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尔斯·康斯特布尔：《中世纪宗教和社会思想研究三种》

康斯特布尔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教授、享誉国际的中世纪西欧思想史专家,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对修道院制度和精神的开创性研究。在1982年出版的纪念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的文集《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和更新》中,康斯特布尔和另一位主编罗伯特·本森(Robert L．Benson)撰写了导论,他们指出,哈斯金斯1927年所提出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这一概念进一步纠正了以为中世纪是“黑暗时代”的陈旧偏见,     

西方对中国长城和印刷术的最早介绍──16世纪欧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两大补遗

西方对中国长城和印刷术的最早介绍──１６世纪欧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两大补遗吴孟雪中世纪游历过中国而又留下记录的欧洲人，首推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的《游记》在东西文化交流史和世界地理学史上的意义，用一句话来说，是“前人之述备矣”。（１）但马可波罗...     

新的耕耘 新的收获——《两汉乡村社会史》读后

新的耕耘新的收获———《两汉乡村社会史》读后赵世瑜长期以来，乡村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十几年前，我们开始知道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洛赫著有《法国乡村史》，而拉迪里的《蒙塔尤》更是对中世纪一个法国村庄的历史复原。但受“精英史观”的影响，我...     

唐史暨唐传奇视域中的“诗—史”建模——钱锺书错判陈寅恪之献疑

自1940年以降,在“诗—史”关系论域,陈寅恪(下简称陈),钱锺书(下简称钱)相继有各自的思辨路径暨诗学建模。陈从未臧否钱的诗学观,然从1942年《谈艺录》脱稿到1984年《谈艺录》修订本,乃至2002年三联版《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所辑钱1978年的意大利演讲,钱数落陈的“诗—史”建模已逾半世纪。新世纪以来,学界介入此案之“孰是孰非”者渐多,大多数著述是判“钱是陈非”,其共同点是皆以钱著所主张的“诗—史分界”说为准绳,来径直错判陈的“诗—史”建模;却几无文献可证明错判者对陈著《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史述》《元白诗笺证稿》也下苦功细读过。故错判者始终未识陈是以社会史家暨文学批评史家之“角色叠加”视角来构建其“诗—史”观,进而不解陈在唐史视域所设定的“以诗补史”(归属史学),竟异质于陈在唐传奇视域所设定的“诗俟史证”(归属诗学)。其结果,也就形同“众声喧哗”地表决,错判了在“诗—史”观一案的“钱是陈非”。本文所谓“献疑”,是愿在对钱著、陈著作一视同仁之文献细读的前提下,指出钱对陈的“错判”,根子亦在钱作为诗学巨子之“臆见矜高”,而对陈著(特别是《元白诗笺证稿》)未肯系统“...     

中世纪教廷“封圣”问题研究——对“封圣”过程的非宗教层面考察

与历史悠久的圣徒崇拜史相比 ,教皇“封圣权”的获得是相对较晚的事情。在教皇正式行使“封圣权”的最初几个世纪中 (即中世纪中后期 ) ,教廷封授的新圣徒人数呈逐渐减少的趋势。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 ,从非宗教层面来看 ,其原因可归于“封圣”周期的渐趋延长、“封圣”所需费用的日益增加以及政治因素对“封圣”过程的影响 ,但最为主要的原因还是教廷“封圣”策略的变化。从根本上说 ,中世纪中后期“封圣”过程中出现的由多封型向少封型的转变是教廷谋取和巩固权力的反映 ,但其最终结果却与教廷的集权愿望背道而驰。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与金景芳先生商榷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郭沫若先生的观点是:“井田只是公家的俸田,这是土地国有制的骨干”。“井田制是有两层用意的: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对直接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的计算单位。(《奴隶制时代》第29、31页)。去年《历史研究》第二、三期发表了金景芳先生《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商榷》的文章,不同意郭老关于井田制的上述观点,认为中国的井田制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马尔克”公社;井田制的形式就是孟子的“八家共井”。我并不完全同意郭老的井田说,但尤觉得金先生的     

