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写孩子的汶川地震诗歌

在汶川地震诗歌中，写孩子的诗歌在数量上无疑是最多的，在质量与影响等方面也是很突出的。这不仅仅因为写孩子的诗歌多自古而然，是历史文化的传承，更在于汶川大地震中，花季少年的夭折，令人痛心不已，抗震小英雄的坚强勇敢，又令人感动不已，情不自禁地以诗歌写孩子。总共有多少写孩子的汶川地震诗歌，恐怕迄今无人能说出确切的数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写孩子的汶川地震诗歌为读者提供了上佳的精神食粮，令人读后受益匪浅。     

谈新世纪十年中国先锋诗歌写作的几种倾向

中国现代诗歌从诞生开始到现在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九十年中正是一批又一批先锋诗人的努力,才使得中国新诗在变革中不断前进。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诗歌写作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变化,出现了多次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诗歌事件。本文借助对于＂先锋＂的定义,从底层写作、本土化写作、口语化写作等三个诗歌写作倾向,及其包含的＂底层诗歌写作＂、＂打工诗歌＂、＂草根诗歌＂、＂新古典主义＂、＂梨花体＂、＂下半身写作＂等六次影响巨大的诗歌事件进行分析,去探索当下诗歌写作中的先锋,对他们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同时也对伪先锋现象进行分析批判。在对十年诗歌史进行总体性的发掘、批判与反思中,更加客观地看待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发展的现状,总结这十年诗歌史中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去探索中国现代诗歌可能的前进方向。     

“意象”与“深度意象”之辩：基于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

意象派诗歌是美国现代诗歌的开路先锋,代表人物主要有：庞德、H.D.罗厄尔等。他们在对待诗歌＂意象＂上,主要强调意象和＂意象并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罗伯特·勃莱、詹姆斯·赖特等把意象派诗歌发展成深度意象派诗歌,无论是诗歌理论或是诗歌创作实践,他们在对待诗歌＂意象＂上与庞德的意象派诗歌有着一定的差异;他们也强调诗歌的意象,但认为深度意象是对无意识的开掘,强调意象的跳跃和比喻的转换。通过从定义和概念、哲学基础、文化来源以及创作实践四个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意象派诗歌和深度意象派诗歌在＂意象＂处理上的差异。     

论费尔巴哈幸福观与宗教批判的内在关联

德国著名古典唯物主义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以其独树一帜的人本主义幸福观奠定了他在西方伦理学史上独特地位,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幸福观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他建立了系统的幸福论体系,还在于他以人本主义幸福观为基础探讨了幸福观与宗教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把人们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的人本主义幸福观有助于号召人们追求现实的利益和幸福,用＂爱＂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团结起来,为实现人类的共同幸福而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从《诗经》里醒来的美学刺猬——张蜀恒“诗歌评书”的声音诗学考察

在内蒙古汉语诗歌写作群体中,诗人张蜀恒绝对是个异类。张蜀恒对＂诗歌＋评书＂的立体诗歌范式进行了先锋实验,主张＂诗歌评书＂的表演技巧主要有嗓子活、面子活、身子活等。本文就张蜀恒＂诗歌评书＂所表现出的声音诗学,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诗人不自觉的回到诗歌最初的形式尝试,以及与《诗经》的诗学关联;二是以方言入诗的＂以暴制暴＂问题;三是诗人介入生活的努力,即加大诗歌表现的民生容量。从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了张氏声音诗学的独特魅力。     

试论狄金森第754首诗的语境与哲理

狄金森诗歌以隽永、精练、含蓄、深刻而著称,但因词义难以确定,因此就有了解读和研究狄金森诗歌的种种困惑。从语境、语言与哲学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狄金森第754首诗,可知该诗最后一节的悖论实际上蕴含着＂人＂与＂枪＂的哲理关系,即＂人＂具有胜过＂枪＂的威力。可见从语言哲学的角度阐释狄金森的诗歌也是揭示其诗歌内涵的一种解读方法。     

