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词为词体发生的标志

李白词作的真实性,有诸多史料证明.词体的创制,是李白天宝初年宫廷生活的产物,有着从宫廷乐府诗、宫廷歌诗到宫廷应制词,再到以词体抒发个人情怀的渐进过程.其中<清平乐>为李白所创制,也是词体文学的最早创制;<菩萨蛮>、<忆秦娥>为李白天宝二年秋的思归之作.李白的宫廷词确为词体发生的标志.     

曲词民间起源论检讨——曲词发生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现代词学研究中,词起源于民间说一直是主流的观点,但这一观点需要反思和检讨。从词的界定来说,词体的发生,就音乐原因来看是盛唐之后经过法曲变革主要源于六朝清乐的新曲子;就其文学建构因素来看,则是通过糅合乐府诗的杂言以成长短句、借鉴熔铸近体诗律而定型化的。考察魏晋六朝以来的本土清乐发展历程和近体诗的形成历程,这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而魏晋以至盛唐之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以宫廷贵族为文化中心而存在的。在盛唐开天时期的玄宗宫廷中,音乐制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即由传统的大曲歌舞演出到清雅的小型乐队轻音乐演出的转型、由隋代初唐盛行的喧闹胡乐到以清乐吴声法曲的转型、由传统的以乐舞为主要音乐表现到以声乐为主要音乐表现的转型。音乐消费创造了对歌词的需要,所以这一时期以七言绝句为代表的声诗大量涌现,曲词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李白的宫廷应制词创造便成为百代词曲之祖。词既不是起源于民间也不是燕乐的产物,词起源的民间论和燕乐说存在诸多矛盾,词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当中,是宫廷音乐消费对歌诗需要的产物。词的产生和形成,就发生时间来说,是盛唐的天宝初年;就发生的地点来说,是盛唐宫廷而非民间。回顾百年来曲词发生史的研究,对民间、平民之类概念的推崇...     

论早期应制应歌词的词史意义

应制、应歌体现了词的接受者对于词体产生和发展的刺激作用和推动作用。应制词首先是从应制诗中蜕变出来的。早期应制词是词体产生的中心环节。早期应制词即席演唱,到太白体方具词体意义,太白体应制词奠定了早期文人词的女性化特征,词本体对其有个漫长的接纳过程,直到白乐天体、温飞卿体才实现对太白体的呼应和回归,标志着早期应制词历史使命的完成     

中唐文人词的艺术成就与词史地位

中唐文人词的作品数量与初盛唐相比 ,已有所增长 ,表明文人词的作用正在摆脱那种偶尔染指、零章单篇的偶发状态 ,逐步走向自觉与熟练。“依调填词”已经成为中唐文人的一种较自觉的创作实践。表明这个时期文人在音乐文学形式及创作方式等理论观念上已趋向明确和成熟。在内容题材方面 ,中唐文人词的创作正逐步突破宫廷娱乐的狭小范围 ,有所扩展。在艺术风貌方面 ,中唐文人词既表现出受近体诗和民间词双重影响痕迹 ,又体现出文人词特有的艺术风采和审美特征。     

论宋初体

宋初体是由刘熙载首先提出的与瘦硬体相区别的一个词体概念,它主要指宋初时由词人群体写作集团所构成的词体范畴。从其词人构成来说,宋初体词人属于松散的士大夫词人集团,却有着近似的时代特征,一是承传着早期文人词的某些特点,书写士大夫的怀抱;二是效仿花间,词写艳科,从而具有了花间和早期文人词的双重品格。宋初体体现了北宋士大夫群体觉醒前夕的词体状态,为晏欧体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另外,就应体特征而言,花间体主要是为宫廷贵族的应制应歌,宋初体呈现应制应歌向应社的转型,瘦硬体则实现应社之特征。宋初体与瘦硬体无论在词人的创作动机、词体特征、词史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种种差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年晚于瘦硬体代表人物张先的宋祁被归入宋初体词人阵营。     

李颀歌行体人物诗与盛唐气象

以往的文学史家,由于理路的扁平与叙述的方便,往往把李颀置于盛唐大家名家之后讨论,不仅把他淡化得模糊,且存在盛唐前后期的倒置。李颀歌行体对初唐朝代易革、边塞、闺怨三大题材予以大刀阔斧的革新,而且与送别酬赠诗结合起来,成为新型的人物诗,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物。这些人物多为时代精英,展现了盛唐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而七言歌行也在李颀手中绽放出新奇光彩,对此后的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都有绝大的影响。     

