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人学”本质——《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述评

三教关系折射出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许多重大关联。《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一书抓住儒佛道三教的"人学"核心,从三教的人学教化理论、三教关系的人学融合理论、三教的完人理想、三教人学的当代意义等方面,对三教关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人学"纲领统一下三教关系史上许多疑难问题得到了恰当、合理的解释。     

论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本文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探讨了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作用.认为外来的佛教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千百年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进行的成功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交互融中,中国佛教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国佛教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佛教的人生哲学可以给人以思想启迪,佛教的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中国佛教的圆融和谐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唐宋帝王的三教融合思想

在唐宋时期三教融会、“三教合一”的文化思潮中,封建帝王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统治者对儒、道、佛采取了分别利用的态度.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唐宋诸帝这种融合三教的态度和行为,对三教在政治、思想、学术等层面上展开深层的、广泛的、有机的融合产生了极大影响,“三教鼎立”的格局逐渐被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所替代.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     

儒佛道交融的朱熹天理论

朱熹的天理论包括理本论、理本源论和理一分殊说等俱是其立足儒门,融会儒释道三教的产物:朱熹的理本论直承程颐,同时也汲取了佛道的本体论智慧;朱熹"理→气→万物"的宇宙论得益于<易传>、道家特别是程颐的本源论的启示;朱熹的"理一分殊"借鉴了华严学的一多关系论,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一分殊说.     

儒佛道与士大夫人生选择的揉合

儒学提倡经世 ,鼓励士人积极参与社会 ,投身王道政治。道教则提倡出世 ,成为失意士大夫规避现实的精神慰藉。佛教传入后 ,儒佛和佛道之间相继找到了共同点 ,逐渐融合 ,而且始终体现着同士大夫人生选择相揉合的过程。士大夫首先表现为儒学和大乘佛教的经世 ,“学而优则仕” ,表现出救民于苦难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但严酷的现实无情嘲弄了他们色彩斑斓的救世之梦 ,道教和小乘佛教便如久旱之甘霖 ,滋润了他们悲伤的心灵 ,于是他们寄身山林 ,逍遥自适。当然 ,潇洒不凡的外表难以掩饰其内心对人生的执着追求。     

南朝佛道关系论及其学术渊源

佛道关系是南朝三教论争的核心问题之一.南朝最早的佛道关系论是优劣异同论.由此分化后,产生了态度温和的佛道异同论和态度偏激的佛道优劣论.南朝佛道关系论的学术渊源在于魏晋玄学.佛道异同优劣论就是玄学老庄与名教异同论和宗教斗争融合的产物.南朝佛道关系论,还受到了玄谈风气、玄学体用范畴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南朝关于佛道关系的论争是魏晋玄谈的延续.     

宋代居士的“三教融合”思想及其影响

宋时,出于自身发展的要求,儒、释、道三家之间的斗争开始缓和,相互的融合逐步加深。但是,儒家的入世与佛教的出世之间的矛盾,成为宋代众多排佛的士大夫抨击佛教的理由。以苏轼、张商英、黄庭坚、王安石、李纲、王日休等为代表的居士们纷纷提出"儒释无二、三教融合"论,对儒家和佛教之间矛盾进行调和,促进了儒释道三教的进一步融合,对后世的"三教融合"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佛、道修持思想与实践探源

儒家、佛家、道家三者丰富、深奥、价值弥高的修持思想和实践,根植于原始文化土壤.其中,巫史祝卜为儒家修持之学打下深刻的文化烙印;神仙方术直接催化了道教修持思想与实践;而古印度原始宗教则推进了佛教修持之道.理解与解释儒佛道修持思想与实践,不能脱离其所产生的原始文化生态和古老思想母体,否则,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儒、释、道对晚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家彼此渗透、重新整合的晚唐时代，一种长于抒情、偏于写意、善于表现、贵于朦胧的新的审美理想－－优美在此时形成。这一新的审美理想在诗歌创作中通过“不光是泳史的怀古诗”、“不仅是言志的无题诗”和“不限于男女的爱情诗”等大量的作品得以具体展现。正是从晚唐开始，诗歌艺术由壮美、崇高的外在开拓，重新回到了优美、和谐的内心志趣，并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审美之旅。     

杜甫与儒、道、释

出自“奉儒守官”之家的杜甫，读书、为官、治国、平天下，是其一生的襟怀和追求；访道求仙，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企图为自己寻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出入佛门，一为口腹之需，二为抑郁情结的驱遣。与释、道二门的交往，不仅与其儒学追求不相抵触，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印证了杜甫儒学追求和邦国之思的执着。     

儒、释、道对初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并行发展,并逐渐形成鼎足之势的初唐时代,道家的自然旨趣通过王绩而实现着“从脂粉绮罗走向荆钗布裙”的努力,佛教的民间传播通过王梵志等人实现着“从帝王将相走向凡夫俗子”的发展,儒家的社会理想通过“四杰”和陈子昂等人实现着“从宫廷台阁走向江山朔漠”的开拓。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初唐诗歌渐渐摆脱了六朝宫体的遗风余绪,而开启了万象更新的唐诗气象。     

儒释道精神与中国人的宗教心理

以儒释道精神为背景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理生活和行为方式;而儒教、道教、佛教作为宗教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影响尤其体现为对其天命观、鬼神崇拜意识等宗教心理的塑造.在儒释道教化大背景下阐释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意义的.     

儒、释、道的自由观比较研究

儒、释、道自由观均重视人的自由问题,但在出发点与时效性方面存在差别。儒家是以“人学”为核心内容的学说;佛教是从修心的角度出发的,追求来世精神自由;道教是追求得道成仙,向往无拘无束的活神仙境界。这三者的自由观均有糟粕之处,应给予扬弃。     

儒、释、道的“三农”观比较研究

儒学、佛教和道教均有其各自的三农思想及其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认真总结三家的"三农"思想及其实践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解决我国新形势下出现的三农问题,不但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而且也具有较大的学术理论意义.     

北魏儒释道三教关系刍议

北魏建国160年,占整个北朝时间的一半以上,研究其三教思想关系,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北方地区思想界的变化与发展。北魏王朝从不自觉到自觉,最后变成汉文化的推崇者,其整个过程证明了文化低的民族必然要被文化高的民族所同化的这一历史规律。儒家文化始终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起到了治国、经世致用学说的特点。道佛两家是宗教,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不能直接成为治国的学说,只能依附于儒学,而不能和儒学抗争。研究三教关系,必须把社会政治作为首要的研究问题,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确定三教之间谁是主流,谁是支流。     

从儒道墨法的对比中看儒道互补格局的形成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家的命运迥然相异,其中墨学沉寂,法家逐渐式微,儒家崛起并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位置,道家紧跟其后,与儒学相配合,一张一弛,引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其中的原因只能结合四个学派的思维特质去分析才能得以明了.     

从相争到合流——中国古代儒释道对话的当代启示

伴随儒学独尊、佛教传人、道教兴起,“三教”在伦理本位、形神因果、夷夏之变、仪礼教法几个方面展开了长期的论辩。经过约五六百年的对话,儒释道终于从相争走向合流,逐步形成了“三教”鼎立的新文化格局。此一过程启示我们：在多元宗教的背景下,回避冲突、引人暴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化解宗教冲突还是应走对话的道路。以中国古代儒释道对话的情形论,功能似合流与本位似合流或是宗教合流的两种途径,可以有效地化解宗教冲突。