邵洵美“颓加荡”的诗歌艺术

邵洵美＂颓加荡＂的诗歌艺术特色在于诗歌文本中充满了色情的、放荡的意味,写作主体用色情的眼光来观察宇宙,其形成原因在于邵洵美的个人身世,以及西洋文学唯美-颓废主义对他的影响。对这类诗歌进行泛道德的批评不但受到邵洵美自己的反批评,而且无法理解到邵洵美＂颓加荡＂诗歌的意义所在。上海的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是孕育邵洵美＂颓加荡＂诗歌的土壤,也是邵洵美″颓加荡″诗歌的反映对象。邵洵美＂颓加荡＂诗歌的出现,代表着新的审美观念的出现。     

现代诗歌史上单义诗歌的阐释与评价——以徐志摩的诗歌为例

作为与＂复义＂诗歌相对的＂单义＂诗歌,其诗美主要在形式。因为正是其显在的外在形式建构了一个潜在看不见的＂文学场＂,使其美得以表现,并获得永久性保存。因此,鉴赏与评论现代诗歌史上的＂单义＂诗歌,必须转换批评者的思维方式,摒弃传统侧重主题思想内容层面的意识形态式的社会学批评模式,从诗歌形式入手,才会做出与诗歌自身属性相应的鉴赏、阐释与评价。     

地方性写作视域下的“新湘语”诗歌

在新世纪诗坛的地方性诗歌写作中,＂新湘语＂诗歌具有特殊性,其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挖掘日常诗意、充分彰显地方色彩的创作追求。＂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接近＂民间写作＂的立场,厌倦诗歌的＂宏大叙事＂,追求把诗歌的在场感、地方性和个性化统一在日常生活的诗性视野中,具有一定的网络号召力,对湖南倾向于口语诗写作的诗人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既有利于形成湖南诗坛良性互动的诗歌格局,也有利于新世纪湖南诗歌在全国诗坛影响力的整体提升。     

古典诗歌审美传统的大突破——论“诚斋体”的变雅为俗

＂俗＂是＂诚斋体＂审美特质构成的重要因素。＂诚斋体＂诗歌语言白俗,因为杨万里大量使用白话口语入诗,并且接受民歌句法影响;诗歌题材常俗,以日常情景为主,显示出对重大庄严题材的回避倾向;诗歌情趣谐俗,不同于诗歌传统的典重高雅。＂诚斋体＂的大＂俗＂之美突破了古典诗歌的审美传统,故始终难于定论。     

当下诗坛乱象之分析

当下中国诗坛整体生态环境呈现芜杂混乱之势,其在诗歌界内部主要表现为诗歌写作的＂随意＂与＂复制＂,诗歌批评的＂错位＂和＂失责＂,以及＂身份写作＂现象对诗歌正常发表、出版和评奖机制的扭曲和威胁。同时,＂内乱＂也容易导致来自诗歌界外部的各种干扰趁虚而入,从而给当代中国诗歌的良性发展蒙上一层阴云。     

新世纪诗歌的及物写作

诗歌的及物写作概念主要是概括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的文本特征：＂拒斥宽泛的抒情和宏观叙事,将视点投向以往被视为‘素材’的日常琐屑的经验,在形而下的物象和表象中挖掘被遮蔽的诗意＂,它使诗歌走向客观化境域,提高和拓宽诗歌介入现实和历史的能力。但其偏狭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观照日常性事物时表现出私密化和狭窄化的特点,诗人更多地沉湎于自我在面对＂事物＂时的＂个人化＂的体验,一定程度地拒绝了诗歌写作的＂伦理＂存在,回避了社会良心和人类的理想,无法完成＂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进入新世纪以后,先锋诗歌在保持诗歌的独立性、自足性的同时,使诗歌视域拓宽,既保持了与社会的平等对话,又延伸了＂世俗批判＂意识,让诗人的＂个人意识＂承担起价值关怀。     

无为·忘言·和谐——道禅思想对美国诗歌的影响

道禅思想或直接性地、或间接性地以中国古典诗歌为桥梁影响和推动了美国诗歌的改变。道家＂无为＂思想拓宽了美国诗歌题材;道禅＂得意忘言＂的诗学理念促进了美国诗歌语言、技巧的变革;道禅和谐美的内涵则为美国诗歌提供了全新的物我观。从而使美国诗歌更为多元化。     

