对劳务派遣的实质判定的标准主要在于雇佣和使用是否真正相分离，应当将“雇佣与使用相分离”这一标准贯穿立法、行政以及司法整个过程，实现对弱势劳动者在实质法律关系下的有效保护。     

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决策过程管理反思

我国的高校扩大招生政策已经实施逾十年,尽管这一政策为更多的原本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与之伴随而产生的问题与冲突也逐渐增多。扩大招生后,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现象更加严重,笔者从教育的本质与公正性的角度,应用澳洲公共政策管理的循环系统模式,基于对1999年的经济数据、社会文化、产业结构与教育政策的阐述,对高校迅速扩招政策制定的过程,以及该政策执行中的管理与控制进行探讨与反思,并提出一些建议与思考。     

中国饭店业立法的若干设想

随着我国饭店业的迅速发展,饭店服务趋于多样性和综合性,各种新型饭店不断出现,饭店业与相关行业的合作日益密切。但饭店经营项目多样化和与外界关系多元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法律关系的复杂化,而当前我国饭店立法存在层级低、内容散、内容陈旧,缺乏民商法基本原则与饭店经营的结合模式等问题,尚未形成以饭店法为核心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已经不能满足饭店业发展的需要。本文在借鉴国际上饭店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饭店业立法及经营现状,论述了饭店立法的必要性,阐述了中国饭店立法的指导思想与调整对象、基本原则、以饭店与顾客的权利和义务为核心的主要内容等方面的诸多设想。     

行政契约的结构分析——与民事契约相对照

福利国家的发展与给付行政的出现为行政契约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行政契约有别于民事合同,无论在契约目的、契约主体、契约内容及责任分配上,行政契约均有其自身的特色.其主要区别表现为:在民事合同中,合同目的是追求私益、合同主体地位平等、在合同内容上当事人事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在责任分配上实行平等负担;而在行政契约中,契约目的是追求公益、契约主体地位不对等、契约内容受到过多的立法限制、责任分配上亦通过更多的干涉来均衡双方的利益.     

论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教育立法

转变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离不开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地开展环境教育.环境教育立法在环境教育的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保障作用,世界上环境教育卓有成效的国家无一不从法律制度上明确了环境教育的目的、模式和实施机制.我国环境教育立法目前已具备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和立法依据,应借鉴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环境教育立法方面的成功经验,确定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环境教育模式,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教育法>.     

试论我国教育投资的法律调控

发展教育与经费投入不足的矛盾,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课题.特别是在我国国情下,“穷国”办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解决教育投资是制约教育发展,乃至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极为重要的课题.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对教育投资法律调控的必要性、可行性,教育投资法律调控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以及教育投资的立法、执法及监督等问题做一概要阐述.     

我国地方教育立法刍议

我国地方教育立法刍议陈立鹏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地方权力增大，我国地方教育立法实践已蓬勃开展起来。但由于立法理论的贫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立法实践的深入进行。为此，笔者在此呼吁加强教育立法的理论研究。一、有关地方教育立法的几个基...     

教育价值二重性简论

教育价值具有二重属性。从派生与非派生的意义上可分为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从“道”与“术”的意义上可分为形上价值与形下价值;从满足主体之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方面,可分为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等等。本文简要论述了教育之形上与形下价值以及教育之内在与外在价值。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立法需求分析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现状及其发展、现行能源法制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决定了必须加强有关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相关的立法需求主要表现在:综合性立法,即根据我国实际状况,制定符合中国能源特色及其发展趋势的有关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全面性立法;专门性立法,即根据各种不同的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特点,"因能制宜"地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特殊性立法;地方性立法,即根据各地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分布结构及特点和可开发利用的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与该区域能源相适应的特色性立法;协调性立法,即基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复杂性,从体系和制度上强化协调的配套性立法.     

构建我国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思考

由于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处于缺失状态,我国遗传资源的获取、交换、国际交流、进出口以及利用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受到法律的有效调整和规范。为了规范上述问题,我国有必要建立一种确立鼓励利用的政策取向,选择专门立法模式的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制度,首次提出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增加遗传资源的来源以及事先知情同意的信息披露内容的建议。     

浅析我国图书馆立法问题

通过分析国内外图书馆立法现状 ,指出了图书馆立法的必要性 ;阐述了图书馆立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加强立法宣传和理论研究 ;积极推进图书馆的立法进程 ;以及在立法中应该注意要解决的问题     

外贸代理协议的性质和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外贸代理制是指外贸企业提供各种服务,代生产、订货部门办理进出口业务,收取手续费,盈亏由委托单位负责的一种制度。我国的外贸代理制度借鉴了两大法系中的代理制度,符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但在立法上出现了一定的混乱。本文主要从立法溯源着手,通过对两大法系中代理制度的比较与解读,尤其是关于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的分类,来分析我国主要在《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外贸代理制度的进步与不足,并针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进行法律适用的问题。     

关于民办教育立法的三个问题

本文围绕民办教育立法问题,着重阐述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定位、产权和以什么作出发点为民办教育立法的三个问题。指出民办教育应定位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校的产权关系应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予以保障,因此,立法的出发点重点应体现对民办教育发展的保障与扶持方面。     

经济、行政立法实践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审视

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正义的实现。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目标 ,也是经济法、行政法价值观的基本定位。但由于人们对公平与效率的认识与界定各异 ,因而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也辶回 然不同 :是统一、是对立抑或是对立统一 ,就成为理论与实践中争论不休的难题。本文在借鉴学界同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再度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界定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以及如何认识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问题 ,并就在经济、行政立法中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教育法》修改中法律责任的立法技术研究

随着教育法律纠纷数量的急剧增加,现行《教育法》已明显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大量的教育法律纠纷得不到司法救济,绝大部分教育法律纠纷都还处在当事人协商或行政部门出面调解的层面上,教育类法律没有成为有效解决教育法律纠纷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一些新型教育现象的涌现也对现行教育法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如私立学校的扩大化、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教育的网络化以及考试作弊的集团化等。因此,《教育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制已迫在眉睫,而相关的立法技术更是首当其冲。明确、合法、比例等基本原则应体现在相应的立法技术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