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家谱编修特色探究——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著作,有着自己的一套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索编修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对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家谱在体例继承与创新、编修材料考证与甄选、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家谱功能宣扬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意义。     

论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的互动

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在近6个世纪的时间里相互影响。徽州家谱通过编修活动宣扬了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为徽商的经商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家谱的编修使徽商名垂后代成为可能,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内在追求。家谱的修撰还为徽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重要的凭证,使他们能够通过商籍顺利入仕。在家谱成为徽商发展不可或缺因素的同时,徽商也为家谱的编修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明清徽州家谱编纂的繁荣。     

《商丘宋氏家乘》编纂流传考

《商丘宋氏家乘》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商丘地区家谱中编修较为完善的一种,不仅对研究宋氏家族有重要的意义,其典型性对于研究商丘地区家谱编纂工作亦有重要的作用,《商丘宋氏家乘》的编纂流传过程,大致可分为初创、定型和衍变三个发展阶段.     

徽州家谱编修特点与价值研究——以《馆田李氏宗谱》为例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文献资料,有较系统的编纂理论与方法。在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过程中,编修者十分注重家谱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具体表现在重视家谱体例继承与发展、重视家族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重视家谱的教化和激励功能。《馆田李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上述特点,袭用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该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乡村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的意义。     

再论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

山西清徐《罗氏家谱》中的罗某某,约生于公元1500年左右,出生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问世以后,他不可能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伪劣假冒罗贯中关系到中国学术界的声誉。三部《罗氏家谱》否定了两个假罗贯中。山西清徐《罗氏家谱》中的罗某某、祁县《罗氏家谱》中的罗本即罗贯中的两个"鱼目",如再企图"混珠"可以休矣!     

有关家谱整理、研究工作的构想

自中国第一部家谱,殷代甲骨文《家谱刻辞》(“儿氏家谱”)以来,中国家族谱由萌芽发展到有完整的体例;由官府把持发展到民间私撰;由文词简陋发展到有一定的书法。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直至明清,止于民国,历三千余年,谱牒之学可谓渊远流长。家谱内     

近代历史编纂理论的变革与发展

近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代,受时代条件变动的影响,中国历史编纂模式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围绕历史编纂与时代条件的关系、历史编纂变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编纂结构的改造等方面,中国近代史家作出了颇富特色的论述和改造,他们的一些论述与思考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宗族图像叙事与乡村文化共同体构建——以江西婺源地区为例

宗族图像是中国古代祖先信仰的重要载体.宗族图像彰显了祖先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风范,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在江西婺源甚至整个古徽州地区,无论是以祖先画像为中心的家族祭祀仪式还是以编纂绘制家谱为核心的修谱仪式,都是强化宗族成员对家族伦理秩序和宗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活动.它通过一系列的礼仪,来强化祖先形象,加强祖先与后世的联系,建立后世子孙的伦理道德观念,维护家族团结,提高宗族凝聚力.其促进了宗族共同体的建构,并对乡村治理起到规范秩序的作用.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档案编纂的关系

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档案编纂的关系上 ,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档案编纂发展的促进作用 ,以及档案编纂对于维系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所发挥的主要功能。     

散文编纂之新探——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为例

1935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中国新文学编纂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为编辑新文学作品的方式,成功建立了我国新文学的编纂体系;作为分体文学的编纂体例,建立了新文学史分体编纂的雏形。前后五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作品的分体编纂标准有一定的连贯性,随着时代的变化也有一定的改变,这种变化更多体现在与时代有着紧密联系的散文编纂上,因而,散文编撰体系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前后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散文写作地位与性质的变化。     

家谱的地方性特色及价值

家谱文献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家谱的起源、地方性特色、收藏、整理及价值的角度,对家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分析,提出了作者的一些见解,认为家谱在当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古代人物的研究、封建时代宗族制度的研究、移民问题的研究及增强海外华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     

谱牒资源开发的经济与文化意义研究

家谱是我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风貌。研究家谱是华夏特殊的文化现象,开发家谱资源,凝聚炎黄子孙,具有经济学研究价值和史实研究价值。     

