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族地域“乌力楞”的特点

鄂伦春族从十七世纪开始,血缘“乌力楞”逐渐向地域“乌力楞”转化,由于其特殊的生存方式和历史原因,使鄂伦春族的地域“乌力楞”具有与农牧业村社不同的特点。 下面从八个方面分述之。 一、地域“乌力楞”占绝对优势,但仍有个别血缘“乌力楞”的存在。比如在毕拉尔路“乌力楞”中,只有约9％的“乌力楞”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这个唯一的血缘“乌力楞”是由一个父系大家庭组成的。但这个“乌力楞”仍不能说是严格意义的父系家庭公社,因为除了血缘因素以外,其它方面都与其它“乌力楞”无异。 二、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这一点是农村公社的重要特征,鄂伦春族也没有例外。 在家庭公社阶段,公社实行严格的共产制原则,全部财产归公社集体所有,共同劳动,集体消费,只有一小部分个人用品除外。生产工具和住宅也无例外地归公所有。到了农村公     

西周的社会性质——封建社会

一、“家庭公社”发展的两个前途:奴隶制和农奴制由父系氏族所发展成功的“家庭公社”,它里面包含着奴隶制的萌芽,同时也包含着农奴制的萌芽,因而它的发展前途会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奴隶制首先充分发展起来变为奴隶社会,去消灭了氏族制度;一种是农奴制一直顺利发展起来变为封建社会,保留着氏族制度的公社组织形式。在后一种类型的发展过程中,奴隶制往往与农奴制并行,但局限在家庭奴隶的形式上面。家庭公社,是父系氏族在采用农业耕作及奴隶     

黎族合亩制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質的研究

关于黎族合亩制問題,解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曾先后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合亩制是“具有原始氏族部落性貭”的組織;有的认为是“父系家庭公社”;有的认为是“农业公社残余的一种类型”;有的认为是“原始的家长制的共耕社”;有的认为是“家庭公社残余的一种形式”……等等。我們发现所以存在这么多分歧的意     

试论苦聪人“和”的扬弃

绿春县倮沙村的拉祜族(苦聪人)在集体经营时,生产逐年上升,而实行土地承包后,他们却重返森林,土地荒芜,经济骤跌。本文阐析了这一特殊民族,特殊现象的原因——苦聪人独特的社会心理:以“内”为主宰,以“和”为圆心,划出一个和睦相处、团结度日的圆,同时又留下无为无欲、安贫乐困的轨迹。对此,作者认为,当今不宜过多人为地去发展该地区的家庭经济、调整其经济形态,而应褒扬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意识,促其意识形态的跨越。     

鄂温克人的“乌力楞”公社

鄂温克族,约有一万三千余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及黑龙江省讷河县等地,解放前已进入封建社会。唯有游猎在额尔古纳河畔的人口不到二百人的一少部分,直到解放时还处在父系家庭公社末期阶段。考察还保     

略说拉祜西家庭制度中的母系制原则

1984年春,笔者随指导教师同赴云南作实习调查,调查项目主要是少数民族中的母系制残余。因此,我们选择了澜沧县糯福区和宁蒗县永宁区两个点,调查了拉祜族的一个支系——拉祜西和被归为纳西族一支的摩梭人。本文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拉祜西家庭制度中至今尚存的母系制痕迹及其反映的母系制原则。     

论黎族合亩制的性质

在现今通什市为中心的五指山地区,据目前所知道,自清朝中期以来,就存在着一个黎族合亩制社会,被称为人类社会的“活化石”。解放以来,深深地吸引着许多学者对它进行调查和研究,并且先后发表了许多论文,对它的性质进行了探讨。但是,各家的观点很不一致,有的认为是“处于原始社会的解体阶段,属家庭公社时期”;有的认为是“父系家长制家族公社”;有的认为是“农业公社残余的一种类型”;有的认为是“由家庭公社转变为农村公社的过渡阶段”;有的认为是“在原始的家长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家庭共耕组织”;或者是“原始的父系家长制的家族共耕社”;有的认为是“半封建半奴隶制社会”等等。各种意见有不下10种之多。而这些意见,从论述的过程中来看,各家都是依据基本相同的材料,从合亩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中作出结论,但结论不同,为什么?其主要原因是合亩制的生关系比较复杂,合亩本身存在着三类不同的形式,又由于各人研究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因此得出结论也就不同。     