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思潮史》及4卷本《日本文学史》,是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史研究中代表性、集大成的著作.《日本文学思潮史》突破了作家作品论的模式,具有可贵的革新意识,形成了科学严谨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日本文学史》作为迄今仅有的中文版大型日本文学史,资料丰富,填补空白.但在文学史基本概念、术语的确立、理解、界定和表述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对“文学思潮”的界定,对西方文论中“写实”、“浪漫”、“象征”等文学概念与日本特有的文学思潮概念之间的对接,对“诚”、“幽玄”、“寂”、“粹”(意气)等日本文学基本审美概念的阐释,对日本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界定及不同性质的理解等等,都留下了可以再加思考的余地.     

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

2004年12月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是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史的奠基之作。该书作者郭延礼教授是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出版的专著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新探》、《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自西徂东:先哲的文化之旅,》以及“秋瑾研究”、“龚自珍研究”等专著八种。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就介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80年代后一直从事该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这些都为他完成《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     

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

对西方当代学术尤其是史学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雅克·勒高夫这位年近八旬的法国当代史学大师和中世纪史专家。笔者对勒高夫的了解始于九十年代初开始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文时。在查找到的相关文献中多列有勒高夫近半个世纪前所作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后来因对西方历史的兴趣日涨，又去上他有关中世纪史的课程，亲自领教了勒高夫先生精细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     

“六经皆史”源流考论

传统的观点认为“六经皆史”系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的一种创见 ,2 0世纪已有不少人提出“六经皆史”为明代王阳明所首倡 ,但是笔者在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详细查证之后发现 ,元代的郝经比王阳明更早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并且发现郝经之所以能够提出“六经皆史”论 ,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而是渊源有自。因此笔者对“六经皆史”的渊源进行了一系列考证 ,最终得出结论 ,“六经皆史”其最早应渊源于刘向、刘歆父子之《七略》、《别录》。     

‘文化’探义

“文化”一词在西方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世纪的希腊。当时,希腊人已把文化世界(Nomos)与自然界(Physis)、文化定律(Nomol)与自然定律(Logos)区别开来。①在这一区别中,自然指的是“不经过人类加工过的客观世界或自然宇宙。”②而文化则是人造的现象世界,它是习惯、风俗、制度等等的总和。例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把文化与习俗等同。与此相适应,自然定律(Logos)是必然的,人们必须听从的。而文化定律则是或然的,人们可以评判与修改的。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哲学智慧的功用之一就是引导人们去听从自然以及批评与改造文化。在古罗马与中世纪前期,讨论文化甚少,讲伦理化的自然很多。谈得最多的是宗教意义上的人的教化。到了中世纪后期,文化一词的拉丁文“Cultura”开始出现。但它既没有古希腊人讲的Nomos的含义,也没有中世纪宗教教化的内容与色彩。它的意思简单地指人对自然物的加工、耕耘与养育。如对土地的耕耘和对动物的饲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现在的“农业”一词有许多相通之处。把文化与人的修养与提高联系在一起是从17世纪开始的。17世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行的重要会议和承担的重大课题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2007年年会,于2007年9月20日至22日在聊城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6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土地制度及农民身份演变”、“中世纪的社会生活及其他”等三大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1840——1949)”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办,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聊城市政协承办的“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1840—1949)”学术研讨会在聊城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     

红学史描述的新尝试——评陈维昭著《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

20世纪刚刚过去,中国学术史走过了焦躁而沉重的一个世纪。在这世纪之交,百年的学术史的得与失、成与败亟需总结与评估。然而,对于百年学术史,究竟应该如何评估?如何描述?对批评进行批评,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尺度与视点,这却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种种。作为学术史的一部分,20世纪的文学研究史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陈维昭先生的《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以下称“陈著”)选取了《红楼梦》研究中这一领域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究竟应该如何评估与描述20世纪的红学史?有人以“现实主义”、“科学主义”为准绳,于是索隐…     