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综述

上海图书馆与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联合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８—２０日举行“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学者汇聚一堂，各抒己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一）家谱的史料价值。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对家谱的史料价值予以重视，出现了不少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学术论著。不少会议代表就在自己的学科领域运用家谱资料取得斐然成果。如吴仁安应用家谱、方志和文人笔记等史料撰写了《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刘志伟运用家谱和其他人口资料撰成《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钱杭则通过族…     

宋代家谱序跋的文化意蕴

家谱序跋是序跋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文体形式。文章以宋代家谱序跋作为文献依据,在考析此种文体到宋代大量增加的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其文体特征及文化意蕴。宋人在为家谱撰写序跋时,在切入点选择上体现出浓厚的远代世系情结。在铺叙为文时,为了让家族的特色凸显出来,在书写策略上形成了家族间的"比赛"。这些撰写范式在后来不断地被认可、模仿,从而强化了家谱序跋的文体特色。宋代家谱序跋的大量涌现,从特定的角度折射出宋代家族地域文化的发展演化,有其深厚的文化意蕴。     

近代正统论的嬗变及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西方的历史编纂理论、体裁体例等开始输入到近代中国,客观上成为推动中国历史编纂学向近代化转变的重要标志。正统论作为传统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在近代出现了颇为有趣的演变,即在前期（1840-1860年）仍受到史学家的关注,并在具体的史书实践中得到贯彻;从1860年到新史学思潮兴起前,一些史学家已经认识到正统论的不足,开始质疑正统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希望将正统论的消极作用从历史编纂中剥离开来;新史学思潮兴起后,正统论遭到近代史学家的尖锐批判,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探索近代正统论的演进路径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对于我们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不仅有丰富绚烂的史书体裁、体例,在历史编纂理论方面也有颇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后者是支撑中国历史编纂学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理念与实践:近代汉外辞典的诞生

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华后,汉外辞典的编纂迎来黄金期。字典,中国古已有之。不过,19世纪以降西人编纂汉外词典,虽以字典、韵府等中国的传统名称名之,但是却赋予了西方的形式和内容,导入了全新的理念。以传教士为主导的汉外辞典编纂,不仅为中外人士——甚至包括日本人的外语学习(英语和汉语)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而且还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字典而无辞典的现实。19世纪汉外辞典的编纂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其辞典编纂的理念、实践、传承、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可以看到,在西学东渐的近代知识大移动中,汉语是怎样将西方的新概念变成可资利用的语词资源的。     

论中国教育法典的编纂定位

在教育法典编纂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教育法典——教育法典的编纂定位问题成为当前教育法典相关研究中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教育法典的编纂定位直接决定了教育法典的编纂范围、编纂逻辑、编纂内容、编纂形态和编纂框架。从教育法典的本源性及中国教育法典的特殊性来看，我国教育法典的编纂应当明确以下五个定位，即教育法典应当是运用行政法、民法等调整规则和调整方法，来解决教育领域法律问题的领域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全面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适度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易于被民众理解、接受和使用的应用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以公民受教育权保护为核心的权利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以教育实体法为主，教育程序法为辅的综合法典。教育法典的编纂应当以上述编纂定位为编纂工作的始发点，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切实推动和保障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教育法典。     

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因为编撰性质不同而不应将两者完全等同一致。关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之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更可得见当时新旧史学转换的种种特征在历史撰述中的具体表现。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通常被认为是开始使用了章节体,其实仍以使用纪事本末体为主,编纂形式新意无多,而其划分历史阶段的分期观念,以及受此影响而在历史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改变,其学术意义则不可忽视。清末出现的多种中国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成为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     

承前启后 开拓创新——唐代典制史著编纂述论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处于重要阶段的唐代,是典制史著编纂的开拓和创新时期,成果卓著.其编纂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编纂特色,均对史书体裁和史学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并对后世典制体史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杜大琏《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

<名臣碑传琬琰集>是南宋学者杜大硅编纂的一部碑传资料汇编,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的研究者大多从史料学的角度肯定其考史成就,而指摘其编纂体例.今天应该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深入阐发此书的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进一步丰富中国史学史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