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赋校补(四)

敦煌赋校补（四）伏俊连贰师泉赋该赋（以下各赋同）今人校录本有潘重规《敦煌赋校录》（《华冈文科学报》１１期民国６７年１１月）、张锡厚《敦煌赋校理》（《敦煌研究》１９８７年４期）。二位先生有漏校或校而末是者，试为补校若干条。录之于次。１、擒名王之禄蠡，卤...     

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

《全唐文》收录有两篇《牡丹赋》,其中舒元舆《牡丹赋》作年无考。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主要运用排除法和推论法,推断这篇赋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暮春,即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前半年。该赋集中体现了舒元舆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行动因而得到升擢的特别心态。     

“悲秋之祖” “赋家之圣” —— 略论宋玉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楚辞（骚体和赋体）是中国文学源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楚骚的创始人,宋玉是楚赋的开拓者,因而“屈宋并称”。宋玉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九辩》的影响下,后人创作了众多的“悲秋”作品,“悲秋”成为历代作家的创作主题之一,形成了“以悲为美”的民族审美心理传统,因而称宋玉为“悲秋之祖”;二是宋玉的赋体创作特点和艺术成就,对汉代以后的赋体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了历代作家和学者的好评,被誉为“赋家之圣”。     

唐宋赋学论议

唐宋是中国赋学批评史上的中衰期,其理论成就上不及汉魏六朝,下不及元明清,然唐宋两代科举试赋（律体赋）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赋论特色：一是赋的本体论,即赋如何写的问题,亦是璺学古律之辩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赋与科举的牵连,围绕着科举试赋,文学派与经义派展开了不断的论争,并备才学之辩发展到朋党之争,赋与政治的关联日益凸显。     

《中国辞赋研究》评介

赋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体,是地地道道的国粹。历代赋数量巨大,文化内涵丰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非常值得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涌现出数十部赋学专著,而龚克昌教授《中国辞赋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的出版尤其令人振奋。该书凡793千字,     

汉武帝开发西北的措施及其成效

一、派兵攻打匈奴，基本解除匈奴对西北边境的入侵和骚扰 从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至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西汉对匈奴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战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武帝元朔二年至元朔六年，主要是为争夺河套地区。“元朔二年春正月，匈奴入上谷、渔阳、     

苏赋十题

本文首为苏赋辨伪,认为《苏轼文集》所收苏赋27篇,有两篇非苏轼作品。次为苏赋编年,二至五题逐篇考订了苏赋的写作时间。再次为苏赋辨体,六至八题分别论述了苏轼的骚体赋、律赋和文赋,认为苏赋诸体皆备,苏轼以文赋闻名于赋史,但他的文赋并不多。九题论苏轼仍以骈赋为多,着重论苏赋分类,认为苏赋题材十分丰富,含议政、纪游、吊古、咏物,苏轼不善饮酒,而咏酒赋特多。十题是比较二苏赋之异同,苏辙现存赋仅9篇,远较苏轼为少,作《缸砚赋》时年仅17岁,比《赤壁赋》的写作时间早25年。其《服菔苓赋》在当时已传到契丹,其《黄楼赋》尤为有名,杨万里甚至把《黄楼赋》与前后《赤壁赋》相提并论。     

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一明显的现象,即评论家往往　通过对作品的整理以表达其批评思想,作为文学批评分支的赋学批评也不例外。历代赋论家　编纂了大量的赋总集、选集、别集（专集）,尤其是到清代,赋集编纂风气炽盛,成果汗牛充　栋,成为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上均值得重视的现象。从史学观来看赋集的编纂,表现出与古　代赋学批评同步发展的情形,而从批评观来看,则赋集编纂也包括了赋的文体性质、赋创作　分类、古赋与律赋、赋作家群体研究以及对赋话产生之影响等丰富的理论内涵。     

文、赋相参乃为新

“以文为赋”和“以赋为文”,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中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系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成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以敏税的学术眼光,关注到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及其产生的必然性,并对其在文学史的创新意义,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一）文、赋相参是宋型文化的产物。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宋以前,它经历了古赋（包括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咏物小赋以及杂赋）、徘赋（即…     

白居易“兴化亭送别”与“《一字至七字诗》”