“史子”、“学室”与“喜揄史”——读云梦秦简札记

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云:“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又,《编年记》载:“今(指秦始皇)……三年……八月,喜揄史。”把简文中“史子”、“学室”与“喜揄史”联系起来作一番考察,有助于     

有关《金史》成书的几个问题

元修宋、辽、金三史,《金史》“独为最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学者施国祁在其“竭二十余年之力,刊伪补脱”的《金史详校》序中说:“金源一代,年纪不及契丹,与地不及蒙古,文采风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裁大体,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芜;载述稍备,非《辽史》之阙略;叙次得实,非《元史》之伪谬。”比较《宋史》、《辽史》、《元史》的弊     

“东西方封建社会比较研究”讨论会在昆明举行

<正> 1982年10月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在昆明召开了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与会的有72个院校和科研单位的115名代表,共收到论文70篇。会议探讨了:(一)东西方封建社会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及其对封建社会延续时间长短的影响;(二)东西方封建土地制度的差别;(三)中国、日本、印度同欧洲封建城市的不同特点及其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四)东西方封建诸国阶级关系和政权形态的不同;(五)东西方封建社会文化和宗教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在“双百”方针指导下,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会议期间,修改了研究会章程并商定贯彻“世界史各研究会负责人工作会议纪要”的一些具体措施。学会定于1984年夏除讨论世界中世纪史的体系、分期以便为编写多卷本《世界通史》打好基础外,仍要继续研讨东西方、特别是中外封建社会史的对比。还确定1983年秋在长沙举行一次关于马丁·路德的专题讨论会。     

关于“后西辽”

《辽史·天祚纪》记西辽事,时间颠倒、事实错讹之处甚多。吾友周良霄在《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三辑《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多有辩证。即如以下一段:(耶律大石)“驻军寻思干(撒马尔罕)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尔罕。”按甲辰岁即公元1124年,系大石西走的一年,时年三十八岁。其在撒马尔罕附近的克特万草原战胜塞尔柱克素丹辛札儿统帅的忽儿珊大军是在1141年,时年已五十五岁。如谓大石在甲辰年即位,则不应将其事置于驻军寻思干以后。且“葛尔罕”是中亚各族的叫法,1124年时他尚未至中亚,何得有此称号?若谓大石是在“回回国王来降”以后,“文武百官册立为帝”,则其事又不是在甲辰年。至于所谓“西至起儿漫”则更属荒唐。布来胥奈德《中世纪研究》(第一卷,第216页,注555)以为,此所谓“起儿漫”即撒马尔罕布哈拉之间的克尔米纳(Kermaneh),亦颇有疑问。我     

一部具有独创性的学术专著——读评王健的《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王健研究员的《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出版后,我为年轻朋友的新作感到喜悦而荣光,很快翻阅了目录,读了“序”和“后记”,有了大概的印象。因作者是以新思维方法审视、研究、解释周朝政体的,有许多新的提法和观点,与传统研究西周史的书不同,故迟迟不敢动笔写读后感。读读、停停,思考、联想,慢慢才悟出一些道理和认识。一、破旧立新另辟蹊径20世纪90年代初我写周史时,只拜读到孟世凯先生的《商周史话》、日本学者的小册子《西周史》,受益匪浅。为了有所改变,我采用了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读《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

近日,《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终于同读者见面了,这是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界的一件大喜事。作为这部书编著人员和资料翻译人员的同仁和朋友,我对这部书最终正式出版由衷地高兴。由于这部书的出版,列入国家“六五”、“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最后成果的三部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研究的专著,即《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已全部出齐。二十年来为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研究呕心沥血…     

关于世界通史的体系问题

(一)“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不久以前,《光明日报》(1984年3月14日)发表了何兹全先生郑重呼吁《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一文,对我国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种无可讳言的缺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史学界的通病是一般“搞中国史的就不问世界史,搞世界史的很少搞中国史;这里面有辩证法所反对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以致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