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疆界:1500年前后欧洲边界变动的主体与动因

疆界的脆弱性或易变性,是人类集体生存的基本状况。在近代早期,欧洲有三种疆界,即文明疆界、基督教内部信仰疆界,以及形成中的主权国家疆界。这三种疆界都处于变易之中。帝国、君主国、贵族领地与自治市所形成的欧洲国家体系,是领土变动的行动者。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主导的基督教欧洲间的战争,欧洲各个领土国家之间的战争、联姻与继承,是导致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疆域变化的主要因素。     

建设"服务型工商"

在实际工作当中,特别是在开展“服务在工商,满意在工商”的活动中,我们始终注意与地方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使各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为全面建设服务型工商打开了绿色通道。 一、明确工商所的任务和职责,正确处理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开展“服务在工商,满意在工商”活动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要真正建立起服务型工商,不但要使社会满意、管理相对人满意,还要使地方政府满意。因此,我们从转变观念入手,引导广大干部,清醒地认识自身职能,牢固地树立工商所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必须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观念,正确处理好工商所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是结合分局开展的“建设学习型机关和服务型工商”大讨论,我们引导广大干部认真分析工作中,特别是在处理     

历史上的夏辽疆界考

西夏与辽朝的东段疆界,大致位于辽朝西南面招讨司所辖的范围内,基本包括阴山及其以东地区。辽朝与西夏的西段边界,很难确定下来,事实上是一段"模糊的疆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中,用条格带来标示西魏、东魏与柔然之间的疆界,表示出疆界的不确定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实用的方法,完全可以用在辽夏西段疆界的划定上。     

论英语文学的文化疆界及形象阐释

英语文学的文化疆界正在跨越传统的英美文学的地域边界 ,英语文学形象的文化阐释也变得日益复杂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 ,跨界研究 (Border -crossingstudies)的方法就相当必要。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看 ,英语文学的文化疆界应该有所扩大 ,不必局限于英、美两国的地理疆界之内。英语文学的跨界性和文化混杂性是全球化视野下文学研究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从"中国特色"走向"小康"与"和谐"

我们几乎总是用英国18世纪形成的概念、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总会不断地遇到矛盾;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总是认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错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理论本身,我们很少会想,用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可能会有什么错。我们有没有想过,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用英国式的工业化这种方式来组织?是不是就有可能,问题不是出在经验、实践上,而是出在理论、概念上?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再次回到当年《实践论》提出的问题,或者就像歌德“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那句老话说的一样,不是实践本身错了,而是概念、理论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也许不是错不错的问题,而是那个滋生理论的经验基础和我们的现实实践差得太远,而这个现实实践本身其实是完全可以产生出别的理论、别的概念、别的阐释框架的。     

"四唐说"历史分期三部曲

“四唐说”的提出与完善,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宋代,“四唐说”雏形得以凸显;二、元代,“四唐说”骨架得以成型;三、明代,“四唐说”论说得以完善。“四唐说”的拈出,标志着人们对唐诗流程有了更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分期。     

从"深闭固拒"到"依法力争"——晚清山东矿权交涉的两个片段

同治年间洋商在山东进行了猖獗的私采盗挖矿产活动,地方官员不得不藉"深闭固拒"以应对。《胶澳租界条约》签订之后,为了帮助德商山东矿务制造公司圈占山东大片矿产,德国驻华外交机构不惜死缠硬磨,步步紧逼。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员则尽可能地进行了抗拒,其策略也从"深闭固拒"上升到"依法力争",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清政府官员在国际化趋势下涉外办法与理念的演进。     

中国传统司法“官无悔判”之辨证——兼论清代地方司法治理实践中的“信谳”追求

学界多有学者将我国传统司法文化概括为“官无悔判”,而对于“官无悔判”的解读大多持批判的态度。“官无悔判”的定论与解读是值得商榷的。在清代以“信谳”为追求的地方司法治理实践中,官有悔判是普遍存在的客观史实,且主要表现为审断过误的改正,其中既有地方官的自行改正,也有依托于案件覆审程序的上司驳正。官有悔判的形成,一方面肇始于审断官吏们过而能改的内在约束,另一方面发轫于各级衙门间审断有责的外在规制。对于“官无悔判”的解读,不应仅仅局限于偏执回护、拒不改正错案的一面,在考察清代地方官追求“信谳”理念的过程中,也应关注到“一成不变,君子尽心”之义,以及俗语“官无悔笔,罪不重科”背后所呈现的据实详审的精神,其中也彰显了古人对听讼处断既判力与稳定性的维护。     

"中国"和"印度"

中国和印度,两大东方文明古国,在古代世界历史发展中极具影响,逐渐地,名称固定为“中国”和“印度”,今天亦然。但在历史上,曾经有称印度为“中国”、称中国为“印度”的情况,相形之下,诚是趣事。东晋的《法显传》屡屡提到“中国”,其中一处说:“度河便到乌苌国,乌苌国是正北天竺也,尽作中天竺语(原注:中天竺,所谓中国),俗人衣服、饮食,亦与中国同。”(章巽《法显传校注》,第33页,原标点未将原注抉出,现改正)所谓“所谓”者,包括“北天竺”在内的印度地区所谓也,可见在印度语言中有称中天竺为“中国”的。又有两处分别说:“从是(摩头罗)以南…     

人类学视野中"地理的地方"与"地方的地理"

"地理大发现"不仅使人类对世界产生了崭新的认识,也使西方的地理科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近代"西学东渐"以降,西方的地理科学传入中国,与中国的地理谱系、知识、价值和表述并置,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夹生现象",即中国的地理知识并没有融入到地理科学中,而我国的"地方表述"仍坚守着自己的传统.如何使地理科学与我国的地理知识、地理价值和地理表述相结合,形成具有特色的"中国地理学",需要学界进行反思、研究和重建工作.在这方面,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值得借鉴.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唐代西域的丝路贸易与西州商品经济的繁盛

文章在运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引用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阐发大唐盛世丝路贸易的繁盛.特别处于中西交通枢纽的西州,商品经济发达,处于全国前列.对其作为物资集散中心的国际市场,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转贸易所呈现的若干特点,值得我们刮目相看,并进一步加以研究.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中的表现说

"表现说"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中很有影响的艺术理论,它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也影响了对艺术起源、艺术本质的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既丰富了"表现说",又使"表现说"偏离了艺术对它的内在要求.因此,结合历史语境,细致分析"表现说"发展中的各种具体观点及其得失,将有利于今后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发展.     

中国转型期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及其突破点

客观存在的土地市场供求关系使农村宅基地的转让有着极大的内在动力,但现行法律法规又不允许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导致农村宅基地的转让多为私下进行。这种"暗箱操作"一方面使得农用土地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又使得本属于农民的土地权益被第三方侵占。最近施行的《物权法》在某些方面放松了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管制但依然难以流转,农村宅基地的流转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于民族自治县转变发展方式的若干思考

民族自治县也要转变发展方式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的要求,也是其自身走出一条新型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民族自治县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优化产业结构,战略任务是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着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及文化产业是崭新的任务.其基本途径是突出自身特色,通过合作构建自主创新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发掘农业生产潜力,并行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实施管理制度创新等.     

试论先秦时期的水灾与赈济

先秦时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失.为减少水灾的发生及危害,当时已意识到要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备,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保护森林,从而达到防灾救灾的目的.在灾后采取祈天禳灾、散粟赈民、以工代赈、调粟平籴等赈济措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