殷商宗法制简议

殷商有无宗法制?我国古代宗法制是西周开创的,还是如孔子所说:经过夏、商、周的因、损、益?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存在着异议的问题,本文仅就殷商宗法制作一简要的论证。依据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共同规律,以父权为核心的宗法关系是伴随着父系家长制家庭公社的形成而形成的。父系家长制家庭公社虽已区分为自由人与非自由人,但仍是一血族团体。血族成员之间虽由于父权的出现而失去了原来的平等关系,但在经济上仍保存着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生产和共同消费的关系。家族公社是氏族公社的分枝,氏族之上有部落,部落之上还有部落联盟等血缘团体,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由儒、墨显学所传颂的尧、舜、禹“禅让”时代,即相当于     

一部富有特色的黎族文化研究新作——简评《黎族“合亩制”研究》

《黎族“合亩制”研究》是经国家教委组织有关专家评审后,列为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的科研课题。该书由琼州大学陈立浩教授主编,于1994年公开出版问世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 黎族“合亩制”的区域,在今通什、乐东、琼中等市县交界的五指山腹心地区。“合亩制”与我国的独龙、鄂温克、布朗、拉祜、崩龙等民族长期保留着的家族公社形态一样,是研究我国家长制家族公社十分重要的“社会化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尤琪为第一个发现并诉诸文字介绍的     

试析拉祜西的年节──“扩”

试析拉祜西的年节──“扩”扎努云南拉枯族的自称主要有拉枯纳、拉枯西和拉祜普，各支系的文化异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国外学者在泰国还发现了拉祜尼即红拉枯等，安东尼·Ｒ·沃克著文介绍了一些有关拉祜尼的文化习俗。①云南省思茅地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懦福乡南段、巴卡...     

拉祜族“班考”现象的文化阐释

拉祜族传统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中,存在着一种“班考”现象。这种现象的基本特点是,拉祜人有两个“居住地”,一个是相对稳定的村寨大家庭住地,另一个是随着游耕地不断迁徙的临时住地,这种临时住地,拉祜人称作“班考”。一、“班考”现象是拉祜族游猎游耕文化的特有反映,固定住所与非固定住所并存,这是与其生产的不稳定性相一致的。二、“班考”现象是拉祜族大家庭制度裂变的产物,“班考”为大家庭制度向个体小家庭制度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三、“班考”现象为拉祜族分配,继承制度变迁提供了现实条件,即从原始平均主义分配继承原则转变为个体私有制分配、继承原则。     

“热潮”以后的“冷思考”——澄清对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的误解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设想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在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的同时 ,也在不少方面误解或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笔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否提出了在落后国家首先发生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思想、马克思在“跨越”问题上早年思想和晚年思想是否相互矛盾、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否在“跨越”思想上相互对立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否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思想的证实等四个方面的冷静反思 ,得出了与不少学者不同的结论 ,意在澄清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跨越”思想的误解。     

春秋时代的“室”和“县”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化为私有制。”按照笔者的看法,我国商周社会中的井田制度,就是这样一种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中间阶段”的公社所有制。但是,这时的公社所有制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略

本文认为,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研究的深入,已出现一门“《起源》学”。坚持和发展《起源》的基本理论及其学术成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文章着重叙述恩格斯写《起源》以前对原始社会史的创造性研究,以及为准备第四版对《起源》进行精心修改和补充的情况,论证了恩格斯独立完成《起源》并非偶然,而是有着长期研究的坚实基础。同时,也是为了击退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科学理论的进攻。文章还结合当今有关学科的新成就,对《起源》中的原始社会分期、级别婚、家长制家庭和父系家族公社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     

多种“工厂史”、“公社史”已完成初稿

去年下半年广州市的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暨南大学等派出了许多教师和学生到工厂、农村,和工人、农民—起编写“工厂史”、“人民公社史”、“乡志”、“县志”等等,据我们了解,现在已完成初稿的有“华南缝纫机厂厂史”、“东莞县志”、“东莞常平人民公社史”、“篁村营志”、“燕塘营志”、“亨美人民翻身史”、“英联人民翻身史”、“常平钢铁厂史”、“番禺人民公社史”等等初稿十种。这些“工厂史”、“公社史”等初稿,是通过党委挂帅、发动群众、组织专业力量共同搜集材料,综合整理编写成功的,许多资料都经过审慎研究,编写时注意它的特点。这是在我国历史科学研究的新的方向下所取得的新成绩。华南师范学院十四个师生、暨南大学一百多师生通过这次下厂下乡     