据南家计有功编撰《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卷三十九记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于大和三年春辞去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名义回到洛阳。行前，“朝贤悉会兴化事送别。酒酣，各请一字至七字诗，以题为韵。”“王起赋花诗，李绅赋月诗，令狐楚赋山诗，元镇赋茶诗，沈扶赋愁诗，韦式郎中赋竹诗，张籍司业赋花诗，范尧位道士赋书字诗，居易赋诗字诗”。关于“兴化事送别”一事，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据朱金城撰（白居易集笔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所作前言，认为“考大和三年春”，王起、李绅、令狐楚、元镇“均不在…     

陆机《行思赋》作年考

陆机《行思赋》所作时间,学界仍有争议。今据陆机入洛时间的新成果,以赋文中的蛛丝马迹和赋文主旨,将《行思赋》的作年定于元康五年（295）。     

笔势仿佛《离骚》经─—东坡赋考论

笔势仿佛《离骚》经─—东坡赋考论杨胜宽一、东坡赋的数量与写作时间问题由今人整理的《苏轼文集》（中华书局校点本），收入赋作２７篇，但其中的《飓风赋》、《思子台赋》两篇，自宋以来即已被认定为苏过所作［１］；而《快哉此风赋》一篇，据赋前小引，乃是苏轼守徐州...     

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扬雄长安初期的生平事迹 ,如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众说纷纭。本文论证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在汉成帝永始四年 ,并由此推断 :扬雄至京的年龄 ,今传《汉书》本传“赞”文说“四十余”确实错了 ,应是“三十余” ;先为王音门下史 ,后得王音和杨庄举荐 ,于永始二年或三年待诏 ;由于受到日蚀影响 ,永始元年即复的甘泉、河东郊祠 ,迟至永始四年方始实行。扬雄除为黄门侍郎 ,应在此年末奏《羽猎赋》和元延二年上《长杨赋》之间的元延元年。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其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拟赋论。     

《山海经》对汉大赋自然环境描写的影响及原因——以《子虚》、《上林》赋为例

通过对《山海经》与《子虚》、《上林》赋在内容、叙述形式、语言形式上的对比,考察了《山海经》对二赋自然环境描写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反映了《子虚》、《上林》赋对《山海经》中博物思想的继承。《山海经》的影响并不止局限于《子虚》、《上林》赋之中,汉大赋,甚至之后的赋体创作都有这种影响在其中。     

论汉赋文化机制的多元性

昔人称汉赋为“一代之文学”,其中包含两层意义:一、汉赋恢宏先秦文学,有使赋体文学定型之功绩;二、赋在汉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是任何一朝所没有的.前一种意义内含了赋体文学的渊源问题,后一种意义又标明赋体文学定型于汉代这一文学现象,表现了汉赋在汉代的特异性和包容性.     

汉赋渊源论

汉代赋作有骚体赋、散大赋和小赋。在三者中,能代表汉代文学特色的是散大赋,能代表汉家帝国气象的也是散大赋。汉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大交融、大交汇的时代。汉赋,特别是散大赋如同汉代其他文化式样一样,在文化上整合前代,承接着多方位的文化源头。在历代赋论中,失之于偏者多,许多人只注重赋的诗、骚传统,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影响;象章学诚：“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文史通义·汉志诗赋》）这样切合汉赋文化特点的言论,十分少见。失之于偏者多,是因为赋受影响于诗、骚的特征明显,不必细察即可发见;得之于全者少…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孔安国及其孔臧的生卒与学术

《史记》、《汉书》记载孔安国与孔臧的生平事迹及学术不详。综合前人成说,孔安国生卒年大致在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左右至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之间。孔安国学术内容广泛,其学术思想与稷下学派有关。孔臧生卒年大致在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至元鼎三年(114)左右。《汉书.艺文志》所录《太常蓼侯孔臧赋》20篇及唐复出的《孔臧集》早佚,今所见孔臧四赋、二书存于《孔丛子.连丛子》,尤其是四赋多为四言诗体形式,是所见较早的西汉四言诗体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江淹二赋对初唐文坛的影响

南朝文人江淹的《恨赋》、《别赋》在初唐文坛有过较大影响,卢照邻、王勃、李峤等人的创作均借鉴过二赋。以情系事,以事系情的结构框架,忧伤哀怨的情感基调,都曾作为历史传统被初唐文人继承。同时,初唐文坛接受二赋的挑战,作意使内容进一步扩大,使结构进一步优化,创作主体的参与意识也大为增强,句式的诗化倾向也更加明显。江淹二赋创作难度较大,是才子型作品。初唐借鉴发扬二赋的文人也都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均被视为天才型早熟作家,这是一个值得人们研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