“学院派诗歌”：概念与现实——兼论中国当代诗歌的处境

以大学师生为主体的＂学院诗歌＂不同于泛化的＂校园诗＂,它在近年中国大陆的崛起是大学扩招和大众化教育阶段来临的直接结果;但＂学院诗歌＂也不等于＂学院派诗歌＂,＂学院派诗歌＂在中国还仅仅是一种假想的可能,这一概念目前并不具有针对性和阐释力。＂学院诗歌＂的命名更符合中国新诗近现代以来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     

“心之元声”——略论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的本质论

王夫之的诗歌美学思想是宋明理学美学思想的总结性成果。王夫之将＂心之元声＂论作为其诗歌美学思想本质论的核心范畴,通过对＂心之元声＂的阐释,王夫之指出＂心之元声＂是人与世界的原初性关系的产物,是诗歌的本质所在 并且进一步阐明了＂心之元声＂的特征,认为＂性之情＂就是＂心之元声＂。王夫之的这一诗歌审美本质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废墟”诞生“花”的海洋——论诗歌精神的大规模还乡

诗歌精神是民族、时代和个人的宝贵财富。诗歌的外在生存环境制约着诗歌精神的发展,时代的困窘,诗歌精神一度衰微,致使集体还乡的艰难。汶川地震发生后涌现出大量的诗篇,诗歌的青春和活力再次不可遏止的迸发,那撼动人心的诗性光辉预告着诗歌精神大规模的回归与还乡。     

从传播过程分析先锋诗歌的传播困境

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诗歌的＂反懂性＂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诗歌的传播困境,但仅从文本角度的＂反懂性＂分析传播困境并不全面。从传播过程的主要要素或环节细致分析先锋诗歌传播困境的形成有以下因素：诗人高扬＂个人写作＂,从主体上无意识地拒绝了诗歌传播;＂反懂性＂的诗歌写作和阅读追求,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诗歌的传播困境;对读者和反馈信息的立场和态度,使诗人从主体上有意识地拒绝了诗歌传播。     

从《诗品》“曹植”条看钟嵘的诗学理想

《诗品》＂曹植＂条里包含了其诗学理想的一些重要方面,钟嵘以对曹植五言诗歌的理想化评价实现了他的部分诗学理想。钟嵘认为诗歌的本体应该以情为命脉,＂情兼雅怨＂,将高雅的士大夫文学和民间以悲为美的俗文学相融合;诗歌的体貌应该＂风力＂与＂丹采＂兼美,亦即把五言诗歌刚性的＂质＂与柔性的＂文＂结合在一起,将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起来,让＂雅＂与＂怨＂、＂文＂与＂质＂得到高度的统一;而具体到＂雅怨＂、＂文质＂内部,则可以发现钟嵘的诗歌批评准则：尚＂雅＂重＂质＂。     

“赋比兴”的现代诗学含义及其现代有效性

＂赋比兴＂自提出后就始终缠夹不清,一直未能成为纯正的诗学概念。缠夹的原因有二：一是论诗者以诗义阐释诗法,二是缺乏＂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具体含义。过往的诗论都未能贴近诗歌本体来理解＂赋比兴＂。意象是诗的本体,是诗歌得以形构的基本单位。在现代诗学的视野中,＂赋比兴＂就是诗歌整体意象构造的方式。阐述了＂赋＂、＂比＂、＂兴＂三种意象表现方法,认为＂赋比兴＂不仅仅是《诗经》和古代诗歌的法则,对现代诗歌而言,也是有效的。     

关于新诗技艺或技法的微观与动态特征

新诗技艺的概念可能要再定义或进一步划分,对于那些属于已经被广泛总结归纳了的公共诗歌技艺、诗歌语言的修辞技巧不会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我们针对的只是语言修辞边缘扎根于诗歌写作与鉴赏区间的技术,或者如诗人哑石所言的＂微观技艺＂。每一个诗人无论出色与否,他都有一套对付词语和修辞的潜规则（癖好）,通过这个规则最终触及一个暗无天日的诗歌＂密室/车间＂。诗歌技艺技法千千万,但都可归结到对词语的细微感觉上和思维的丰富性上——历史感与生命意识都通过某种结构动态地粘附于其中。所以即使诗人的年龄增长了,诗艺与技法＂炉火纯青＂了,也不会真的就自然返璞归真,因为所谓诗歌话语的＂返璞归真＂还是必然可以归结到诗歌技艺技法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