“家”的法哲学建构何以可能？

家庭关系、伦理、结构、秩序、仪式、位阶等共同构成“家”的法哲学的基本内涵。由于人文底蕴的迥异,“家”在中西方语境中的价值表达也各有不同。传统儒教国家既把家庭视为人类认知文明与实践良知的终极场所,又把家庭作为遵从公共规则与实现政治理想的源发地。这意味着,“家”既蕴含着个体身位所需践履的“名分之守、爱敬之实”的家内礼法秩序,同时又得以将这种拟制、扩大的秩序上升为国家社会治理的制度需求。这造就了中国传统家庭法哲学中强烈的家族主义“泛家化”的特征。但是,由于迭经现代化的“毁家”运动,中国人对于“家内礼法”的理解已经在形式上全然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现代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家庭被边缘化,重家的合法性也遭到排斥。在整合国家社会价值观时,我们不得不面临“家”的法哲学何以建构的难题。     

“壮西”的艺术特点

侬易天同志在《壮族民歌种种》一文中,对“壮欢”、“壮加”、“壮囡”、“壮西”等几种壮族民歌的艺术特点作了分析介绍,其中谈到:“无论从形式或韵律方面看,‘壮西’要自由得多。它没有腰脚韵互押……远没有‘壮欢’含蓄、凝炼和紧凑。”(见《民间文学》1980年第九期)我认为,这一论断是非常片面的。所谓“欢”、“加”、“囡”、“西”,是不同地区的壮族群众对壮族民歌的称谓。叫山歌为“西”的,主要是南部方言区。“壮西”的形式或韵律,是不是那样“自由”呢?不。如德保的北路“西”,流传于田东、田阳、百色、靖西等邻近县及云南省文山州的部分地区。这种“西”的韵律结构要求特     

车载音响“三国志”

随着中国家庭轿车的不断普及，曾经遥远的大自然突然变得那么触手可及。一边开着车，一边聆听着车载音响付出的悦耳旋律，您是否觉得无比惬意，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可是您知道吗？在十年前，车上的音响系统可是需要您“出血”选购的高级配件呢。中国的汽车音响市场，大约从90年代中期才算正式开始，在80年代，一般汽车上唯一能有的就是一台AM收音机加上一支听多了就破响的喇叭，由于汽车在那时候本来就是公家的较多，大量日本舶来品充斥市场，汽车音响也不例外，到90年代，市 面上几乎所有的汽车音响产品都是从日本进口，主要产品也只有AM、FM收音机和卡匣式放音机，对那个时候汽车音响的回忆就是堆得高高的卡式磁带，到90年代中期后，随着“家庭轿车”概念的提出，数位CD的逐渐普及，单片CD主机、多片CD换片机前仆后继，中国人民的耳朵开始觉醒，对音质的追求提到了首位，不同人群对汽车音乐的不同爱好和追求，也形成了日本音响，欧洲音响，美国音响的三国时代。     

民和官亭地区土族的“七月会”

<正> 一、关于土族“七月会”的起源 民和县的土族主要聚居在官亭、中川两个公社,也有一部分居住在与官亭邻近的甘沟公社,约三万人。官亭地区位于民和县南部八十多公里的黄河北岸,四季分明,以农为主。 “七月会”是土族人民本民族传统的集会活动,土话叫“纳顿”。“纳顿”从每年农历七月中旬开始举行,直到农历九月中旬才结束。若追溯到“纳顿”的起源     

“东女真”与“西女真”

“东女真”与“西女真”,是高丽人的称呼。《高丽史》称居住在高丽东北方的女真人为东女真或东北女真,亦称东蕃;称居住在高丽西北方的女真人为西女真或西北女真,亦称西蕃或西北蕃。有时还将两者统称为北狄或北蕃。无论“东女真”还是“西女真”,他们长期与高丽相毗邻,关系较密切。然而,就在高丽王国存在时期(918—1392年),这些女真部落就先后归附了中国的辽、金、元王朝,并成为这三个王朝的组成部分。本文拟就辽朝时期(916—1125年)“东女真”与“西女真”的来源、分布及其归属等,作一番考察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