论词体文学演进中对吴声西曲的容受

吴声西曲是六朝时期流行于南方民间的乐曲,由于统治者的喜好而被采入宫廷乐府,创作艺术上取得了进步。吴声西曲的发展过程为同属音乐文学的词体文学演进奠定了基础。词体文学在承续吴声西曲创制手法、结构形式、表现内容等层面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终演变成独立的文学样式。考索吴声西曲与词体文学间的关联与转换,或能将乐府与词之间潜在的勾连关系呈现得更加清晰、全面。     

试论苏颈应制诗的审美特征及对盛唐诗歌的贡献

针对前人对苏颂应制诗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对其应制诗从体势、立意、笔法等审美特征方面进行细致探讨,并对其应制诗的题材、风格、律化进行分类说明,指出苏颞的应制诗对盛唐诗歌所起的推动作用。     

王维七律的新突破

与初唐诗作相比,王维现存的20首七律,在风格、技法、意境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沈期、宋之问等人开创的宫廷应制七律,至王维已经发展到了顶点。     

王维诗勃兴的文化政治因素

王维在盛唐诗坛的实际影响力超过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其诗歌在当时拥有从宫廷贵族到地方百姓的十分广泛的接受群,形成“天下右丞诗”的局面.这一声誉的取得,与王维全面性的成就与盛唐兼容并包的文化心理之间的契合、王维适应盛唐时代文化趋尚的诗歌艺术特征以及盛唐政治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王维驰誉盛唐和后世赢得的较高声誉为探讨流行和经典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样本.     

论王维“无可无不可”说及其思想渊源

本文从儒、佛、玄等思想背景论证唐代诗人王维在亦官亦隐、无可无不可的处世哲学背后 ,所恪守的仍然是封建时代的君臣大义和济世意识。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李白和白居易对日本古代和歌与文学的影响

李白与白居易是我国唐代著名的伟大诗人,他们光辉灿烂的伟大诗篇不仅在一代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中流传下来,鼓舞和激励着汉民族的子孙后代,还给日本的古典和歌与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通过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李白与白居易的伟大诗篇给日本的古典和歌与古典文学赋予了汉文化的底蕴,从而论证先进高度的文明向原始低级的文明传播的必然性.     

安阳一带殷商传说的文化透视

安阳是殷之都城,至今仍流传着关于殷商的美丽传说。本文从概况、类型、分布、流传等多方面对安阳的殷商传说作个介绍,并试着分析其特点、成因及相关内容。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     

唐宋之际道教的变化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以李白和苏轼为例

唐宋之际,道教的神仙思想和炼养方式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李白和苏轼为例,分析了这种影响是怎样具体发生作用的。     

唐初贞观之治里的诗歌拓展

唐初贞观之治时期 ,南风炽盛、北风浸微。以李世民、王、魏徵为代表的北方诗人 ,禀承了北方文化因子 ,其创作更多地基于开国气象的豪壮气势与开阔襟怀 ,与代表宫廷诗传统的南方诗人明显有别。李世民以其特殊的身份、及其对诗歌提倡的影响力 ,为唐诗的发展开一条新路作了积极有益的推动 ;王、魏徵的典型的教化派 ,明确地站在绮艳诗风的对立面。他们以北朝诗的雄健沉厚之气 ,冲淡了唐初由南风盛行一统的局面 ,为诗歌表现范围的日益扩展与开拓 ,起了重要作用     

宋之问与《代悲白头翁》的著作权案

《全唐诗》卷八十二收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诗,同诗在卷五十一亦收,题为《有所思》,署名宋之问。多种文献均指出是宋之问剽窃刘希夷之作。宋之问为人品行低劣,卖友求荣,趋奉权贵,剽窃他人作品是他的人格使然;宋之问生活的时代,武则天、韦后等相继弄权,朝政混乱,贤愚不辨,士无特操,这是促成这场著作权疑案的外部环境。     

浅析王维、李白之诗对禅宗与道家"空灵之美"追求的差异

本文结合王维和李白的诗歌对禅宗与道家所追求的"空灵之美"的不同之处进行浅析。     

唐五代人对李白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考察李白诗在唐五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可以发现盛唐时期人们对李诗怀有浓厚的接受兴趣,中唐以后,虽有李杜优劣之论,但李杜并尊的意见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李诗的传播方式主要为编集传播和选诗传播,二者均对李诗的流传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