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家谱编修特色探究——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著作,有着自己的一套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索编修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对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家谱在体例继承与创新、编修材料考证与甄选、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家谱功能宣扬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意义。     

论黎锦熙《中国大辞典》的编纂思想及其学术价值

黎锦熙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辞书学理论与编纂实践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主持并参与编纂辞书的过程中,黎锦熙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理论,他的辞书学理论引导并推动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字典与辞书的产生与发展;他的辞书编纂理论反映了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原则,揭示了语言的系统性,体现了辞书编纂体例的创新。这些先进的辞书编纂理论为后来的辞书编纂及辞书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20世纪的“中国小说史”编纂

20世纪编写“中国小说史”著作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 :1897年至 2 0世纪最初 2 0年为奠基期 ,2 0年代至 70年代是演进期 ,80年代以后是求变期。在这框架下梳理了“中国小说史”著作发展的轨迹 ,并从史识、学识、学养、视角等不同角度 ,或详或略地将一些代表性的著作进行了评介 ,为以后治中国小说史者提供借鉴。     

《中国文艺年鉴》编纂史略

与年鉴理论和年鉴编纂方法的研究相比,我国年鉴编纂史仍是一个薄弱的研究环节。据笔者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调查,以1911～2008年为检索时限,以“中国文艺年鉴”和“中国文学年鉴”作为检索主题或篇名,结果发现,除了可数的几篇断代文学年鉴和地方文学年鉴的研究文章外,关于《中国文艺年鉴》的研究论文几近空白。与此同时,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艺年鉴》的出版也缺乏全面了解,     

近代历史编纂理论的变革与发展

近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代,受时代条件变动的影响,中国历史编纂模式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围绕历史编纂与时代条件的关系、历史编纂变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编纂结构的改造等方面,中国近代史家作出了颇富特色的论述和改造,他们的一些论述与思考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国企业集团长期发展需要把握的若干问题

本文根据企业集团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的阶段特征,提出我国企业集团的长期发展,必须把握好发展战略、产业领域、联结纽带、组织结构、发展级次和体制制度等一系列战略性和制度性问题.     

《中国体育年鉴》编纂问题研究

《中国体育年鉴》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编纂的一部全面反映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权威性工具书,集知识、信息、资料为一体,准确、系统地记载了新中国体育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国际体育赛事风云,是广大体育工作者和体育爱好者的重要参考书。     

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丰富成果和思想智慧,是当前推进学术发展的迫切需要.首先应当在以下三个理论问题上形成共识:一、历史编纂是史家才、学、识、德的重要载体;二、历史编纂是"再现真实历史"的综合创造过程;三、历史编纂的内容广度和著述格局都随时代而发展,必须以动态眼光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再作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学科体系就一定能建立起来,并使之不断完善.     

近代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习惯法”

在近代中国法律移植运动中,各种新型法律概念生成。“习惯法”一词正是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借鉴《瑞士民法典》的产物。在现代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如何认识、界定、评价、吸纳与整合既有的本土习惯是一个重要课题。清末,“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虽然在立法中确立,但由于缺乏实证化和司法化的机制,导致民商事习惯无法转化为确定的形式化法律条文,民商事习惯调查成果也被束之高阁。民国以降的主流法律理论深受德国思想影响,倾向于贬抑“习惯法”的作用。近代中国法律史上“习惯法”的命运,对当下中国的民法典编纂,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深刻领悟“六个坚持”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六个坚持”是党的二十大一个重大理论贡献,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提供了根本遵循。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深刻认识和领悟“六个坚持”的重要意义与思想内涵。     

中国民法典的定位与编纂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然而,关于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却远未达成共识,因为对中国法治的问题意识,以及民法典应当达到怎样的“水准”尚有不同的认识.而民法典定位不同,法典编纂的体例就会出现差异.基于我国法治实践与私法自治的理念,我国应该务实定位民法典的目标,通过制定民法典实现民事法律的科学性、逻辑性与体系性;民法典的功能应该专注于私法(私权)裁判规范这一单一功能上.基于这样的定位自觉,民法典的编纂体例宜采近潘德克顿式,放弃其他体例.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救亡图存”与近代中国世界史编纂的萌生

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都有自己的学术史,都有其萌生、发生、发展的历史。自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甲午战争前约半个世纪,是中国世界史编纂的萌生时期,尽管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年,但已鲜明地表现出这一学科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内容。它是中华民族危机日趋加深催生的产物,“救亡图存”是其担当的时代使命。     

从档案文献编纂看中国档案文化的若干特点

档案文献编纂是中国档案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典型体现。它透视出中国档案文化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档案文献编纂的选题表明档案文化是一种“官方文化” ;档案文献编纂的从事主体表明档案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 ;档案文献编纂的历史文化进程表明档案文化是一种有着强劲再生能力的“元典文化”。对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文化事业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论中国教育法典的编纂定位

在教育法典编纂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教育法典——教育法典的编纂定位问题成为当前教育法典相关研究中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教育法典的编纂定位直接决定了教育法典的编纂范围、编纂逻辑、编纂内容、编纂形态和编纂框架。从教育法典的本源性及中国教育法典的特殊性来看,我国教育法典的编纂应当明确以下五个定位,即教育法典应当是运用行政法、民法等调整规则和调整方法,来解决教育领域法律问题的领域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全面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适度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易于被民众理解、接受和使用的应用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以公民受教育权保护为核心的权利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以教育实体法为主,教育程序法为辅的综合法典。教育法典的编纂应当以上述编纂定位为编纂工作的始发点,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切实推动和保障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教育法典。     

散文编纂之新探——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为例

1935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中国新文学编纂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为编辑新文学作品的方式,成功建立了我国新文学的编纂体系;作为分体文学的编纂体例,建立了新文学史分体编纂的雏形。前后五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作品的分体编纂标准有一定的连贯性,随着时代的变化也有一定的改变,这种变化更多体现在与时代有着紧密联系的散文编纂上,因而,散文编撰体系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前后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散文写作地位与性质的变化。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档案编纂的关系

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档案编纂的关系上 ,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档案编纂发展的促进作用 ,以及档案编纂对于维系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所发挥的主要功能。     

史德的演进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德"观由最初的"素心"、"公心"与"直笔"、"求真"等,到章学诚"强调慎辨主观与客观,尊重客观,不以主观强加于客观"以及"史德在于心术,心术在于明天人,明天人在于原道,道又折衷于孔子",完成了中国古代史德观念的建构。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史德"观不仅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还深受西方历史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重新界定和诠释"史德"的新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当数梁启超、刘掞藜、柳诒徵、李泽刚等。历史编纂学追求的历史真实和历史的善性,都有赖于史学家"史德"、"素心"的涵泳,而历史编纂的语言和技巧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史学家的"史才",但实质上观照的是史学家的"史德",可以说史家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史书编纂之优劣,也更深层次的影响到对历史编纂的理解和全局掌控。     

年鉴“特载”栏目的设置与编纂

"特载",有的年鉴称为"特辑"。从我国年鉴编辑出版现状看,多数年鉴设置这个栏目,其内容重要,位置也较突出。因此,研究这个问题方方面面就显得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