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摧毁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家族的社会认同、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于儒教的文化认同,使新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认同危机。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历史。随着革命及新中国的建立,这种危机得到特殊形式的解决。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身份认同。     

个体自我认同危机及其在数字时代的凸显

自我包括自然自我、社会自我和精神自我。个体自我认同危机表现为:时空持续性和感知确定性的丧失,根源于时空分离;身份感和信任感的缺失,根源于抽离化机制造成的纯粹关系的破裂;价值感和意义感的迷茫,根源于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认同是一个现代性现象,在前现代社会根本不成问题。数字时代没有消解现代性所带来的认同危机,反而使之加剧。虚拟时空成为人们的自创物;电子方式的经验传递造成现实与虚拟的交乱,混淆了个体的亲和感与认同感;"信息—权力"结构导致个体自我本真性存在方式和身份感的丧失。     

现代性认同危机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病人形象

现代性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发生、发展的参照体系和逻辑体系.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众多病人形象大都以现代性认同危机为病根.市场经济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元素,它的运行规则是经济理性,而经济理性的泛化导致现代人道德理性的严重弱化、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的发生.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的重要结果就是社会病态和病态之人的出现.由此,现代性认同危机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中病人形象的重要内涵.     

美德伦理学的当代使命及其界域

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是当今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话题.在现代性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德伦理学需要承担起促进社会精神和谐,拯救个体精神危机的使命.社会的精神领域以及个体的私人生活世界是美德伦理学施展身手的舞台,超出这个界域,美德伦理学便显现出自身的理论局限.     

自我主体的归来与流放--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疯癫话语谱系与文化隐喻

疯癫不是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实在,而是一种历史话语建构。作为一种文化隐喻和意义符号,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又一次经历巨大转换的20世纪80年代,它再次获得了出场机会和言说权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书写自我和社会的文化符码。它的出场及其话语变迁,与中国知识分子对做为个体的自我在巨大社会权力网络中的地位认知和认同紧密相关,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推进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疯癫话语史,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论科学主义与现代性认同的危机

文章分析了科学主义与现代性认同产生危机的根源、表现形式 ,以及科学主义在认同危机中所发生的作用 ,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观念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指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只有恢复启蒙的精神 ,削弱极端的科学主义的做法 ,才能消除危机并使中国的经济秩序处于有序的状态。     

神圣的虚无——现代性视域下“身体”的启蒙与恶

现代主体意识的张扬,令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相继兴起。＂身体＂范畴是审美现代性的根基,自浪漫主义以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重视,不仅影响了艺术精神、个体在世态度及价值伦理的抉择与建构,更构建了强大的＂审美乌托邦＂,最终导致普遍庸俗的审美主义和无边蔓延的虚无主义精神。因此,梳理与反省现代思想史中＂身体＂范畴的蕴义与嬗变,揭示它在现代个体生活中独特的＂启蒙＂意义,有助于深入理解现代性的实质以及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纷争与危机。     

“作家”与“战士”意识的交互显现与抑制——延安时期丁玲身份认同现象的个案分析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整风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将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要求用"革命战士"意识彻底根除作家的个体意识,故延安作家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问题。延安时期丁玲身份认同的复杂曲折性,使人意识到延安文人精神世界的微妙性和悲壮性,以及"思想改造"话语有可能存在的虚妄性。     

审美形式的公共性与现代性的身份认同

作为前现代社会身份认同的辅助形式,审美形式因其公共性精神本义而为上层阶级所据有;作为现代社会身份认同的主导形式,审美形式因其符号性价值而为人们所争夺。审美形式与身份认同由此呈现出如下递进关系:特定的社会群体通过特定的审美形式强化自己的群体属性,特定的审美形式经由特定的社会群体而提升自己的符号价值,审美形式由此超出美学而进入政治哲学题域,成为现代性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但唯礼器信仰的前现代身份认同夸耀审美形式的公共性价值,舍弃其所蕴涵的自然生命根基;唯形式扮饰的现代性身份认同高扬审美形式的符号性价值,忽略其所深潜的公共性精神本义,二者均导致身份认同的危机。要解决这一危机,需要在现代社会生存论视野内,重返审美形式的源发性属性和自然生命根源,凸显审美形式的自律—他律性,以此建构自我—他者型的身份认同模式。     

现代性的崛起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现代性,作为崛起于后封建的欧洲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最突出的本质属性是其价值的两重性：解放和异化的混合物。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及其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受到了启蒙现代性所开启的批判反思传统的质疑。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把启蒙现代性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改造为实践的批判精神,并运用这一批判武器对资本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以寻求超越现代性的合理路径。在人类面临现代性困境和危机的今天,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在规范与行为之间——当代中国法治研究的三种路径评说

法治社会的实现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目标.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包含"良法"和"良法被普遍遵从"两重含义,相应的,法治研究有规范、规范与行为的互动、行为三条路径.当前,在法治框架下对个体行为逻辑进行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回顾与思考

“崇文”与“载道”的艰难选择始终贯穿于中国散文的发展历史。周作人等在回答“散文是什么”的问题时提出的“表现自我”说,未能厘清“自我”仍然属于对象范畴,并非决定散文何以能成为艺术的真正关键的驱动因素。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爆发的散文观念之争实质已经越出了散文层面,指向的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理念。１９４９年之后的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研究,仍然停留在现代话语的转述层面,散文的创作实践继续在失范的状态下运行。     

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由一起司法判决引起的思考

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作出司法裁判时 ,必须遵守法律解释的有关规则 ,不能借法律解释之机滥用司法裁量权。现代法治要求以法律至上代替权力至上和伦理至上 ,只有这样法律才有权威 ,才能够被信仰。司法权作为法治、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防波堤 ,司法公正在缺少法治本土资源的中国 ,尤显意义。     

在数字化与图像化之间——当前人文学科研究的境遇与策略

数字化与图像化已经成为信息传达的重要方式 ,也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生存方式。对数字化和图像化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进行考察 ,从而发现它们在给予我们便利的同时 ,也有着缺乏人性的一面 ,需要加以警惕。反之 ,在信息时代 ,文字的意义也并未消失 ,反而以其独特的表达蕴涵给人以重要的启示     

在哲学与政治之间

哲学与政治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关系,如何看待这种张力关系将影响人们对哲学之价值和哲学家之作用等问题的理解。本文阐释了哲学与政治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两者之冲突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哲学家的公共角色。     

在自由与权威之间——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一种解释

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本图示是:个人在善恶、道德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对暴力横死的恐惧唤醒人类的理性,人类因而发现自然法的教诲,在其指引下走出自然状态.人们一旦建立国家,将自身置于主权者的统治之下,就有服从主权者意志、遵守法律的义务,因之丧失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获致和平共存与国法保护下的臣民自由.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个人主义和现代国家理念,奠定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基础.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与史传传统

对于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期的鲁迅而言,其选用文言与白话交杂的艺术处理手法,正是传统与现代转型期的一种必然选择.正是因为史传叙事的实录品格,鲁迅才在写作<狂人日记>时选用了中国古典小说模式的文言小序,给读者传达一种真实的信息,达到一种"写实"的意图.而鲁迅之所以在文言小序中化用史传叙事,是由其对小说的功用的理解所决定的.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性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穿越时空的力童,是永远"不在场"的在场.中西两大文明的精粹在中国出现了成功的融合,两者涵化隐藏着相通性.从本质上看,两者这种相通性集中表现为三个特质即重视人及其存在的取向、批判反省的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品质.     

贾宝玉和光源氏之比较

贾宝玉和光源氏是《红楼梦》和《源氏物语》的主人公 ,他们都是作者大力肯定的理想人物 ,共同的特点是对女性有情有义 ,但宝玉对于女性的情意是一种将女性尤其是美丽的青年女性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尊重 ,源氏对女性的“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渔色的满足。他们最终都遁入空门 ,只不过宝玉是因了理想的破灭 ,源氏是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 ,他们的出家是同形异质 ,在出家的同一种解脱中射映着不同的内涵     

并列与递进的转换制约

本文从语义基础、句法和语用上区分了并列和递进两种关系 ,说明它们在不同层面进行转换时的制约条件 :语义的决定性 ,句法的强制性和语用的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